斗法诈骗九段

　　如果诈骗也和围棋一样评定段位，我遇到的这个对手绝对是诈骗九段，他的家庭堪称诈骗之家，我要讲述的是和这个诈骗九段及诈骗之家过招的事：

　　兴旺建筑公司与万里实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空手套白狼——诈骗七段

　　万里实业公司向兴旺建筑公司借款三百五十万元，这不是简单的借贷，要说清这个借贷原委，过程挺长、挺复杂，要费些笔墨。

　　南方石油局在市侯家塘梓园路口有一块土地，万里公司老总伍显迪找到南方石油局，提出要和他们合作建房，条件是：南方石油局出地并出百分之二十的建房资金，万里公司出百分之八十的建房资金，共同建设一栋二十多层的商居大厦。为表明自己的实力，万里公司还出示了一张在深圳银行的两千万的银行存款证明。

　　南方石油局觉得万里公司的建议可行，决定和万里公司合作建房，合作建设的房屋定名为宇阳大厦。双方合作成立了宇阳大厦建设指挥部，伍显迪任指挥长，指挥部有独立的财务，单独的银行账户。

　　宇阳大厦这样一个几万平米的基建项目，对建筑公司自然有诱惑力，伍显迪还在和南方石油局商谈合作建房事宜时，便对外放风，说要建一栋几万平米的商居大楼，他是指挥长。

　　所以，宇阳大厦八字还没有一撇时，伍显迪已经成为了基建老板的座上宾。最后伍显迪同意将该项目交给兴旺公司来承建，但也给项目经理杨天余提了不少要求，诸如：要求兴旺公司交三十万元定队保证金（建筑行业的通常做法），要垫资建设到正负零以上三层等等。

　　在杨天余将三十万元保证金交给伍显迪后（正常做法是要交给项目指挥部），万里公司和南方石油局签订了合作协议，在完成相关报建手续后，指挥部和兴旺公司签订了建筑安装承包合同。按照这份合同的约定，兴旺公司既不需要打保证金，也无需垫资。但在这份建筑安装承包合同以外，伍显迪又私下和兴旺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要求兴旺公司对他单方作出了一些承诺。

　　兴旺公司进场施工后不久，第一笔工程款一百五十万元就打到了兴旺公司的账户。但按照兴旺公司给伍显迪的承诺，这笔款只是出来旅游的，而且是一日游——该款一到兴旺公司账户，马上就被万里公司借走。第二笔工程款一百七十万元，旅游线路和第一笔如出一撤。

　　兴旺公司领到的工程款全部被万里公司借走，同时还要配合万里公司造假，比如：万里公司本来没有送钢材到工地（工地的钢材是兴旺公司自己购买的），但万里公司硬是要兴旺公司开出收到其提供的五百六十吨价值一百五十一万二千元钢材的收据……

　　宇阳大厦建到正负零以上四层时，兴旺公司的请款单，没有请来一分钱工程款，请来的是一张停工通知。

　　工地一停工，南方石油局马上关注，但此时，作为项目的指挥长伍显迪已经不见踪影。南方石油局感觉情况不对，马上派人去银行查询项目指挥部的账户余额，发现账上二百五十六万余元资金已经被悉数转走。

　　账户是双控账户，财务章由南方石油局控制。按财务的理解，该账户的资金支出，必须要南方石油局同意才行，所以南方石油局就死死的捏住那枚财务章，以为资金就高枕无忧了。其实不然，财务章只代表公司财务一个部门，真正代表公司的是行政章，也就是说，通过行政章，可以变更财务章。项目指挥部的行政章由伍显迪掌控着，实际上，南方石油局掌控财务章没有多少意义。

　　指挥部账户上的资金被转走，就是伍显迪先以指挥部的名义向银行报告，财务章遗失并声明作废，然后又用另一枚自己刻制的财务章取代原来留存的那枚财务章（这样南方石油局掌控的财务章实际是枚作废的印章），之后转移资金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至此，兴旺公司和南方石油局才如梦方醒，伍显迪是个诈骗犯，被他玩了场空手套白狼的游戏。伍显迪消失了，一同消失的还有宇阳大厦的所有建设资料。

　　高手就是高手，诈骗时行云流水，撤退时干净利索。

　　小律师签了个大单

　　被骗的是南方石油局和兴旺公司两家，但傻眼的只有兴旺公司一家，南方石油局不是很急，因为在建的宇阳大厦毕竟搬不走。

　　留给兴旺公司只有一条路——打官司追债。

　　1997年，是我做律师的第二年，其时尚在雅礼中学教书，应该还是一个很“嫩”的一个律师。在这单业务前，我虽然也做了近十单业务，但都是些法律关系简单，标的比较小的业务。在当年，三百五十万元的业务，对任何一名律师都是一笔大单。由于海龙威系列案件办得漂亮，这枚幸运之果砸在我头上了——杨天余通过朋友找到我，要我帮其打官司。

　　在同行羡慕的眼神中，我签下了这个诉讼标的达三百五十万元的大单；在同行惋惜的眼神中，这一单应当收到十万元以上代理费的业务，我没收一分钱，又是做风险代理。

　　案子的法律关系非常简单，就是万里公司欠了兴旺公司的钱，万里公司开出了欠条，兴旺公司有银行转款凭证，证据充分。兴旺公司赢官司是毫无疑问，但官司赢不赢得顺利？执行能不能到位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按照当年法院内部的分工，这个标的达到三百五十万元的案子，自然要由中级法院管辖。但我考虑该案的关键是执行，而执行的力度，基层法院明显要大于中级法院，所以，我说服杨天余，将案子放在T区法院。当年，法院的级别管理没有现在这么严格，T区法院也没有请示中级法院就将案件立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一着棋，如果一审放在中级法院，案子的结局很可能就会要改写了。

　　费尽周折的副本送达

　　T区法院立了案，接下来就是送达起诉状副本。送达起诉状副本，虽然是诉讼中的一个必经程序，但是它却是一个最简单、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一个环节。往往是案件的承办法官在原告的带领下，跑到被告所在地将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举证通知等交给被告了事；如果是外地的，邮寄送达也可以；如果被告实在找不到，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告送达也行。反正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但万里公司的这个副本送达，我和承办法官陈法官真是历尽千辛万苦，费尽周折才送到被告手中，这是我律师生涯中的唯一一次费尽周折的副本送达。

