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寻常路的代理/另类代理

　　这是一桩律师包工程结算的委托代理。

　　这是律师业务中前所未有的代理模式。

　　这是律师和建筑人在建筑领域的较量。

　　不走寻常路的代理/另类代理

　　2006年7月，我为某市电业局的案子在最高院“战斗正酣”，一天，接到星汉集团总经理何总的电话，要我尽快从北京回来找他。星汉集团是电业局的三产公司，何总自然知道我在北京。

　　临阵召回大将，我还以为是了不得的大事，原来又是官司。星汉集团下属的电建公司被人告到了法院。原告是刘强，案由是某变电站工程结算合同纠纷，受理法院是T区法院。

　　案情其实很简单：1998年刘强承建某变电站，1999年完工后，双方一直未能就工程款结算清楚。现在刘强将电建公司告上法院，要求他们再支付工程款一百三十五万元及利息五十万元。

　　我浏览完起诉状后，何总问道：“喻律师，感兴趣吗？”

　　“可以考虑。”

　　“那就这样，刘强已经支走工程款四百零八万元，我将这个案子按五百一十万元的价格承包给你，刘强和你来结算。”

　　我没有明白何总的意思。

　　何总见我一脸茫然，又解释说：“五百一十万元除去他拿走的，剩下就是你的代理费。赚多赚少，是赚是赔，都是你的事。反正今后法院也好、刘强也好，如果来找我，我就要他们直接去找你。”

　　这里有必要介绍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方式。收费方式有常规代理和风险代理两种。常规代理是先收钱、后做事，事情做好做差都是一样的收费；风险代理是先不收钱，只签合同约定委托人要达到的目的及事成后应支付的费用，达不到委托目的，委托人可以不支付或少支付代理费。

　　显然何总提出的代理方式既不属于常规代理，也不属于风险代理，这种代理方式除了有拿不到代理费的风险，还有赔钱的风险，典型的风险无底线，对律师显然不公平。

　　我完全可以拒绝该方式，而且我知道，即使我拒绝，何总肯定还会换成风险代理的方式和我商谈。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为电业系统完成了大小二十多单诉讼业务，没有一单败诉的，何总对我很是推崇。但这种新奇的代理方式太有吸引力，在这之前我已经做完了一百单以上的风险代理业务，都没有这单新鲜刺激。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何总的条件。我的大胆，令何总都有些吃惊！

　　同行居然看不明白这份合同。我详细解释，他们说：这未免太生猛了吧，除了你喻大律师，全国恐怕再没有律师敢这样做！

　　那确实，包工程结算的委托代理合同，全国可能只有这一份。

　　只是我没明白，何总为什么要采用这种代理方式？

　　建筑专业

　　您可千万别把我当成赌徒。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磁器活。我的律师业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建筑承包合同纠纷，对基建工程的施工、造价、预决算的知识掌握了不少。和一些建筑老板谈这方面业务时，他们都会惊奇地发问：“喻律师，你搞过基建？”

　　我看了施工合同和工程现场，心里就基本有谱了。二千六百平方米全框架结构的建筑物，如果是住宅，当年的土建造价最多也不会超过二百六十万元。变电站因为变压器等设备的安装和负重，开间更大些，基础更加坚固，钢筋用量自然要多些，但不管怎样算，其造价也应当不会超过四百万元。

　　为了保险，我还是去会计师事务所查看了工程结算资料（结算资料已经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虽然刘强已经将大部分结算资料拿走，剩下的结算资料仍然能反映出其送审计的金额是七百多万元，审定金额是四百六十五万元。

