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省级律师

　　我承接的第一单破产业务居然是我自己“设计”出来的。这是一个负债达十亿的正厅级国企和他三十九家子公司的破产。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破产大戏中，我饰演一个应由副省长担纲的角色——清算组组长。因此，我被人戏称为“副省级律师”。

　　正厅级国企要破产

　　2006年9月，一位姓谢的律师来到我办公室。我们是第一次见面，聊了个把小时，内容主要是我的个人业绩和破产方面的专业知识。谢律师走后一个小时，便来电话说金华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称：金华公司）林总想来拜访我。

　　金华公司是省政府直管的五大进出口公司之一，排名第三，是家正厅级企业。20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时期，进出口业务被垄断，金华公司赫赫有名，后来由于政策、市场等原因，金华公司迅速衰落，90年代中后期，资不抵债，公司基本停摆。

　　金华公司从2000年起就一直筹划破产，但其子公司、孙公司可能有上百家，依据法律规定，金华公司破产，子公司、孙公司要一起破。省政府给的破产经费标准是每家四十万元（十万元作诉讼费，十万元作审计评估费，二十万元作工作经费），但上百家公司只能一起破产，破产经费是个巨大的数字，省政府一直下不了决心。所以金华公司虽然筹划破产很多年了，仍旧没有任何进展。

　　第二天，林总和谢律师一行来到我办公室，主要是想向我咨询一些公司破产方面的知识。林总很着急，找了多名律师探讨，希望能找到一条节省破产经费的捷径，但都没有结果。这也难怪，在我们国家经济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法制化的情况下，企业破产还只是个听得多见得少的企业法律行为。这一块的律师业务量很少，比较偏门，甚至懂这块业务的律师都不多，何况林总的问题确实有一定难度。我虽然从事律师职业已经十来年了，但我的业务专长是民商事诉讼，在林总来找我之前，还从没涉足过破产业务，甚至连《破产法》都未曾认真研读过，是个典型的门外汉。

　　我相信，林总掌握的破产知识比我多。但林总说他是慕名来找我，为了对得起这个“名”，我并没有拒绝，只是答复他：容我考虑几天。

　　显然林总也没抱太大希望。

　　临阵磨枪

　　我找来破产和公司方面的法规认真研习了好几遍，对企业破产有了一些认识：法院对破产案件的收费是按件来收的，少立案号就可少收费。我认为，像金华公司这样的破产，要达到节省破产经费这一目的，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减少破产案件立案件数。但法律规定很清晰，破产只能一家一家破，一家公司，一个案号，一个程序。

　　我冥思苦想了好些天，没有找到所谓的捷径。求己不行了，改求人吧！我向专业承办破产案件的法官请教，结论是不可能有所谓的捷径。

　　但我还是不死心，我相信所谓的捷径应当存在。我这些年做律师感悟最大的是“适用法律”和“运用法律”的问题：一味的“适用”，法律可能是一堵堵拦路的高墙，而且你会发现周围全部是高墙，怎么走都走不出去；如果能够“运用法律”，特别是能够灵活运用，法律就能成为你手里的工具，为你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相信，只要“运用”法律得当，这条所谓的捷径就会被我发现。那些天，我的心思大部分在“运用”相关法律上。

　　一天，有个实习律师向我咨询一个“被吊销执照的公司能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在给他解答时，我灵光一现，从吊销联想到注销，一个大胆的设计瞬间形成，我觉得找到了所谓的捷径。

　　我的设计是：在金华公司愿意承担子公司、孙公司全部债权债务的前提下，将其子公司、孙公司全部注销，但不清算，在金华公司破产时再将这些注销了的子公司、孙公司一并清算。这样就可以只立一个案，只走一个法律程序，可以节省大笔破产经费。

　　林总听完我的设计，马上就提出了顾虑：按正常的程序，公司注销，必须先清算。只注销，不清算，工商局恐怕不会同意。但如果清算，一旦发现资不抵债，还是要进入破产程序……

　　显然，这个方案已经有人想到了，而且也和林总提及过，只是发现有法律障碍放弃了。

　　“这个不怕，这是为省政府卸包袱，可以请省政府支持。”

　　“省政府怎么支持？”

　　“只要省政府出一个公函到工商局，要求工商局同意金华公司子公司、孙公司先注销后清算就行。”

　　“省政府能出这样的公函吗？”