　　万里公司的母公司在深圳，万里公司完全是为宇阳大厦这个项目而设立的，工商注册的办公地点在本市劳动路十四号，办公房是租用的，注册完成后，房子就没租了，说穿了，万里公司就是一个皮包公司。所以起诉状副本只能送达给伍显迪本人。声名赫赫、运作着亿元大项目的万里公司却只有董事长伍显迪一个人，其办公方式还是移动办公。

　　肥肥胖胖、体态臃肿的伍显迪其实滑得象一条泥鳅，要找到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伍显迪的手机早就是单线联系了——他想找你时，他的电话就是通的；而你要找他时，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

　　杨天余虽然和伍显迪交往了一年多，但对伍显迪的情况也知之甚少，只知道伍显迪是常德安乡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伍维，小儿子伍琼，都曾经在项目指挥部任职。伍显迪可能在冬瓜山有一住房，其家很有可能就安在冬瓜山这套住房内。

　　找伍显迪的任务自然是我的，杨天余徒弟曾经开车送伍显迪到冬瓜山，他带我到冬瓜山伍显迪下车的地方，但我很快判断这里不是伍显迪住处。这里很杂、很乱，而且房屋档次也低——伍显迪应当不会委屈自己和家人住在这样一个地方。而且伍显迪成心诈骗，肯定不希望杨天余知道他的真实住址。

　　我将摩托车停在伍显迪下车的地方，沿着马路前后左右辐射两公里的范围走了一圈，寻找伍显迪可能居住的地方。

　　在和南方石油局谈合作时，伍显迪为证明自己的实力，曾经和南方石油局领导说，他在冬瓜山开发了一栋房子。如果伍显迪这句话是真的，那么我就找到了伍显迪的住处。因为在方圆两公里范围内，符合只有一栋房子的小区、且这栋房子建设的时间是在九十年代中期这两个条件的房屋，只有这一处(冬瓜山的房子大多建成于八十年代)。

　　接下来是守点。雅礼中学的晚餐很早，五点多就吃完了，晚餐一完，我便到那栋房子周围守点，看能不能碰上伍显迪（虽然没有见过伍显迪，但工商登记中有他的身份证），守了五六天，每天晚上从六点守到十一点，居然没有见过一次伍显迪。但我可以判断伍显迪一定是住在这里，期间他儿子伍维开了台牌照为湘J10867的白色捷达车来过一次。通过旁边居民了解，证实他老婆和女儿住在这里，伍显迪并不经常回，他们还将伍显迪女儿指给我看——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妹子。

　　我知道这样守下去不是办法。我便出了五百元钱给旁边的一个人，要他帮我看着，如果伍显迪回家，要他电话告诉我，并答应他找到伍显迪后再给他五百元。

　　三四天后的晚上七点，我便接到了线人的电话：伍显迪刚回家。

　　我一方面要线人盯紧，另一方面马上通知陈法官。

　　陈法官这一段时间都将案卷随身带着，就是随时准备去找伍显迪的。我接了陈法官到了伍显迪家，敲门、拍门、捶门，反正里面就是不开门。刚开始，里面还有动静，一敲门，里面就音息全无，而且亮着的灯都灭了。

　　法律、法院、法官其实有时也是苍白无力的，明明知道里面有人，他不开门，你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和陈法官在门口静悄悄的站了近半个小时。外面静悄悄，里面也静悄悄。

　　我在这之前已经探明，这栋房子只有一个出口，我和陈法官便从伍家悄悄的撤走，在离房子出口不远的地方观察守候。

　　开始，还有个路边小店给我们避一避寒，九点以后，小店关门了，我和陈法官就只能在马路上等了。当时是十二月份，一年中最冷的时节，亏得我们还年轻，抗得住。我当时对陈法官说，有了钱，第一件事就去买台小车，要是坐在车内守点，就不至于遭这样的罪了。

　　十点钟时，对面马路上走过来一个姑娘，我一看，是伍显迪的女儿。我便和陈法官商量，怎么办？

　　陈法官开始说：不打草惊蛇。后来又自顾自的说，已经是醒壳子了（即“都知道了”），什么不打草惊蛇？还不如去碰碰运气。

　　我和陈法官拦住那个姑娘，问他爸爸伍显迪在哪时？她居然一脸茫然：伍显迪是谁？我不认识，我也不姓伍。然后径自往前走了。

　　陈法官望着我：是不是伍显迪女儿咯？

　　我说：百分之百，肯定，一定。妈的，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那晚我们撤走的时间是十一点多钟，那个姑娘始终没有回家。真的应了中国那句古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那晚我和陈法官都冻得不行，陈法官冻病了，我回家围着电炉子烤了一个多小时火，才觉得身上暖和。从那晚至今，我都认为陈法官是一个真正的好法官。

　　冻了一晚，还是有一点效果。第二天伍维打电话给陈法官，说是要和陈法官见个面，陈法官约他就在法院办公室见面。同时通知我到法院和伍维一起见面。

　　我分析，伍维应当是来打探消息的。一个法官，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为送达一份副本，在当事人家门口守了大半夜，这不正常。作为伍显迪一方，探明一下情况也是有必要的。伍显迪会不会现身？不管怎样，我都要有所准备。我要杨天余找几个有车的朋友帮忙，在法院附近待命。

　　伍维和律师是走路进入法院的，在陈法官办公室，东扯西扯，反正不入正题，要他签收起诉状，他以没有得到伍显迪的授权为由不签，陈法官也没办法。

　　这回让我见识了伍维，一个年龄比我还小、但油滑不知要超过我多少倍的小青年。

　　如果伍维是打的士到法院的，伍显迪可能没有去法院，我的下一个行动计划没有可能实施；但他们是走路进的法院，我估计伍显迪很可能在车上或就在附近。只要盯紧伍维，就可能找到伍显迪。