　　我很纳闷，凭我对工程结算的了解，施工方做结算一般都会有些“水分”，但“水分”一般都在百分之十左右，而刘强的结算“水分”高达百分之四十，有点不正常。

　　于是，我将剩下的结算资料认真查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些端倪。结算中的“水分”显而易见，甚至离谱，比如有一项“基坑排水，七十余万元”。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七十万元，可以抽干一座中型水库。变电站的基坑怎么也不会超过二千立方米。我又查了施工时的天气情况，根本没有下雨，况且施工地段位置较高，也不可能有地下水。可见这项纯属虚假。还有，在施工方案中，基础开挖明明是小开挖，而结算中变成了大开挖。按大开挖的尺寸，我丈量了现场，发现已经挖进旁边房屋两米，显然荒唐。基埙开挖时一般都会备一些土堆放在一旁，以便回填时就近取土，而刘强的结算却是将挖出的土方全部运出十几公里外，而后又从那里运土回填……

　　望闻问切

　　这些都显然不合常理。刘强是个老建筑人，怎么会出现这些常识性的错误呢？

　　何总来星汉集团不久，对刘强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我找到电建公司当时和刘强对接的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一开始就想含糊其辞。但本律师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我粘住他说：“凭我的理解，刘强提出‘七十多万元的基坑排水’，必定有电建公司的现场工作人员签证，而这个签证人是你。”

　　该工作人员紧张无比。

　　我安慰他说：“不必紧张，我既不是纪检，也不是监察，我只是要了解一些情况而已。”

　　从该工作人员躲躲闪闪的眼光中，我知道了如下信息：工程的实际发包人是电业局，电建公司只是个中间商，承包了该工程，又将其转包给了刘强；电建公司和电业局就该工程已经结算；刘强打官司，和领导更换有很大关系。

　　我再次来到会计师事务所，找到了电建公司和电业局关于该工程的结算资料，结算金额是六百二十万。在这份结算中，有基坑排水七十多万元、有大开挖……

　　我问审计人员：“同样一个项目，同一个审计人员，作出的两份审计，结论为什么会相差那么大？”

　　审计人员说：“我们是根据甲方（委托人）的要求来做的。”

　　我又找到电建公司的那名工作人员，问他：“当年，刘强做这个工程时，电建公司是否承诺只收四十万元管理费？”

　　“是的，当时工程计划是四百余万元，管理费按百分之十收，大慨是四十万。”然后他一脸惊愕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但知道这个，我还知道事情的过程。”

　　工作人员看着我，等我说下去。

　　“当年刘强找到电业局某领导，希望承接该工程，在工程要到手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电建公司要进来分一杯羹。电业局为难了，一个是‘儿子’，一个是‘朋友’。最后几方协调的结果是：电业局先将工程发包给电建公司，然后电建公司又将工程转包给刘强，电建公司收百分之十的管理费。结算的工程造价大概是四百七十万元，在施工过程中，电建公司已经支付刘强四百零八万元，电建公司收了四十多万元管理费，加上十几万元的税金，刘强能拿到的钱已经拿到手了。后来，电建公司通过自己努力，又将工程的结算做到了六百二十万元。这时，刘强眼红了，就找电建公司再要钱，而帮他的那位领导退休了，电建公司不给钱。刘强认为，工程都是他完成的，所以结多少工程款，在扣了百分之十的管理费后，都要归他，于是他便选择了诉讼……”

　　我其实也是在看他表情说话，看他越来越惊愕，我便知道我的分析是对的。谢谢他的表情，帮我证实了推断。

　　听我讲完，工作人员就开始惴惴不安了，反复声明：签证不是他的本意。

　　我说：“别急，这个问题不会有人找你，我也不会再找你。”

　　我这名律师当了一回老中医，一番望闻问切之后，我已经知道官司的“病根”了，也知道刘强的“软肋”在哪里了。我还知道，我生生地被何总“算计”了。何总当甩手掌柜，原来是不想做“恶人”，搞了个这么别具一格的代理方式，将“恶人”转到我身上。

　　闭着眼睛抓麻雀，不好把脉点穴，但知道“病根”就好办多了，接下来只管“开方”就是。

　　潜心布局

　　律师接了这样的业务，一般都会第一时间跑到法院去阅卷、和法官沟通。我倒好，案子接了十几天，跑委托人单位，跑会计师事务所，就是没去法院；见了几个人，就是没见法官。连助手都有些沉不住了，几次提醒我：是不是该去法院了？