　　“清算的目的是查清被注销企业资产及债权债务，终极目的是解决债务偿还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只注销，不清算，工商部门肯定不会干，他怕担责任呀！但现在被注销企业的出资人承诺对债权债务承担责任，不清算即注销，在法律上也讲得过去，何况这样做是为省政府卸包袱呢，于情于理，省政府应当会出这个公函的。”

　　林总觉得理论上说得过去，有可操作性，便提出和我一起去省高院找法官论证。

　　法官的第一感觉是不行，理由是没有先例，但随着我们探讨论证的深入，法官承认，这样做并不违法。

　　林总很是高兴，觉得终于找对人了，当时便提出要聘我所在的强晟律师事务所为其做破产准备。我欣然接受。很快，双方于2006年11月就签了合同。

　　副组长

　　这对于强晟律师事务所和我个人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遭，因为此前，强晟律师事务所的任何一个律师都没接触过破产业务。当我带着六名律师忐忑不安地进驻金华公司时，受到了林总和金华公司领导的特别欢迎，林总专门召集全公司开会，明确金华公司破产的事由强晟律师事务所承办。

　　林总放下身段，主动对我说：“金华公司现在就交给你了，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林总的话让我更加忐忑不安。

　　进驻金华公司前，我还是做了一些功课，对破产的程序及相关知识做了一些了解。我知道，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是解决子公司注销的问题。我和林总分工，林总负责去找省政府要批示，强晟律师事务所负责注销的具体工作。

　　省政府果然很爽快地给工商局批示了。有了这份批示，注销就不是问题了。金华公司对自己子公司、孙公司稍作清理，从一百多家子公司、孙公司中选取三十九家按我设计的方式注销了。

　　接着就是为申请破产准备文书资料，这是个技术活，而且有严格的要求，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求教于那些法官朋友，在他们的指点下，终于将资料准备好了。

　　金华公司所在地的法院不想承办该破产案件，主要是工作量太大，而且费用太少。我只好又找到省高院，通过省高院将该案指定给了案源相对较少的某市中级法院。立案时间是2006年11月3日，承办人是民二庭庭长叶法官。

　　法院的动作很快，受理后第二天就下达了第一份裁定书，裁定金华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裁定书还有一个附页，列出了同时清算的三十九家子公司的名单。

　　按照我们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金华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强晟律师事务所的义务即已完成，至于接下来怎么处理，是清算组和法院的事了。

　　法院裁定企业进入破产清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清算组。在法院关于清算组的裁定下达之前，我已经弄清楚了国企破产清算组的组成原则：国企破产，清算组一般是由相关职能部门的派出人员组成的，而清算组组长一般由它的上级主管机关领导担任。金华公司是一家正厅级企业，它的主管机关是省政府，所以其清算组组长很有可能是一位副省级领导。清算组成员一般就是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指派过来的，有国资委的、财政厅的、国土厅的、社保局的、房管局的、劳动人事厅的等，这样成立清算组便于破产工作的正常开展。

　　在破产管理人制度实施前，律师参与破产清算，特别是参与国企破产清算，进不了清算组，只能以顾问或清算工作组成员的身份出现。律师工作除了建言献策以外，更多的是调查，很多时候可有可无。

　　强晟律师事务所和金华公司的委托代理合同虽然已经履行完毕，但对这项全新的业务，我还是有浓厚的兴趣，希望继续参与，哪怕不再获得一分钱的报酬。我不苛求进清算组，只梦想在清算工作组中觅得一小职位，能让我全程深度参与就行。

　　法院关于破产清算组的裁定下来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一个小律师，居然成了正厅级的金华公司破产清算组的副组长；还有点意料之外的是，清算组组长空缺，说是暂时的。在意料之中的是清算组成员都是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领导。

　　定位是“群众演员”，结果变成了“副导演”！这让我很是纳闷，怎么会这样呢？

　　叶法官说这个破产思路是我提供的，所以希望由我来实施完成。“你这个副组长来得很不容易，国企破产还没有律师进清算组的先例，也少有设立副组长这一职位的，我们报省高院经省政府批准后，专门为你设立了副组长这一职位。”

　　在美国，四十几任总统中有一半以上出身律师；但在中国，律师与官基本无缘，还没有听说过哪一位省长、市长出身律师。虽然只是一破产国企清算组副组长，我还是很有成就感，毕竟律师进入了清算组。