　　伍维出法院大门后，并没有急着拦的士，而是步行走了。

　　我马上通知埋伏在法院旁的两辆小车跟上。伍维才走了三百米，一辆白色的捷达车便停在伍维旁边，伍维上车走了。

　　我们的两辆小车，一辆超过捷达车，一辆紧跟其后。捷达车走了不到一公里就被逼停了。

　　车子被扣到法院，伍显迪并不在车上。在车子的座位下搜出四万元现金，车尾箱有很多图纸资料，都是宇阳大厦的。律师说四万元现金是他的，伍维说车子是租的。

　　陈法官将四万元现金给了那名律师，但车子没有给伍维，要伍维拿车子租赁的手续来。

　　伍维走后，我对陈法官说，一定要想办法扣下那些资料，那些资料可能是伍显迪最关心的。

　　下午伍维拿来了车子租赁合同，车子是租了伍斯的，月租金四千五百元，车子的行驶证确实是伍斯的名字。

　　陈法官说，车子给你可以，车尾箱的资料要扣留，因为这些都是宇阳大厦的资料，所有权属于项目指挥部。

　　这下伍维急了。几经交涉，最后，伍显迪以配合法院审理作为条件要求拿回资料，法院同意了。伍维拿着伍显迪的授权委托书，拿走了车和资料，同时拿走的，还有起诉状副本等等。

　　兴旺公司的目的不是要车，也不是要资料，目的是要尽快结束这个案件的审理，尽快进入执行。通过扣车、放车，兴旺公司的第一步目的达到了。

　　骗了不跑——诈骗八段

　　也许有人会问，干嘛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送这份副本？干嘛不公告送达？

　　这中间是有原委的：如果伍显迪只是空手套白狼，骗术只能算是诈骗七段，说他是诈骗九段，肯定还有更高明的在后面。一般的骗子，骗到手以后，肯定就是逃之夭夭。你看伍大师明明白白的把南方石油局骗了，他不但不跑，还请律师和南方石油局打起了官司，要求南方石油局返还其投资款三百万元及违约金二百一十万元。同时还申请法院冻结了南方石油局的银行账户。哇！真有大师范！真有大师派！一个人如果真正有志于行骗这一崇高职业，一定要找伍显迪伍大师伍尊师来指点指点。

　　所以兴旺公司只有尽快结束审理，进入执行，才有可能去截留南方石油局将要给万里公司的工程款。如果公告送达，公告一次就是两个月，加上登报的时间（登公告还要排队等候），将近要耗时三个月，而且至少要登两次报。等这里判决生效了，真的：黄花菜都凉了。

　　万里公司和南方石油局的官司在中级法院开打，万里公司虽然恶人先告状，但南方石油局也不示弱，提出了反诉，要求万里公司赔偿违约金二百万元。

　　按正常的法律程序，象这类合伙纠纷，如果要散伙，首要的是进行清算。具体到这个案子中，就是要对已经建设的宇阳大厦进行鉴定，查清宇阳大厦已完工程需要支付多少包括工程款、报建费在内的诸项费用，然后将宇阳大厦评估作价拍卖，然后再分清违约责任，最后才来分账。

　　但这个案子，在没有对宇阳大厦进行鉴定时，法院却决定从南方石油局先予执行一百五十一万元给万里公司。

　　当时我便非常纳闷：这个案子有必要先予执行吗？能够先予执行吗？先予执行是法院在案件尚未终局裁定前，为解决权利人生活或生产的急需，裁定义务人预先支付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财务给权利人的一项制度。这项制度一般只适用那些追讨抚养费、赡养费、医疗费、抚恤金、劳动报酬或者是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案件。

　　但万里公司和南方石油局的案件与这先予执行的概念及适用范围都风马牛不相及。万里公司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仔细一想，明白了，万里公司失手了T区法院，他估计T区法院的判决很快会出来，而万里公司与南方石油局在中级法院的判决肯定远远迟于该判决，所以赶在T区法院下达判决前将能从南方石油局拿到的钱先拿到手。等兴旺公司执行时，又白忙活了。

　　法院为什么会同意下达这份先予执行的裁定？不言自明！

　　如果是书生，肯定在悲愤于法院的执法不公，然后写上一份长长的“关于什么什么不能先予执行的报告”，呈送给法院领导。结果：有可能是石沉大海——你连案子的当事人都不是的，法院凭什么要答复你？也有可能法院会给一个我们认为……的答复，但有一个结果是肯定的，先予执行到位了。

　　我不是书生，在做律师之前我是体育老师，搞体育的思维开阔，不怎么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出手讲究快准狠，更讲究实效。我知道这个信息后，没有太多的悲愤，而是马上见招拆招。

　　我马上以兴旺公司的名义向中级法院写了一份申请，要求成为南方石油局和万里公司案件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请求将南方石油局付给万里公司的款转付给兴旺公司，这样好，打架一起打，信息同步了，不然先予执行到位了，自己都不知道。

　　为了保险起见，我同时向T区法院报告，要求T区法院给中级法院送达协助执行裁定，要求中级法院将要划拨给万里公司的案款划到T区法院账户冻结。

　　这两个工作一做，中级法院的先予执行裁定居然没有下达。在这个问题上，兴旺公司暂时赢了！

　　T区法院二月份判决了，判决的结果自然是万里公司还兴旺公司的欠款。直到案件判决，我还是没有见到传说中的伍显迪。

　　居然有二审

　　游戏玩了这么久，我懵懵懂懂的当了这么久的主角，直到现在，我才依稀看清楚伍显迪伍大师的局：

　　这个局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骗，骗杨天余和南方石油局；第二部分是抢，通过法院从南方石油局再抢一些钱。第二部分的技术含量要比第一部分高得多，表面看，“抢”的目的是要点钱，其实“抢”还有一个重要作用，那就是为“骗”正名，用“抢”来掩盖“骗”的事实。诈骗毕竟是犯罪的，如果打他一个民事官司，那就是告诉别人，我这不是骗，我们是有纠纷。