　　我告诉他：“不急！这个案子不能用常规思路做。”

　　我对待每单业务，都犹如雕刻师对待每一块毛料，要眯眼打量好久，对成品的最好效果、最佳路径、意外情况等，反复斟酌，考虑清楚才能动刀。我把这个过程定名为“布局”，用战争语言说，就是调兵遣将、排兵布阵、地图作业。

　　这个案子特殊的代理方式让我更加谨慎，我肯定不想赔本，目的就是要赚钱，不但要利益最大化，而且还要将案子做成经典。这个官司，我必须布一个精巧的局。

　　我的布局就是围绕“利益最大化”展开的。要想利益最大化，除了赢官司、让刘强尽可能少拿走钱以外，还要尽可能少发生费用，特别是诉讼费用。要少发生诉讼费用，就必须减少诉讼程序。官司现在T法院一审，如果有一方不服一审判决，可能上诉，如果还不服，可能再审、抗诉等，这些程序走完，很可能用去三四年时间，双方各拼掉几十万元，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

　　我见过刘强一次。开七系宝马的刘强应当是那种牛气冲天、死磕到底的角色，如果正常打官司，他肯定会血战到底。我绝对不能和他近身肉搏，必须找到他的软肋，减少诉讼程序，最好是一招制敌。

　　也许你会问，诉讼程序是法律规定的，主要控制权在法院，你只是一方当事人委托的律师，你的职责就是代表当事人随着法律走程序，你有能力和必要来考虑诉讼程序方面的事吗？

　　我当然有这个能力。懂电脑的人不少，但有的人只知道使用电脑，而有的人却懂得利用电脑设计程序，这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我自认为做律师已经到了“编程”这个阶段。诉讼程序有“规定动作”，比如起诉、立案、开庭，也有“自选动作”，比如申请财产保全、申请调查取证等。我认为，真正优秀的律师，是能把“自选动作”利用到极致的。

　　我为刘强量身定制的“自选动作”是司法鉴定。我相信，官司只要进入这个程序，刘强的“软肋”必定受制，官司就迎刃而解了。但要进入司法鉴定，我必须要解决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摆脱客场作战，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摆脱客场

　　何总为什么临阵召回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官在送达起诉状副本时，要求电建公司提供和电业局的工程结算报告。电建公司不提供，法官便带了一个穿老式法官制服的跟班在他们公司呆了半天。后来法官还去会计师事务所，要求他们提供结算报告。何总看不明白法官为什么会这样做，有些着急。

　　我也感到蹊跷。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这个结算报告应当由原告刘强提供，而不是法官调取。当然，法官也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但要当事人提出申请。这中间手续蛮复杂，像这样调查取证，肯定是不正常的。

　　我很快查到了蹊跷的原因：该案是民事纠纷，但承办庭是行政庭。民庭的案子怎么到了行政庭呢？对方的律师是承办法官的老师。

　　我明白了，该案我遭遇了客场，如果不突围，再精巧的布局也是空想，换句话说：这里不是你的舞台，你没有表演的机会。

　　但法院将案件安排到哪个庭室，由谁来承办，由得着律师来说三道四吗？而且，律师有能力改变这个现状吗？但安于现状的结果只能是失败，敢于挑战一切不可能的律师才是优秀律师。

　　我坐在办公室苦苦思索了一上午，设计了七八种方案，都不理想。到了午餐时间，我整理卷宗准备去吃饭，突然眼睛一亮，“哈哈”，一下子乐了。刘强居然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起诉的被告是市电业局电力建设公司，而和他签合同的是市电力建设公司，多了“电业局”三个字。我一查，电业局电力建设公司并无工商注册，也与市电力建设公司无任何关联。我知道我可以变被动为主动了。