　　副组长的苦恼

　　谈到破产时，人们想到的总是清算组，其实，在企业破产中，真正做事的是清算工作组，清算组只是决策部门。组长暂时未到位，就由我这个副组长主持工作。我先将组织架构搭起来，成立了若干清算工作组，有债权债务清理组、审计评估组、安全保卫组、后勤保障组等。清算工作组由破产企业留守人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组成。成立清算工作组时，在没有增加代理费的情况下，我“利用职权”将强晟律师事务所的绝大部分律师都安置到清算工作组中来了，我不想放过这个锻炼律师的机会。

　　按程序，接下来就是要召开第一次清算组会议和第一次破产企业负责人会议。说实话，这两次会议让我至今还心有余悸。

　　清算组会议，参会的九个人中有八个是职能部门的实权领导，正处以上级别，一个个正襟临危地坐在金华公司的会议室，等待着某位领导的出现。但最终坐在主席位的是他们并不熟悉的喻律师。我从他们的脸上读出了失望，甚至还有稍许愤慨。接下来便是我一个人说，没人附和，也无人反对。我说完了，便再也没有任何声音。我知道，他们都没有将我这个草根副组长放在眼中。我有些愤慨，但更多的是无奈。

　　负责人会议，参会的除了金华公司负责人外，还有一起列入清算的三十九家公司的负责人。金华公司是正厅级，下面子公司的负责人都是正处级，一间不大的会议室，挤了几个正厅、副厅级干部，四十多个正处级干部，阵容是相当的壮观，市长、市委书记主持召开一个会议的规格也大抵如此。但会议危机四伏，坐在主席位的我如坐针毡。

　　这些人虽然级别不低，但没几个得意的，他们坐在一起，更多的是慨叹人生的不如意，说当年如果不弃政从商，现在指不定也是一方诸侯，何等风光，如今所在企业早已停摆，没了自己的舞台。

　　他们根本就无视我的存在，抽烟、讲怪话、看报、打电话，我相信如果不是林总在场，要求他们坐在会场都困难。

　　我召集金华公司负责人开会的目的是给他们定几条规矩，要求他们尽量配合破产清算，但到会议结束，我拟好的规矩都没办法宣读。我知道，那样的气氛是不适宜宣读带有强制性的规矩的。

　　第一次破产企业负责人会议留给我的深刻记忆是四五十杆烟枪喷出的浓浓的烟雾和烟雾后面一张张不尽友善的土灰的脸。

　　深陷泥潭

　　第一次破产企业负责人会议还没完，会计师事务所李总已经在等我了：“喻总，银行账户这块怎么办？”

　　我反问她：“银行账户怎么啦？”

　　“按审计的要求，必须对银行账户函证，可现在查实的银行账户就有一千四百多个，如果这个工作要会计师事务所来完成，就是派两个人专门来做这项工作，一年也完不成，而且函证一个银行账户，银行要收二百元……”

　　李总一说，我立马意识到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银行账户这一块，李总还只考虑了审计的问题，这个问题好办，只要有时间和钱，还是能解决的。但按破产的规定，银行账户在破产终结前要注销，账户上的资金要归集到清算组账户。注销银行账户要提供开户时留存的印鉴、营业执照等资料，这对于这些财务资料缺失、公司结构都不健全的公司来说，基本不可能。银行的规矩向来都很死，少有通融余地。这样一来，破产岂不是无法完成？

　　我带着满肚子困惑找到林总，想向他讨教金华公司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银行账户。林总一声慨叹，说起了金华公司的前世今生。

　　金华公司本身就是一“怪胎”。为什么会有金华公司?据说原来在岳阳工作的陈领导被调到省里任副省长，他不忘当年的搭档萧同志，邀他来省城任职，并许诺其某厅厅长的职位，萧同志听信于陈领导，辞了原职，来到省城。

　　殊不知省城这鱼塘比洞庭湖还要大，即便是陈领导自己分管的厅局，这厅局长岗位自己说了也不算。萧同志则被人举报，省纪委插手了，自然不能被委以重任。

　　省纪委查了两年，证实萧同志没问题，但此时他五十九岁，过了委以重任的年龄。他自然不甘心，又找到陈领导。陈领导愧疚于心，没办法，要他自己想办法。

　　当年正是办公司热潮，他便提出办公司。当时进出口业务被垄断，进出口公司很红火，所以萧同志要办的公司就是进出口公司。

　　陈领导同意了，这就有了金华进出口总公司，注册资金六千万元，实际上省政府没有出一分钱，只是将省属的九家公司划拨给了金华公司。因为承诺了萧同志的正厅级，金华公司便是正厅级。

