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吾同律师事务所
披荆斩棘实现委托目的是律师价值所在

四千万代理费

发表时间:2020-04-16 08:19




  该案,代理费理论上有四千万余元,号称当年全国律师界最大的一笔代理费;


  该案,历经四级法院,成就了我律师生涯的大满贯;


  该案,为委托人挽回国有资产损失一亿三千六百万元,并使国有资产增值三千五百余万元。


  2004年是天成公司与南北公司系列案件的第四年,我作为天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这场搏杀中郁闷至极,甚至对打官司有了厌倦感。元旦,我远离居住的城市,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过了几天清净安心的日子,算是对自己受伤的心灵的一种休养修复。打官司的对抗性太强,有些伤身体,我决定业务转型,从“外科医生”(诉讼类业务)转型到“保健医生”(非诉法律事务)。


  才回到长沙,便接到一个自称邹斌的人的电话,他说有个大案想委托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和他见面。


  第一节 临危受命


  我和邹斌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办公室,他的身份是某电业局局长助理,对方是某矿业集团,案由是供用电合同纠纷。这个官司一审在县法院,二审在市中院,二审开庭后,电业局得知其诉讼理由不充分,诉讼请求将被驳回。电业局领导知道情况后,指示:寻访大牌律师,不惜一切代价打赢官司。


  大牌律师


  我有些纳闷,什么时候我又变成了大牌律师?便问:“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邹斌说:“天成公司刘总介绍的,你为他们公司代理的案子做得漂亮,他就推荐了你。”


  我很认真地帮他分析案子,然后给了些意见。他便要我出具一份法律意见书,说是要给领导看。


  三天后,我给了他一份法律意见书。


  再三天后,他要求我提供曾经做过的案例,特别要求附判决书。准委托人要求律师出具法律意见还要看律师业绩,这还是第一次,说明他深谙律师之道。


  之后,我得到的消息是电业局领导对我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个人业绩都很满意。但该委托权竞争很激烈,不久便听说落到了云龙律师事务所手中。


  一个多月后,邹斌又找上门来,说云龙律师事务所主动解除了委托代理,电业局领导还是希望和我合作。


  虽然有点厌倦了“外科医生”,但这单业务太有挑战性了,弃之可惜,我还是决定承接它。


  就在我们要进一步沟通时,听说又有竞争对手插了进来,而且是关系户,我便听天由命。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我被市纪委“请”去静园了,名义是配合调查。静园是市纪委办案点,所以去静园不是件光彩的事。


  十天后,我平安无事地从静园出来了,邹斌找到我说:“这单业务非你莫属。”


  我有些莫名其妙,刚从静园出来,别人唯恐避之不及,邹斌为什么要反其道而为之?


  邹斌用他的邹氏理论给我解释:“凡是进了静园的,没有几个能完整出来,你能在十天之内平安出来,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你是条汉子,能够抵抗住里面的各种软硬措施;第二,你有相当过硬的关系,有人救你。能从市纪委轻松将你“捞”出来的人,肯定不是一般的领导,你们关系肯定也不一般。这样的律师,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大牌律师。


  ”这个解释让我哭笑不得,我问:“你怎么不想可能是我没有任何问题呢?”


  邹斌很是不屑:“你律师做得那么好,会没问题?鬼信!”


  律师形象如斯!我摇摇头,无言以对,只是为律师这一群体感到悲哀。我倒因祸得福,市纪委无意中给我写了封“推荐信”。


  这回玩大了


  接下来是市电业局下属的县电力局局长霍文和邹斌来找我商谈委托代理合同。说是商谈,其实没有谈的余地。一见面,邹斌就拿出与云龙所签的那份合同,特别强调这是经省电力公司审定的,除了乙方名称能改以外,合同内容一字都不能改。