　　以前也碰到过原告将被告信息写错的情况，这纯粹是原告代理人粗心所致。这是一种很低级的错误，平时将被告名称写错一两个字，改过来就是，但在严格的诉讼中，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后果非常严重，一般都是原告撤诉重来，如果原告不撤诉，法院也要驳回起诉。

　　我马上以电建公司的名义给T区法院去了一个函件，告诉法院，刘强起诉的是市电业局电力建设公司，其起诉状不应送到本公司，本公司今后也不参与该案的审判活动。

　　函件寄出后，我就不予理睬。我知道原告肯定不甘心，会有很多诸如笔误的解释，提出补正或改正的请求。果然，法院和刘强多次找我和何总，要求通融其“小小失误”。被拒绝后，T区法院很无奈地驳回了刘强的诉讼，驳回的理由是没有市电业局电力建设公司这一公司。

　　在法院撤诉裁定下达前，我已经在工程所在地Y区法院起诉，电建公司是原告，刘强是被告，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退还多收的工程款。刘强即使想重新起诉，也不能再在电建公司住所地T区法院了，只能到Y区法院提起反诉。刘强的主场优势被彻底打破。

　　一招制敌

　　在Y区法院起诉后，我第一时间就向法院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请求法院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工程结算进行司法鉴定，同时提出要刘强提交工程结算资料。

　　表面上看，我是要获得一个客观公正的工程造价，其实，非也，我只要这个程序，我要利用这个程序打败刘强，结束这场战斗。因为做司法鉴定要提交工程结算资料，而提供这些资料的义务人是刘强，但这些资料是刘强的软肋，我相信他即使要不到一分钱，也不会将这些资料拿出来。如此，案子必将陷在司法鉴定这个程序动弹不得。案子动弹不得，刘强会更急，因为是他找电建公司要钱，他“耗”不起时，自然会和我方和解……

　　刘强果然没有提供结算资料，说了很多不能自圆其说的理由。这些都不重要。我的目的已经实现了——案子已经被锁死，刘强也被“卡死”。

　　我很得意于我的设计，似乎看到被我困在笼中的对手最后向我求饶的样子。我算计代理费至少要拿六十万元以上。

　　刘强也够坚持的，居然大半年的时间没有一丝动静。我不相信他无动于衷，他肯定在想办法。我一次又一次地梳理诉讼思路，坚信没有任何漏洞，所以，我也沉住了气。

　　时间久了，何总忍不住问我：“你打官司的风格怎么变了？以前你擅长进攻，这个案子好像没有看到你的特点。”我知道何总是想问这个案子的进程。

　　秋天过去了，刘强还是没有动静，连我的助手都开始怀疑布局是不是有问题。

　　我认为，这正是比耐力的时候。

　　刚到冬天，刘强就拖不住了，找何总，何总自然是往我身上推。他就找到我，提出了和谈请求。

　　其实，此时我完全占据了主动，想怎么“玩”都行。但是我想，打官司，争归争，斗归斗，也要讲理，要有度。我认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论还是比较客观的，多少也算是个依据，所以提出以审计结论作为支付工程款的依据。刘强接受了我的建议。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刘强应得工程款为四百七十三万元。

　　司法鉴定不用做了，所收的四万多元的鉴定费退了回来；因为是调解结案，诉讼费也退了一半，只收了四千多元。至此，我要用最经济的手段解决纷争的目的已完全实现。

　　结算代理费时，何总开玩笑说：“你们律师赚钱真是太容易了，这个案子，也没看你做什么事，却拿了几十万元代理费。”

　　我给何总讲了一个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有台进口机器出了故障，找了个德国工程师来修理，德国工程师看了问题机器后，拿了支粉笔在机器上划了一条线，要求将这个位置的线圈去掉一圈。工人依其言，果然故障排除。他此行的收费是一万美元。国人认为收费太贵。德国工程师解释说：“划一条线可能只要一美元，但知道在哪个位置划线却要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