　　伍显迪虽然骗术了得，但能够布一个这么大、这么巧妙的局，显然伍大师一个人的能量是远远不够的。这中间应当还有一个很高的高手在策划，你想呀！骗了不跑，还来耍无赖抢钱，要多大的底气！

　　在高手林立的对手面前，我绝对是个小律师，虽然小律师没有大智慧，但小律师有大责任心。小律师看高手过招，虽然有点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始终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一招一式的学习，一招一式的揣测，分析每一招式的用意，也判断下一招可能怎么出？那段时间，我律师水平提高很快。

　　我虽然也猜想万里公司有可能会上诉，但真正上诉时，我还是颇感意外，因为象这样一个欠债还钱的案子，上诉能有什么意义吗？

　　接下来，便有一件反常的事：陈法官尚未整理装订案卷时，中级法院民二庭的一个法官居然打电话到T区法院，问这个案子的案卷怎么还没送上去？

　　这就奇了怪了，陈法官说：当法官五六年，还是第一次听说二审法院法官到一审法院要案卷的，要问也是立案庭问，怎么也不可能轮到审判庭室。

　　那些天，我反复在琢磨这个事，我判断，万里公司肯定还有一个未被我发现的计划。中级法院民二庭的法官主动到基层法院要案卷，说明万里公司已经在中级法院找好了法官，案情这么简单，法律关系这么清晰的案子，万里公司还要找法官，目的只可能是拖时间（一审起诉状副本送不出去也是这个目的）。拖时间的目的是为他计划的实现争取时间。

　　不管万里公司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反正不能让案件落到他指定的法官手中。

　　我和杨天余都开动了机器，寻找可靠的法官。这一步兴旺公司胜了，案卷没有落到万里公司指定的法官手中。

　　打电话到下级法院要案卷，是一个昏招，好昏好昏的招。感谢这个电话，如果不是这个电话，我根本不会太去在意这个案子的二审，那结果可能要改写。

　　二审在1998年3月份判决，兴旺公司又赢了，赢得干净利索，但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是一场本来要赢的官司。

　　一骗再骗——诈骗九段

　　能空手套白狼算诈骗七段，套得白狼而不跑，还要反咬一口算诈骗八段，我说我的对手是诈骗九段，肯定有比八段更了不得的本事——骗了一次不跑，就地再骗一次，骗个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这才是九段高手所为！

　　1998年4月15日下午四点钟，中级法院还是强行从南方石油局账户划走一百五十一万元，随后将一份先予执行裁定送达给南方石油局，裁定书的落款时间是1998年4月2日。该款没有按正常程序先划到法院，而是直接划到了万里公司在交通银行的账户。

　　作为案件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兴旺公司理应享受相应的诉讼权利，先予执行也应当通知兴旺公司，而且兴旺公司明摆着是利益受损方，法院就不能将款直接转给万里公司。而杨天余知道这个事竟然是南方石油局告知的，法院自始至终没有告知兴旺公司，视兴旺公司为无物了。

　　杨天余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真的不敢相信。南方石油局的资金确实已被划走，先予执行裁定书都拿在手上了，你能不信？这个时候你如果只是站在那里骂司法不公、骂法院黑暗，那又是书生之气，于事无补。最要紧的是赶快想办法补救。

　　4月16日一上班，我和陈法官赶到交通银行，准备冻结该笔款，可情况让我目瞪口呆：该账户已经被F区法院于4月14日冻结了，冻结的金额是一百五十五万元。冻结的原因是万里公司当了常德民生工贸公司的被告，F区法院立案的时间是4月13日，而这个账户是万里公司4月3号开设的。

　　万里公司的注册所在地在T区，告万里公司的案子地域管辖应当在T区法院，一百五十五万元的诉讼标的，级别管辖在中级法院，怎么也和F区法院扯不上边。有那么巧的事情吗？4月13号立案，4月14号冻结账户，4月15日往冻结的账户里划款，而且这里划一百五十一万元，那里冻一百五十五万元……

　　至此，万里公司的阴谋就彻底成了阳谋，万里公司也太贪婪了！宇阳大厦这个项目他已经赚了几百万，对剩下的、可能得到的一点点利益还不放过，而且是不惧险中求利，真是没有将法律当成一回事，也更没有把兴旺公司当一回事。但他能调动那么多资源为他谋取非法利益出力，甚至不惜违法，太恐怖了。

　　4月16日晚，我一夜无眠，一直在思考对策。我认为常德民生工贸公司告万里公司的案子十有八九是假案，但怎么样找到证据呢？专业高手炮制出来的假案，会不会有漏洞？凭我一己之力，肯定不行。而且这笔钱随时有可能从万里公司账上转走，也许明天，万里公司和民生公司和解了，F区法院解冻账户，一百五十一万元就会很轻松的转入民生公司账户，然后就是提现，然后就是资金不知去向。兴旺公司近半年的努力便白费了……想到这些，我便不寒而栗！后果太严重了。

　　检察院助力

　　想了一个晚上，想到了很多部门，党委、人大、纪委、检察院等等，也考虑了很多方案。天亮时，我决定还是找检察院，检察院的民行处就是管这一块的，是他职责所在。其它部门，虽然也可以管，但他们只能管人，不能直接管业务，而且法律业务专业性强，领导很容易被糊弄过去。

　　17号，我一上班就到了市检察院民行处，处长姓谭，副处长姓唐，都很年轻，刚刚经过竞争上岗到处长、副处长这个位置，都还很想干点事业。

　　他们认真听完我的情况介绍并审查了相关材料后，当即决定立案。立案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F区法院，已经被冻结在万里公司银行账户上的资金不能解冻。接下来就是去常德调查常德民生公司的情况。

　　去常德是我陪唐副处长和F区检察院的干警杨警官一起去的，当年高速没有修，走319国道，长沙到常德开车要五个小时左右。我们去常德的第一站是常德市工商局，将常德民生公司的工商档案调了出来，调工商档案的收获是蛮大的，工商资料显示，常德民生公司的股东是刘忠伟和章逸，公司申请成立的时间是1998年3月4日，申请成立公司申请人一栏显示的是伍威……。