  合同大意是:电业局委托律师事务所收回矿业集团所欠电费本金约六千七百万元及相应的违约金;代理费为收回电费本金部分的百分之八和违约金部分的百分之五十二;收回的案款,先本金后违约金;电业局未经律师事务所同意,不能单方放弃债权,放弃部分视为律师事务所追回,要按百分之八、百分之五十二的标准计算代理费;等等。


  我看合同内容还算公平,也就没有表示异议。


  但邹斌又拿出一份补充协议,我一看,差点喷血,这是专为强晟律师事务所量身定做的,十四条内容全部是约束强晟律师事务所的。协议大意是:代理费的支付方式是债权资金到账后按比例支付;案件败诉后,强晟律师事务所要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强晟律师事务所必须在2008年6月30日前追回电费本金及不低于一千五百万元的电费违约金,不足部分强晟律师事务所应垫付;等等。


  这份协议一签,强晟律师事务所要背负多大的风险呢?如果官司败诉,强晟律师事务所要承担几百万的诉讼费用;即使官司胜诉,如果不能按时执行到位,强晟律师事务所可能要垫付八千余万元。


  风险代理的概念是:律师在接受委托时不收代理费,双方只约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委托目的,实现委托目的后按什么标准(比例)收取代理费。所以,风险代理应该只有能不能收到代理费的风险,而没有要承担诉讼费、更没有要赔偿委托人损失的风险。


  虽然我一直主张律师的收费应是风险代理模式,而且也做了几百单风险代理,但霍文提出的要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代理我还闻所未闻,这对律师太不公平,甚至有损律师行规,我拒绝了。


  霍文见我不同意,便激将说:“喻大律师,你做律师不是一直喜欢挑战,一直以风格大胆据称,这个单怎么不敢接了呢?”


  “唉!律师中有血性的不多啊!”邹斌见我还是犹豫,故意激我。


  霍文又说话了:“这个合同肯定是改不了,但在履行的过程中,你可以提出修改,我可以和领导反映,修改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但我不是被激怒,我喜欢律师这个职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喜欢这个职业的挑战性。到承接这单业务时,我已经挑战十年了,十年中很多不可能的官司变成了可能,我一直期待更大的挑战。这个案子是个机会,案子中的艰难我已经预知了一些,看得实在有些手痒,只是条件苛刻得超出了我的设想。但十年的战绩让我总是高估自己的能力,我犹豫是否再来次艺高人胆大的尝试,便接受了他们的条件。


  和电业局签合同的时间是2005年5月8日。合同签订后,霍局长便阴阴地笑着对我说:“合同签了,官司就是你自己的事了,你就自己做主吧,不要找我们了。官司赢了,你就是千万富翁,下半辈子你可以不想事了;要是官司输了,那你就等着倾家荡产吧!”


  我估摸着霍文的这段话,总觉着其中藏有很多内容,一时没想明白。


  对照合同,确实是这个情况。这回玩大了!


  半年后,我在邹斌处看到了市电业局给省电力公司和国家电网公司的“关于某市电业局与矿业集团供用电合同纠纷案的情况汇报”,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针对本案的复杂性,我们对律师事务所和代理人进行了认真的筛选。选定之前对五家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并由五家律师事务所指定代理人对本案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然后出具法律意见书。最后三家律师事务所由于没有把握胜诉而退出,一家认为我方提出的条件太苛刻,没有能力承办,最后选定的律师事务所既出具了详细的法律意见书,代理人对本案的思路,法官和省电力公司、市电业局等相关领导均接受,且在对我方提出的要求均接受,并且该律师事务所和代理人在对民商案件中有较好的业绩。最后选定湖南强晟律师事务所喻国强律师为本案我方代理人。”


  我知道,和电业局在委托代理合同的谈判上,我彻底输了。他们找我时,其实已经山穷水尽了,我完全可以狮子大开口和他们谈条件,但我有点性急了,没有把握住,反而被他们“诈”了。


  随着案件材料提供过来,我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一个怎样的烂案啊!我似乎看到了倾家荡产的样子。