　　金华公司一经设立，立即表现出超强的繁衍能力，当年的经商热使得许多干部宁愿放弃仕途，下海从商。金华公司名下便挂靠了无数的子公司，子公司又挂了子公司……

　　萧同志只在金华公司干了两年便退休了。至其退休，“子孙”有多少？他本人也不清楚。

　　后来进出口业务放开，做的人多了，金华公司这样的国企就没了竞争力。金华公司这棵大树还没有倒，但猢狲已散得差不多了，赚了不安心钱的早移民国外；有门路的洗手回头（有个子公司的经理后来是副省长）；有些则转行从事与进出口无关的业务，自力更生；更多的则是赋闲。

　　金华公司不管怎么样，公司结构还健全，有自己的办公场地，子公司、孙公司则是另一番景象，不要说公司结构，有办公场地的都寥寥无几，更多的是无场地、无人员、无资金、无资产甚至无财务资料的五无公司，但他们有工商登记，有经营记录，有银行账户，有印鉴，有一大把的债务，有几百待政府安置的职工，还有职工各式各样的合理与不合理的要求……

　　怪胎下的蛋自然还是怪胎，金华公司子公司、孙公司的成立模式和金华公司基本上一致。金华公司虽然是国企，其实它的管理很混乱，很多是搭伙求财。每个下海的官员都单独成立一家公司，或者几个人一起成立一家公司，各做各的业务。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经理一个账户，甚至一单业务一个账户，一个公司少的都有二十个账户，多的有一百多个。

　　为什么要一单业务一个账户？这中间是有玄机的。这些公司一旦成立，便立即向银行借款，一借就是几百万，钱一旦借出，便鲜有还款的。据说，有更厉害的，做贸易时，赚钱的单就是个人做的，赔钱的单便是公司做的……

　　金华公司到底有多少子公司、孙公司？到底负债多少？在法院有多少官司？到底还有多少资产、债权？职工还有多少问题尚待解决？已经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破产，其实就是法人的安乐死，但法人的安乐死和自然人的有些不同：自然人安乐死，不管你得了什么病，一针打下去，你就到了极乐世界；法人不行，要查清你的前世今生，身家几何，债权债务如何处理，等等，这些问题都要由清算组解决。我虽然只是个副组长，但我知道，即使组长来了，这些事也都是我的。

　　林总是2004年调来金华公司的，目的就是破产，省政府要求他完成破产后再走，不想，这是个泥潭。有一回，他和我说起他的同学谁谁谁是哪个地州市的书记、市长，谁谁谁又是某厅局一把手，说到自己，很有些落寞。

　　我知道，五十来岁的林总已经耗不起了，金华公司的很多领导都耗不起了。

　　至此，我已经感觉如临深渊。我怕金华破产是个爬不出去的泥潭，怕在破产过程中有意想不到的意外，怕对不起林总……

　　我还有最后一线希望——请清算组组长尽早到位，让他站在前面，我配合他做点具体的事，这样我的压力会小很多。我以清算组的名义给法院去了一个报告，法院通过省高院请示省政府。

　　临危受命

　　不久，叶庭长跟我说：“清算组组长一时半会儿不会来，法院和有关部门商量，决定由你担任。”

　　之后我便听到了省政府不派清算组组长的原因：本来省政府是安排一位副省长担任组长，但这位副省长在担任另一家省属国企破产清算组组长时，经常被破产企业职工纠缠，他已不胜其烦，在听说金华公司的情况更复杂后，说什么也不来。他不来，别人更不愿意来。没有清算组组长的破产肯定是无法开展的，法院便建议由我担任清算组组长，省政府同意了。

　　一同下来的还有省政府拨付的破产经费，一百七十万元，而且声明这是破产的所有经费，不会再增加。这是个很令人失望的金额。虽然只立了一个案号，只是一个破产案件，但实际上还是四十家企业一同破产，这样做确实可以省一些费用，比如诉讼费和审计费，但还是有很多费用不能省，比如工作经费。一百七十万元作工作经费都远远不够。要知道，如果破产四十家，省政府需支付一千六百万元的破产经费。这无异于既要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拿到任命裁定书那天，我在清算组办公室坐到深夜，没有一丝喜悦，呆呆地望着裁定书。福兮！祸兮！