　　在获得工商相关信息后，唐副处长认为要回长沙汇报，商谈下一步行动方案。

　　谭处长看完工商资料，更加相信这是一个假案，要我们二去常德，查清刘忠伟和章逸的相关情况。

　　还是我和唐副处长、杨警官一起去的，通过工商信息找到了章逸的单位，常德市市政建设公司，市政建设公司证实章逸是他们的职工，4月22日与伍维结婚。

　　根据刘忠伟在工商局留下的身份证信息，找到了刘忠伟的户籍派出所，在派出所查到了他的老婆叫伍斯及家庭住址。

　　当我一看到伍斯这个名字，马上就想到刘忠伟应当是伍显迪的女婿，在扣押伍维捷达车时，伍维出示了一份车辆租赁合同，出租方就是伍斯，捷达车主也是伍斯，伍斯应该是伍显迪的大女儿。

　　好家伙，原来是一家人在玩！

　　找到刘忠伟家，刘忠伟不在，伍斯正好在家，唐副处长就和伍斯作了一谈话笔录。

　　还是那句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时年三十岁的伍斯以少有的冷静沉着和唐副处长大秀了一通谎话：她和伍显迪是同宗但隔了三四代的亲戚，章逸和伍维是什么关系她不清楚，丈夫刘忠伟开什么公司？做什么生意她也不清楚……，不过在伍斯口中证实了伍维即伍威，常德民生公司的工商手续就是伍维一手操办下来的。

　　到了这一步，其实每个人都很清楚了，所谓F区法院的官司，就是伍显迪一家人导演的骗局。但这还仅仅是合理怀疑，要确定这一定是个骗局，必须还要有更直接的证据，那就是常德民生公司负责人刘忠伟或股东章逸来证实这是个骗局。

　　5月中旬，我们原班人马又来到了常德，这一回的目的是找刘忠伟和章逸。考虑可能要带人走，这一回第一站就找了常德市检察院，请求他们配合，常德市检察院民行处派了一位检察官随我们一起去了常德市市政建设公司，章逸不在公司，电话里章逸表示不愿意见长沙的检察官，也不愿意配合调查。

　　刘忠伟找不到人，后来，唐副处长就和常德检察官商量：想办法找到章逸，如果章逸不配合调查，就将章逸带到长沙调查。

　　常德检察官说：找章逸调查，这没什么问题，章逸如果同意和你们一起去长沙，也没问题，但如果章逸不同意走，要强行带走，那手续就蛮复杂了，要有正式的法律文书，而且还要当地公安来执行……

　　这一回，无功而返。

　　市检察院的案子又搁置了，唯一让兴旺公司安慰的是，万里公司账户上的一百五十一万元，伍显迪也拿不走——没有哪个法官有这么大的胆。

　　中间我骑摩托车去过一次常德，想从外围再了解一些信息，但基本也是无功而返，只是将自己累得够呛，两天骑摩托车四百多公里，真的屁股坐痛了、腰也酸了，双臂酸痛了好几天。

　　不愧是九段级的高手，真相都已经大白于天下了，伍氏还念念不忘这一百五十一万元。检察院不动了，伍维居然还主动找谭处长交涉，谭处长稳住了伍维，告诉伍维，这个事只能是刘忠伟本人出面，来检察院说明一下情况就可以了，检察院也想早点结案……。

　　没几天，刘忠伟还真的主动找到了谭处长，一脸的不在乎，一口咬定常德民生工贸公司手续合法，和万里公司的贸易是真的，欠钱也是事实……。但承认了一个事实——伍斯是伍显迪的长女。

　　刘忠伟说完就准备走，但进门容易，出门难，检察院将刘忠伟留了下来，还要继续讯问。

　　我和杨警官被安排陪刘忠伟，在麓山宾馆开了个三人间，我们陪他吃陪他睡。他还是满不在乎，不止一次说，反正只能限制他人身自由四十八小时。四十八小时后检察院要无条件放人。

　　在这四十八小时中，他一直坚持他最初的说法，四十八小时到了，他便吵着要走。

　　他的吵闹还是有效果的，下午五点多，检察院来了一位领导，但不是来放人的，而是给他换个地方，将他送到了一江之隔的长沙市公安局——将刘忠伟寄押在公安局的号子里。

　　第二天八点不到，公安局那边就电话检察院，说是刘忠伟要回检察院坦白交代问题。

　　这一回，刘忠伟倒是痛快，竹筒倒豆子般的交代了个一干二净、清清楚楚，原来我的所有猜想，他都帮我证实了。

　　刘忠伟交代完后，检察院并没有让他走，而是要他在一间办公室呆着，要我看守他。我便调侃他：刘总，怎么在公安局呆一晚就受不了了？

　　刘忠伟倒也不忌讳：那他妈的是人呆的地方吗？就把我关在楼梯间下，几平方米空间，床都没有，就一条长板凳，那怎么睡啊！尽是灰，尽是蚊子，我要喝水，看守拿来一杯，我一看还是一次性杯子，我还正要感动，但一看杯子里，居然还有一个烟蒂，他妈的他把别人喝剩下的水拿来……。

　　我心里暗笑不止。

　　有了刘忠伟的口供，并不是万事大吉了，刘忠伟的口供只是一方之词，要形成证据链，就还要找万里公司来映证。有了刘忠伟口供，检察院便完全控制了主动权，要找万里公司就容易多了。谭处长通过相关人传话给伍显迪，叫他来检察院说明情况，否则，移交公安，作诈骗立案抓人。

　　在这个道上玩的都是绝顶聪明人，玩到这一步了，只有认输，一百五十一万元肯定是不去考虑了，关键是要将善后做好，到此为止！到此为止！如果案件到了公安，真以诈骗的罪名立了刑事案件，麻烦就大了。所以伍显迪一方面配合检察院调查了解F区法院假案，另一方面也在动用他的关系网积极协调不将事态扩大。