  开局即死


  一般情况下,签了委托代理合同,戏才开场。但这场戏,我接手时,实际已经演完了,大幕即将落下。


  这是一场事实貌似清楚、法律关系貌似简单的官司。供电方电业局和用电方矿业集团存在长期的供用电合同关系,自1987年开始,矿业集团一直拖欠电业局电费。由于90年代煤炭企业不景气,矿业集团成了特困国企,几万职工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电业局一直奈何不了它。至2004年,矿业集团欠费已近七千万元,滞纳金几亿。2003年后,煤炭涨价,煤炭企业红火,但矿业集团并没有归还陈欠电费的意思,电业局便决定通过诉讼追缴。


  电业局的起诉标的过亿,按法院立案的层级规定,该案要在省高院一审。县法院为了揽案源,找电业局做工作。电业局决定分时间段起诉,将1987年至1992年这一时段所欠的两千多万元电费先起诉至中级法院,再由中院交办给县法院。因中级法院受案范围是三百万至三千万元,中级法院有权将自己受理的案件交办给县法院。


  该案一审,电业局没有多少悬念即胜诉了。


  矿业集团不服,上诉。上诉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中一点是:用电方每年每月都在缴纳电费,所有缴纳的电费并没有特指哪一个月的,特别是有时还有多缴纳的情形。供用电是一个连续的并延续至今的行为,所以根本无法确认1992年以前欠费有多少(后缴的电费也许是还了1992年前的旧账)。


  市中院审理后认为矿业集团的上诉理由成立,拟驳回电业局的诉讼请求。


  该案实际上已经终审完毕,虽然没下达终审判决,但判决结果已经明晰。


  客观地讲,矿业集团的上诉理由是成立的,中院驳回电业局的诉讼请求也是正确的。所以,该案一旦判决,再进入抗诉、申诉再审的程序都相当困难,即使进入了,要推翻中院的判决也几无可能。


  可以说该案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倘若市中院再往前走一小步,律师即使有再大的本事也是白搭,因为没有了施展本事的空间和舞台。这相当于基建老板接了一单基建业务,要进场施工了,才发现没有建设用地。


  致命瑕疵


  矿业集团上诉的第二点理由是:电业局提供的电量抄表卡没有用电方的签字,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我查看了电量抄表卡,确实没有用电方的签字。我很纳闷:电量抄表卡要经电方签字是个常识,怎么会出现一个这么大的失误?


  邹斌解释说:“电业系统约定俗成的电费结算方式是,月底电业局和矿业集团工作人员同时对电表电量进行抄表,抄表后双方都不在对方抄表卡上签字确认,各自回单位计算出当月电费,矿业集团即将当月电费付出,电业局收到电费后即开出相应税票。当时全国都是这种模式。”


  我思忖,这种抄表方式只适用于“月结月清”,如果出现了电费拖欠,特别是拖欠的时间太久,就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如果用电方有意赖账,故意不认可供电方提供的抄表卡怎么办?


  当然,也有补救措施,我抱着一丝侥幸问邹斌:“电业局计算出电费后,要用电方签收确认没有?”


  “没有,从来没有。”


  “电业局是否将每个月发生的电费都开了税票并送达给了用电方?”我还不死心。


  “有的开了,有的没开,有的收了钱也没开,有的即使开了也没有给他们。现在电业局尚保存了矿业集团的税票一个多亿。”


  “电表还在吗?电表上有计量读数。”我还不死心。


  “电表不知换了多少轮了,一般是一两年就换一次新表,换下来的表没有保存。”显然邹斌知道我问话的意思。


  “那换电表时止表读数有记录吗?”