　　坐在四十多个厅级、处级干部的上首，履行着一个应当由相当级别领导履行的职责，决定着与十亿多的债权债务、几百个债权人、几百个国企职工息息相关的事……对于一名律师来说，这绝对是件了不得的好事。

　　这真是一桩好事吗？副组长的经历告诉我，这是一项苦差，一项没人敢接手的苦差。

　　我算是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兵，但原来参加的战斗都是单兵种作战，扮演的角色始终是近距离作战的陆军。今天，一名陆军士兵突然成为了集团军总司令，但这个集团军司令并不是论功行赏给你的，而是大部队已经陷入绝境，临危受命，要你来克服困难，带领部队突围……

　　其实，我完全可以选择退却。我和金华公司签的合同中并没有要我当清算组组长的条款。但在我的执业生涯中没有退却的记录，退却不是我的性格。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吧！

　　北京充电

　　虽然决心已定，但我毕竟是第一次涉足破产，是个地地道道的外行。我还是无从下手，除了从书本恶补专业知识外，我还期待有高人的指点。这时，机会来了。

　　12月，北京开办了一期破产管理人培训班，我、林总和叶庭长都报名参加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学习了五天。讲课的是最高院民二庭的法官、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领导，都是参与修订新《破产法》的专家，听课的以律师居多。

　　破产管理人是《破产法》修改后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新《破产法》实施后，破产管理人就取代了破产清算组，这是我国企业破产和国际接轨迈出的重要一步，也为律师业务开辟了新的天地，因为破产管理人可以由律师担任。

　　在讲课过程中，多位领导抨击破产清算组制度，由上级主管领导担任清算组组长，被专家认为是由非专业人士做很专业的事，弊端很多。有位专家说：“我还没有听说过律师担任了国企破产清算组组长的，甚至没听说过律师进入了国企破产清算组的。”

　　课间，我便和这位专家交流，并告诉他,我现在是一家正厅级国企破产清算组组长。这位专家非常诧异，同时非常感兴趣，便和我有很多沟通，了解了我带领清算组破产清算的情况。最后，这位专家说：“你完全可以自豪，因为你是我晓得的全国唯一一位担任国企清算组组长的律师，而且是正厅级国企！”

　　许多同行得知这个信息后都相当羡慕，认为我给律师界争了光、长了脸。有同行甚至说：能接上这样一单业务，不给代理费都愿意干。有的干脆戏称我为“省级律师”。那些天，“省级律师”便成了他们对我的称呼。虽然我知道这个头衔是虚的，但我还是很有职业荣誉感。

　　这次听课，收获颇丰，不但学到了实用的知识，还提振了信心；不单是获得了虚无的职业荣誉感，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在新《破产法》实施前，我实际已经充当了一名破产管理人。我的破产思路很符合新《破产法》的精神，这种先知、先觉、先行的感觉不像职业荣誉感那么虚无，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成就感！

　　从北京回来，我对金华公司的破产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对我在这个破产中的作用有了一个全新的定位：我要抢在全国律师同行的前面，在破产管理人制度实施前，提前当一回破产管理人。

　　破产管理人

　　新《破产法》正式实施的时间是2007年6月1日，而我整整提前半年进入了破产管理人的角色，我完全按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和权限实现了自己在这个破产中的定位。我虽然也会按期召开清算组会议，会征求其他清算组成员的意见，但更多的是按我的设计在完成这项清算业务。

　　我一改往日的沮丧，用更多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天，我早早来到清算组办公室，全天召开了六个会。清算工作组的每一个小组我都召集开了会，然后开了清算工作组的大会。这一天，我记录了几十条从各个工作小组反馈上来的意见，对工作重新提出了要求，并制定了破产计划时间安排表。

　　我调整了破产思路。原来我想查清所有事实真相，现在看来是不行了，有的可能连政法部门都查不清——当事人出国了或者死了。如果按原来的思路，金华公司的破产三年五年都完不成，而且很有可能会陷入泥潭。现在我把清算范围收窄，能带过的就带过，为破产而清算，尽可能早日了结。