　　这个时候我自然是春风得意，忙活了大半年，终于见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我考虑得更多的是万里公司欠兴旺公司三百五十万元，这个一百五十一万元到手后，其余的钱怎么办？伍显迪将钱转走了，说明伍显迪手中肯定有钱还债，只是他还不还的问题。如果通过这个假案再逼伍显迪，要求其一次将兴旺公司的案款还清，否则就移送公安作诈骗处理。伍显迪就不敢不还钱了，因为这个案件中牵扯了他太多的家人，把这么多人一起抓起来肯定不划算，不如还钱算了。

　　我自认为这是一着妙招，但关键是要检察院愿意，我找谭处长谈了我的想法，请他帮忙，谭处长犹豫了一会，没有答应，站在民行处的角度，他没有必要再做下去了，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而且还很漂亮，再做，似乎在帮我搞代理。

　　我明白谭处长的意思，民行处能做到这个样子，我已经感激不尽，只是机会恐难再有了。

　　F区法院的案子撤了，交通银行的冻结也被解除，一百五十一万元划到了T区法院，然后又划到了兴旺公司。

　　1998年6月11日的“三湘都市报”刊登了一篇这样的文章“赖帐转移财产，自己起诉自己”，副标题是“长沙市检察机关查处一件虚假民事案件”。

　　一百五十一万元追回后，陈法官有一次很认真的对我说，伍显迪这样刁钻的对手你都能搞得定，以后你做律师没有对手了！

　　杨天余承诺将执行到位的案款的百分之十五作为我的代理费，一百五十一万元到帐后，我算了一下我的代理费，二十二万六千五百元，妈呀！多大的一笔钱呀！但我兴冲冲去到杨天余拿钱时，我的代理费变成了十万余元，原来，百分之十五的比例没变，但办案所有的费用都在这百分之十五中，特别是有些费用，并没有经过我的手，是杨天余自己发生的费用，也算在其中。

　　我一时无语，虽然不情愿，想想也算了，十万元也不少啊，当年一个普通律师一年的收入也就四五万元。到给我钱时，杨天余又只先给五万元，理由是资金紧张。

　　五万元在我办公桌里放了一个星期，我舍不得存银行，钱在银行里，就变成了一行数字，没有现金摆在面前直观。这是我有生以来赚到的最大的一笔现金，在雅礼中学一年只有几千元工资的时候，五万元绝对算是巨款了。我甚至晚上都会起来看看这厚厚的一叠人民币，看到它，我就觉得冬夜在外守点冻得发抖还是很值，经常为案件夜不能寐也值……看着它，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同时它也教育我，做律师一定要明白丛林法则。

　　自这五万元后，我对代理费便没有多少概念了。

　　单挑诈骗九段

　　一百五十一万元的争夺战结束后，忽然就有了一种“干戈寥落四周星”的感觉，杨天余原来一天几个电话，现在几天也难得接到他一个电话；万里公司、伍显迪、伍维也似乎突然消失了。万里公司和南方石油局的官司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官司双方好像都不怎么上心了。那种明争暗斗、你来我往的局面已经看不见了。

　　最不适应的可能是我。在这之前，我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兴旺公司的人、南方石油局的人、万里公司的人、检察官、法官等等似乎全是我要去找的人，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一堆的问题似乎都要我只争朝夕去解决。突然之间，一切都过去了，我成了闲人。

　　其实，我不可能成为闲人，万里公司还欠了兴旺公司近两百万元，追回这些钱是我的使命，虽然对杨天余支付代理费有些想法，但这不影响我去完成这项使命，在我看来，因为代理费斗气而放弃自己职守的律师是个不讲诚信，不负责任的律师。特别是，伍氏一家也太奸、太坏、太滑了，前面让我吃了太多的苦，我还想继续挑战伍氏一家。

　　案件的执行法官换成了彭法官，和彭法官商量了执行思路，从三个方面下手：一是想尽一切办法抓住伍显迪，通过拘留等手段逼迫其将欠款吐出来；二是查深圳万里公司，因为他出资成立湖南万里公司的二百万元注册资金没有到位；三是密切关注万里公司与南方石油局案件，如果法院判决南方石油局还要支付款项给万里公司，T区法院就马上拦截。

　　一抓伍显迪

　　要抓住伍显迪，首先就要弄清伍显迪的行踪，要弄清这个狡猾的老狐狸的行踪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我到冬瓜山的那个房子去了几次，守了几晚的点，确定那个房子没有住人，其妻女应当是已经搬走了。伍氏一家一直在外抛头露面的伍维也不知所踪，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伍氏一家应该已经离开了长沙市，到异地发展去了。

　　但其后不久，我从法院获得了一条信息，伍显迪还在关心万里公司与南方石油局案件，伍显迪还和某个法官见了面。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信息，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伍显迪还在长沙，案子不了结很有可能不会离开长沙；二是，伍显迪对与南方石油局的案子还抱蛮大的希望，南方石油局应当还会要给一笔钱给万里公司。

　　在和南方石油局领导扯谈时，我又获得了一条信息：他们的一位领导在轻工业专科学校菜市场看见过伍显迪的小情人。

　　关于这个小情人，我曾经听杨天余说起过，伍显迪五十多岁了，找了个十八岁的小情人，后来后院起火，没有办法，便把小情人送到湘潭去读书。

　　我分析，伍显迪应当是把妻女送回常德，自己耐不住寂寞，又把小情人召回来。，现在伍显迪应该是和小情人住在一起，而且应当就住在轻工业专科学校附近。

　　找伍显迪的小情人肯定比找伍显迪容易些，兴旺公司和南方石油局的很多人都认识小情人。我安排兴旺公司的人在轻工业专科学校的菜市场守点，只两个上午，就弄清了小情人住的地方——一栋居民楼的四楼。

　　接下来就是守点。白天晚上守了几天，都没有发现伍显迪，不知是伍显迪没有来、还是漏过了（不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守点）。我看这样守点不行，又在小情人住的楼对面找了一个人，出一千元钱给他，要他帮我看着。