　　接下来的时间，我以清算组组长的身份单独约见了金华公司子公司的四十多位负责人。我不和他们谈法律，而是从他们的个人要求入手，谈公司沿革、轶闻，对破产的建议和要求。这些人大多有一种落魄感，而且每个人都有些要清算组解决的问题，如报销医药费呀，拖欠的工资、养老保险呀，报销代垫的工作经费呀，等等，所以谈得比较融洽，往往计划只谈一个小时，结果谈了两三个小时。谈到最后，许多人都忘记了我是律师，错误地把我当成了省里领导，提了很多问题要我向省里主要领导反映，好像我可以随便见到省里主要领导似的；也给了我许多溢美之辞，表明了他们对破产清算和支持我工作的决心；离开我办公室时，甚至有些毕恭毕敬。

　　虽然现在做的工作和原来的律师工作相差很多，但我居然很快就适应了，完全进入了清算组组长这一角色，甚至忘记了自己是律师。

　　第二次召开金华公司负责人会议的情况比第一次好多了，会议一个小时便结束了。我宣布了清算组制定的对破产公司负责人的纪律和要求，发给每人一份，要求签收，居然没人反对。

　　破产企业是个火药桶，一不小心就要爆炸。这些年，因企业破产而引发的职工上街游行、堵路、在省、市政府门口静坐的事件实在太多。我便亲眼看见有一家破产企业的职工在省政府门口打出了“我们要做公仆，不要做主人”这样一条啼笑皆非的横幅。我不希望金华公司的破产出现这些状况。

　　所以，我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时间是接待职工，天天都要接待。职工有很多要求，有的能满足，有的不可能满足，有的甚至纯粹是无理取闹。

　　那段时间听电话，电话那头只要开口叫“喻组长”，我便马上神经质地烦躁。但不管怎么样，我都得认真倾听，耐心解释。这些工作为我赢得了一个“最没有架子、脾气最好的清算组组长”的好名声。金华公司破产，职工一直很平稳，没有闹事的，这和我的耐心接待、认真倾听、专业解释不无关系。

　　虽然想尽可能简单，但四十家企业放在一个程序中破产清算，每一项工作都蔚为壮观，法院每制作一份文书，随便就是几百份，甚至几千份，法院盖章的同志曾经加班到晚上十一点。

　　查询到的子公司、孙公司的工商档案就有一百多个，复印了一万多页，寄发的债权申报表有几千份，查实要注销的银行账户达一千四百多个……

　　相当的工作，不仅仅只是量的庞大，更多的是对专业知识、综合能力的考量。

　　银行函证的解决就是综合能力的体现：一千四百多个银行账户，函证费加上办事员的费用，至少三十多万元。函证还可以用钱来解决，注销用钱都解决不了。这些该死的银行账户！怎么办呢？

　　凭我的理解，所谓函证，就是会计师事务所为查清破产企业银行账户上有多少资金，开一个询证函给银行，银行将资金余额写在函上，会计师事务所以此作为审计凭证。

　　查资金余额，法院也可以查，而且法院查询，银行不收钱，可不可以由法院出面查询？将查询凭证代替询函证呢？

　　思路一旦打开，尤如泉涌，我发现银行账户注销也可以通过法院变通来解决。这项工作也可以由法院来完成，而且查询和注销两个程序可以一并完成。放着法院这么好的资源怎么不利用呢。

　　我的设计是：将会计师事务所的函证和清算组注销银行账户两个程序，改为由法院牵头查询银行账户。要函证和注销的账户，由法院查询余额，对有余额的银行账户，法院强行将其划拨至清算组账户。对被法院查询或强制划款的账户，清算组以查询单及转款凭证作依据，不再办理注销手续，避免了找不齐银行印鉴、公司资料、开户资料这一难题。而会计师事务所拿到银行盖章的查询单，等于拿到了函证回单……

　　我把设计和李总商量，李总一开始就态度很坚决地说：“不行，这没有先例。”我慢慢和她解释，最后她承认：律师的思维比会计师活跃一些！

　　法院接受我的设计，一切就简单多了，只用了一星期、花了一万多元就完成了该项工作。一千四百多个银行账户总共才转了两万多元到清算组账户。

　　这个设计至少将清算时间缩短了六个月，节约了三十多万元费用。对此，参加过很多破产的李总很是感慨，说如果不是律师担任清算组组长，这个问题可能还在开会讨论中。李总对我相当佩服，她经常戏称我是“会计专业人士”。

　　追缴资产

　　在破产程序中，有一个必经的环节——追缴破产企业资产。

　　在别的破产中，这不是难题，因为资产都在，你去清理就行了。而金华公司的破产却很麻烦，四十家公司破产，账面涉及的资产有两个多亿，几百笔，都是一些陈年旧账，而且遍布全国十几个省市，要将这些资产查清楚，工作量之大、之难，可想而知。同时，这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不但债权人敏感，金华公司的职工也敏感。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债权人、金华公司职工都有可能闹事。

　　一笔一笔资产去清，显然不可能，我决定从最难的债权着手，杀一儆百。

　　金华公司的六千万元注册资金实际是没有到位的，这是所有债权人都关注的问题。省政府是出资人，依据法律规定，清算组应当向出资人追缴未到位的出资。

　　但要向省政府追缴这一笔钱，所有人都有所顾忌。早几年，有个案子涉及省政府，省长的大名出现在起诉状上，这立马成了一个政治事件，最后以承办该案的庭长辞职而告终。这件事，在政法界已是尽人皆知。

　　当然，明智的做法就是对这个问题视而不见，但我总觉得这么做是对职业的不尊重。怕什么怕，反正我一介平民，无畏也无求，要是出了问题，就算是为职业献身好了。

　　最终我以清算组的名义给省政府去了一份函件，要求省政府将金华公司未到位的六千万注册资金补充到位。同时告之，因金华公司的职工安置费需要七千多万元，该笔资金也是由省财政承担，追缴的注册资金可以用来支付职工安置费。省政府接到该函，居然同意支付该款。

　　这笔钱追到位后，我信心大振，接下来就将职工反映强烈的车辆列入追缴计划。

　　财务账上反映，金华公司还有几十台轿车，而真正由清算组控制的只有三台。经查实，大部分轿车都已经灭失了，只是账面没做处理而已。不过，也还有几台车是金华公司子公司的负责人在开。

　　要追回这几台车也非易事。这些人都和公司有诸如养老保险、费用报销等扯不清的经济关系，你问他要车，他就拿这些问题来搪塞，金华公司已经追了几年，一台车都没有追回。

　　我认真分析了这几个占有公司车辆的子公司经理，将一个可能涉及经济犯罪的经理叫来，要他交出车辆，他不肯，说公司还欠了他几年保险金。我说这是两码事，他还是不肯。我便提另外一件事，而且告诉他，准备和检察院联合。这一下他急了，同意配合，将车交了出来。

　　收回了第一台车，其他的车就好办了，没多久，所有能收回的车便都收回了。清算组的威信随之大增。

　　几百笔资产，通过审计，核销了大部分，剩下几十笔，将所有律师分成五个组，一笔一笔查实……

　　走访债权人

　　在接手金华公司破产前，我以债权人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参加过几次债权人会议，它们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吵闹，歇斯底里地吵闹，甚至最后演变成一场打斗。

　　企业破产，最难对付的是债权人。债权人总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刁难清算组。金华公司负债近十亿，有多少债权人，这中间有多少怨恨，可想而知。

　　这也怪不得债权人，其实和我们国家的破产制度设计有关。破产应当是市场经济下终结游戏的一种规则，破产的目的应当是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但我们国家的破产就变了味。《破产法》虽然规定只要是有限责任公司就可以破产，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破产似乎成了国企的专利，而且国企破产并不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破产企业的资产分配，第一顺序是安置职工，第二顺序是交税，留给债权人的一般所剩无几了，很多时候是零。加上破产清清算组没有债权人参加，其公开透明的程度不一定高。

　　所以债权人会议往往成了债权人发泄闹事的机会，面对债权人会议，清算组往往如临大敌。

　　我从接触金华公司破产开始，便知道金华公司的债权清偿率为零，一直为债权人会议担心。我一直在设想，当我这个清算组长亲口告诉债权人债权破产清偿率为零时，债权人会不会集体发飙？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债权人，我也会发飙。而且清算分配方案是要债权人表决通过的。自己的债权一分钱都拿不回，还要去配合清算组完成这个债权消灭的程序，你会干吗?