　　当天晚上，我就接到线报：一个五十多岁体态臃肿的男人和小情人一起进了楼。

　　我马上叫上兴旺公司的几个人，赶到小情人住的楼旁埋伏。我和彭法官已经约好，我们发现伍显迪后，想办法拖住他，他会第一时间赶过来。

　　我们是七点左右上点的，上点前，我已经反复问过线人，确定伍显迪和小情人在房子里面。

　　到晚上十二点，伍显迪都没有出来。那些天可能是太疲劳了，我开始是坐在摩托车上守点，后来实在太睏，我便躺在摩托车上（摩托车带靠背），不想这一躺便睡着了。醒来时天亮了，便感觉脚上一阵剧痛，不知道什么毛病？后来到医院检查，说是痛风，那个痛呀！痛得我刻骨铭心，撕心裂肺。

　　得痛风的原因是疲劳、受凉，和右脚的大脚趾关节长时间卡在摩托车反光镜的立杆上，血脉不通，诱发了痛风。

　　几个守点的人将我抬下摩托车，然后送回我家里的。据线人说，伍显迪是天刚蒙蒙亮的时候离开小情人家，很有可能就是从我身边走过去的，只是我睡着了，不知道而已。

　　这次抓捕以失败而告终，杨天余并没有责怪我，还派人送些水果鲜花来慰问。

　　抓捕行动肯定被伍显迪察觉，老狐狸更加谨慎，一下又凭空消失了。

　　深圳出击

　　南方石油局和万里公司的官司，法院最终判决南方石油局还要给万里公司几十万元。伍显迪连骨头缝里的一点肉都不肯放过，又私下里和南方石油局个别人达成交易，要求南方石油局将这笔钱偷偷地划到他指定的账户。

　　对伍显迪的这一手，我早有防备，已经在南方石油局财务安置了线人，所以南方石油局的款一划出，我就掌握了信息，彭法官便等在那家银行划账，伍显迪此招又失败了。

　　8月份，我陪彭法官去深圳，调查深圳万里公司的情况，那里也是人去楼空，我们到房地产局、车管所等地方查了个遍，查到在深圳万里公司名下有两套房产，彭法官将这两套房子冻结了。我当时还很高兴，觉得没有白跑一次。

　　房产位于莲花，我实地察看了房子，两套房子，可以卖一百万元。两套房子都住了人，其中有一套住户姓曾，一问情况，我又傻眼了，这两套房子深圳万里公司都已经卖了，现在居住的就是买主，没有办理产权过户原因是深圳万里公司不作为。而且这些房子是政府委托深圳万里公司开发的安置用房，是定向卖给这些安置房户的，处理起来非常复杂。

　　打这两套房子的主意实在是有些流氓，那两个住户都是花了真金白银从深圳万里公司手里购买过来的，没有办产权过户不是购买人的责任。但为了委托人的权益，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强力推动法院处理那两套房子。那段时间，我去深圳的频率何其频繁，一个月便去了四五次，为了节约时间、节约费用，我往往是晚上九点从长沙火车站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深圳，办了事，下午七点的飞机回长沙。

　　很多时候，付出并不一定有回报。当我强力推进两套房子的处置感觉有成效时，某军区给T区法院来了一份函件，内容大概是：深圳那两套房子中的曾姓住户的儿子是该军区的一名战士，该战士将房子要被法院处置的情况反映给军区领导，军区领导为此派人专门调查了此事，认为房子已经被住户购买，法院不能强行处置了，云云！

　　T区法院认为要慎重处理军地关系，房子不能处理，而且还要解除冻结。

　　至此深圳执行，除了丢了几万元费用外，什么都没有得到。

　　二抓伍显迪

　　我做梦都在想抓伍显迪，但这个老狐狸人间蒸发，音讯全无。同行觉得我要抓伍显迪简直是在痴人说梦。公安要抓一个人，在有技侦部门配合的情况下，尚且不容易，你喻国强，一个律师，凭什么在茫茫人海中去找到一个狡猾得如狐狸的老江湖？特别是费用都要自己承担，没有一个不劝我放弃这个想法的。

　　我的性格是那种轻言放弃的吗？至于钱，我认为律师不能太去考虑，太多的考虑钱，会让律师束手束脚，做不成事。我一直努力，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奏效。

　　真应了那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1999年1月份，有个朋友准备去打下一座酒楼经营，向我咨询这方面的法律问题。当他说到酒楼老板时，我感觉像传说中的伍显迪。我便把杨天余叫来，朋友将那人的身高相貌口音一描述，杨天余便确定是伍显迪无疑。

　　真是艺高人胆大，伍显迪所开的酒楼离宇阳大厦直线距离只有一公里的广济桥西端，在这里他居然开酒楼半年了。

　　我要朋友继续和他谈酒楼转让事宜，自己则赶快通知彭法官。

　　在酒楼的办公室内，法官将伍显迪逮了个正着，办公室还有我那个正和他谈合同的朋友。

　　我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伍显迪。

　　伍显迪被带到T区法院，要他还钱，一分钱都没有，彭法官也懒得和他罗嗦，下了个拘留裁定将他送到公交看守所关押了。

　　当晚气温骤降，下起了大雪，我在想，这么冷的天，够伍显迪受的了。

　　第二天，我陪彭法官去提审伍显迪，在看守所办公室，差点没有把我气个半死，伍显迪居然穿一双棉拖鞋，围着一个电烤炉在办公室烤火，根本没有关在号子里。办公室黑板上还有一行字：伍显迪，土鸡一只，老姜煨，六十元。

　　我知道完了，这样的环境，别说关十五天，就是关十五个月，伍显迪一分钱也不会拿出来，换了我也不会。

　　比较有意思的是我陪彭法官在办公室问伍显迪的话，外面却有几个女人在打架，一个老女人和一个姑娘在合力打另一个姑娘，被打的是伍显迪的小情人，出手的是伍显迪的原配，另一个是那晚我和陈法官见到的自称不认识伍显迪的那个姑娘——伍显迪的小女儿。

　　花了半年的努力，好不容易才将伍显迪抓到，但眼前这个架势，他是一分钱都不会拿出来的，十五天后，法院就要放人。所以我建议杨天余不妨学学民工的做法——看牛！但杨天余不愿意干。