　　我一直忧虑这事。最成功的破产是能让职工不闹事、债权人不闹事。一有时间，我就去走访债权人，凡债权在一千万以上的债权人，我都走访了一遍，个人债权和闹得凶的债权人我也逐一走访，走访的目的是报告清算工作进程，交流感情，听取意见，获得理解、支持、配合。

　　破产清偿率无疑是债权人最关心的，走访过程中，我也有意无意地告诉了债权人。我想，与其在债权人会议上让债权人面对，还不如现在告诉他们，看看他们的接受程度，并可相应地做些工作，思考对策。

　　债权人中有一个是德国人，他在上海开了一家公司，金华公司只欠了这家公司三万欧元，但这个德国人的认真与执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这毫无偿还希望的三万欧元，德国人专门派其助理来找我三次，并两次致信与我，措辞激烈，最后还告状到商务部。对德国人执着认真的精神，我由衷佩服。

　　债权人会议

　　2007年3月7日，法院主持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这是对债权人的债权交代的时候，也是对清算组清算工作进行检验的时候。我西装笔挺地坐在清算组组长的位置上，泰然自若。我的旁边坐着破产企业负责人林总，对面则坐着债权人会议主席一一最大债权人，上首坐的自然是法院承办该案的三位法官，法官的正对面是清算组成员和到会的一百多位债权人。过道和进门处则坐了好几个法警。

　　法官宣布了该次债权人会议的开始，介绍了到会人员，宣布了相应规则。接下来便是作为清算组组长的我宣读清算报告。清算报告介绍了金华公司的前世今生，破产的原因，清算的工作，清算的结果，等等。之后便是林总代表破产企业发言，林总发言非常诚恳，分析了金华公司破产的原因，对给债权人的债权造成损失表示抱歉。然后由债权人会议主席发言……

　　轮到债权人发言时，会场气氛变得热烈了很多。债权人最关心的是金华公司的所有资产是否列入了清算？省政府的六千万元注册资金是否追缴到位？是否可以清偿部分债权？等等。

　　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要由我这个清算组组长一一作答。由于清算工作扎实，这些问题我都成竹在胸，不但能口头答复他们，而且还可举出相应证据来证明，这个效果非常好。加之会前我和大部分债权人有过一些沟通，所以会场上故意挑刺、胡搅蛮缠的并不多，只有一个五大三粗的东北女债权人讲了一些难听的话，但被叶庭长制止了。

　　最后是对清算分配方案进行表决。按规定，清算分配方案必须“双过半”，即参与表决的债权人人数和代表的债权金额都必须过半数赞成，才能通过采用。为了这个“双过半”，前期我做了不少工作，也反复计算过，“双过半”应当是没问题的。

　　但最后统计的结果让我和林总都很不舒服，赞成的债权人人数过半了，但代表的债权金额没有过半，主要是有几家银行投了弃权票，而规则是弃权票不算赞成票，实际等同于反对票。

　　我后来找到银行的几位代表，他们解释，自己是不清楚规则，认为只要不投反对票就行。

　　按法律规定，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没有通过破产清算方案的，一个月后可召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再表决。

　　一个月后的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便只走了过场，法院就裁定了破产清算方案生效。金华公司的资产都由国资委接收了，所以也就免了资产处置这个程序。6月份法院下达了破产终结裁定。

　　影响深远

　　借用省高院一个领导的话来评价金华公司的破产：先注销子公司而不清算，然后在母公司破产时一并清算，这开创了一种“1十N”的破产新模式；律师担任国有正厅级企业破产清算组组长，首开先河；四十家企业的破产，七个月完成，效率之高，前所未有；破了近十亿债权，安置了五六百职工，没有闹事和上访的，效果之好，少有！少有！

　　林总的好日子来了。金华公司没了，林总自然调走了，去了一家国企，但此国企非金华公司。此国企是上市企业，林总是拿年薪的，据说是七位数。

　　叶庭长认为：金华公司能如此顺利地破产，喻律师的功劳是大大的，应该向省人民政府为喻律师请功。

　　大家都为金华公司安乐死而高兴时，我却有点闷闷不乐，毕竟，十多亿的国有资产消亡了，而且是经我的手消亡的。这中间有多少损公肥私，甚至是化公为私，有多少人玩忽职守，甚至贪污，我清楚，我也不很清楚，但我都没有办法……

　　朋友们还是戏称我是“副省级律师”。我这副省级来得太容易了，所以也还廉价。打了这么久的工，才二十万元工钱，这二十万元还是付给强晟律师事务所的。这些钱尚不够付律师的工资。这单业务从经济上说，我是亏了，但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通过这单业务，我体会到了律师的另一个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