　　此时，宇阳大厦恢复开工，建设方只有了南方石油局一方，施工方，还是杨天余担任项目经理的兴旺公司，杨天余堤内损失堤外补，万里公司的一百多万元追不回，能把宇阳大厦这个项目做完还是可以赚大几百万元的。在杨天余心里，可能已经把那一百多万元就当成前期费用或工程结算时下浮了几个点。

　　十五天后伍显迪没有还一分钱，释放了。我白忙活了大半年。

　　三抓伍显迪

　　其实，杨天余并没有催我去再抓伍显迪，也许杨天余已经看透了，这是一场不能再给他带来好处的博弈，还不如省省心，去干点别的事。但我觉得，我和伍显迪就是在玩一场游戏——猫抓老鼠，我是猫，他是老鼠，而且我玩上了瘾。从伍显迪放出来的第一天起，我便发誓，还要抓到他。

　　再抓伍显迪，谈何容易，万里公司和南方石油局的官司已经了结，从南方石油局和法院方面都不可能得到任何消息了。没有了信息源，又怎么下手呢？特别是按照杨天余的做法，所有这些费用都要我自己承担，无异于是拿自己的钱和伍显迪玩。

　　我分析伍显迪敢于办假案虎口夺食，敢于在离宇阳大厦只有一公里远的地方开酒楼，人一到看守所即得到特别的优待……，这一切说明，伍显迪在长沙有比较大是关系网，他经营这个关系网肯定花了不少成本，现在让他放弃这个关系网到其他城市去发展，可能性不大。

　　伍显迪是开酒楼起家的，现在没别的事干，他还有可能开酒楼。于是我便发动朋友出去吃饭时，留心酒楼老板，特别是有常德菜的酒楼。

　　我都几乎成了巡警，一有时间，我就去酒楼寻找湘J10867的捷达车。我相信，只要伍显迪在长沙开酒楼，这台捷达车总会出现在酒楼门口的。

　　冬去了，没有发现伍显迪，春天又去了，还是没有发现伍显迪，就在我怀疑自己的判断时，居然在火车站附近的兴兴大酒店门口发现了这台捷达车，我又连续五天到了兴兴酒店，其中两天发现了这台车。

　　我安排几个朋友到兴兴大酒店吃饭，要求他们找个理由和酒店服务员吵起来，尽可能要酒店老板出面。

　　朋友从酒店出来后，描述老板的相貌特征、口音。我一听，伍显迪无疑。

　　第二天中午，兴兴大酒店又有几个顾客和服务员吵了起来，领班赔礼道歉都不行，最后，一个体态臃肿的男人出面了，他说他是这里的老板，正要赔礼道歉时，我和彭法官站在他的身边，我说：伍总，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

　　这次，伍显迪的去处还是看守所，但不再是公交看守所，转到了铁路看守所，彭法官一再交待了看守所，伍显迪不能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任何外人不能接近。

　　彭法官提审伍显迪是伍显迪被关进去的第三天，伍显迪被带进讯问室时，已经不再红光满面了，灰头土脸、无精打采。但要他说明案款去向、归还欠款时，他又无赖劲十足。

　　我将伍显迪送归号子时，正好赶上开饭，铁门下方一个不到20×20cm的小门，里面的人将饭盆子从小门里伸出来，开饭的人就在饭盆子里放上一坨饭，菜就只有一个，水煮的青菜，看不到一点油花，用一个大桶盛着，每人一瓢。一个号子关了二十来号人，睡大通铺。

　　可以想见，习惯了锦衣玉食的伍显迪，在这里是一种何等的煎熬。

　　我每天都在想，伍维今天应当会找彭法官，父亲在看守所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作子女的能熟视无睹吗？不一定将所有欠款全部还清，但总要还一些，或者，不管怎样，也应当找彭法官求求情，攻攻关。

　　但没有，每天都没有。我怕看守所情况有变，期间我还去看守所看过两回，亲眼看了伍显迪享受的待遇和其他人一样才放心。

　　大概在第九天，彭法官电话告诉我，伍显迪在里面不行了，要我和他一起赶快到看守所去。

　　到了看守所，发现看守所谎报了军情，伍显迪并没有达到不行的程度，伍显迪只是说他胸口痛得难受。于是我和彭法官将其带到医院进行检查。

　　检查来，检查去，伍显迪血压正常，心率正常，心电图也正常，没有什么毛病。在送回看守所的路上，我和彭法官都知道了伍显迪得的是什么病了——馋病，饿了这么久，想出来改善改善生活了，因为他反复的请求彭法官带他在外面吃顿饭再进看守所。这个要求自然被拒绝了。

　　十天过去后，彭法官没有接到任何求情的电话，也没有见到伍显迪的任何家人。我知道这次又完了，又做了无用功，而且这个招术都完了，再用也不一定会灵。妈呀！真服了这一家人，真的钱就是命，命就是狗屎。

　　没有结果的结局

　　对付伍显迪，我的方法已经用到了极致，但除了在第三次抓捕时，从他身上搜出五千元外，便一无所获（酒楼都是以别人的名义开的）。相反，为了抓他，我用去的钱还不止五万元。

　　伍显迪受了铁路看守所的那一刺激，再也不敢玩艺高人胆大的游戏，早就成了惊弓之鸟，逃离长沙，无影无踪了。后来听说伍显迪死了，但真假无从证实。案子执行到现在，状态虽然还是执行未终结，还可以再执行，但既无财产可执行，也没有人可执行，实际上已经是“脑死亡”了。

　　由于所有的费用都是我承担，到最后一次陪彭法官去深圳解除房子冻结，我的代理费可能正好支付这个案子的费用。经济上我是白白辛苦了几年，但我不后悔，因为这几年是我律师业务能力突飞猛进的一个时期，这个案子有很大的功劳。特别是我两次抓到伍显迪，在建筑业界和法律业界都小有影响，有时被人演绎，还小有传奇。

　　和伍氏玩这场游戏，很有意思、也很刺激，伍氏一家还都是技术型的，招来招往，都是技术活，玩得也还精彩，不像后来我和南北公司的一场七年的争斗，对手从头到尾就只晓得找领导，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枯燥得死。

　　（本案例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