  “没有,也没有。”邹斌有些丧气地说。


  我眼中的一星半点希望之火也熄灭了。


  确认抄表卡是本案最基础、最原始的证据,如果这些证据没有用电方的签名,依据证据规则,这就是瑕疵。这个瑕疵其实也可以通过用电方签收确认电费单或税票等方式来弥补,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工作,电业局都疏忽了。这个瑕疵便成了一致命缺陷。


  矿业集团显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一直抓住不放,坚持电业局提供的抄表卡因系电业局单方抄表、没有用电方的签字确认而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不具备证明力。


  邹斌告诉我,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疏漏,在全国造成了一个五百零八亿电费收不回的大窟窿。类似的诉讼全国有好多起,甚至打到了最高院,电业系统均因无法弥补电量抄表卡没有用电方签字确认这一瑕疵而败诉。


  这就是一个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问题。客观事实是用电方确实欠了供电方的电费;法律事实是,供电方无法用证据证明用电方欠了电费,或者说是欠了多少电费,结果是供电方的权利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


  我质问邹斌:“既然你早就知道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忙解释:“案子确实关系霍文的位子,官司输了,他这个局长恐怕就当不成了。所以一定要有人来挑重担,之前,有些律师就是过不了这道坎,放弃了。”


  我很有些懊恼。碰上这样一个案子,官司打不赢,自己不拿代理费就算了,还要关系别人仕途,这责任就大了。


  我尚在郁闷中,邹斌又说话了:“我认为这个案子最大的问题还是执行。”


  他不提醒不打紧,一提醒,我就更着急了。


  老运动员


  对那些经常打官司的当事人,律师界有个形象称谓——“老运动员”。矿业集团就是所谓的“老运动员”。矿业集团是家大型困难国企,负债应以十亿元计,据说早已资不抵债。这种状态,自然是官司不断,在其住所地法院就有官司五六十件,基本上都是当被告和被执行人。


  俗话说:债多不愁。官司多了,矿业集团也并不着急,经过长年的摸索,他有一套专门对付债权人和法院的办法,并且可以做到流水化作业,公式化应对。


  矿业集团设置了法务部,有一个律师团队专门负责处理这方面的事务,所以要赢他们一场官司,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千辛万苦赢了,又能怎样?执行矿业集团基本上是个跨不过去的坎。这些年,鲜有执行成功的。


  矿业集团的开户银行就在其矿区内,法院去冻账,必定遭围攻,人都出不来。它有几万职工,在对付执行法院上,这是绝对的生力军。在工资、社保、医疗费面前,债权人的债权自然算不了什么,否则职工会上访闹事,有几次,法官还在执行矿业集团,就已经有很多职工到法院周围“散步”了。这样的事已经发生了好几回,法官一听说是去矿业集团执行,连去都不愿意去。


  在接受电业局委托之前,我对“老运动员”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由于一百多单执行业务的无一失手,我总是相信自己的能力和运气。但在得知这是个资深的“健将级”的“老运动员”后,我不由得猛吸了口凉气——毕竟,这单代理,还不只是我能不能拿到代理费的问题。


  自由职业


  官司的障碍肯定远远不止这三个。这个官司还有代理下去的必要吗?难怪同行会放弃,难怪一个标的这么大的业务会主动找上门来。我做业务一直以大胆著称,但我接业务,向来都很谨慎。我有自己的原则,不对业务的来龙去脉了解清楚,是不会轻易和委托人签合同的。当然,没有一定挑战性的业务我也不愿做。这单业务我却被委托人牵着鼻子走了,没有太深入细致的了解,不知道这个挑战大得几乎不可逾越,走下去,很有可能是条不归路。


  律师是个自由职业,所谓“自由”,就是说律师既有接受和不接受委托的自由,也有接受委托后,随时解除委托的自由。


  这时我完全可以和云龙律师事务所一样提出解除委托,并不需要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也许,这是一种最理智的做法了。


  但我认为,律师的自由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律师只有接不接受委托的自由,而一旦接受了委托,就不能解除。在中国这个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国度里,向来推尊的是“和为贵”。无论个人还是公司,打场官司都是大事。律师的受托,不是一般之托,有时不单单是财产关系,往往还关乎个人前程和公司兴衰发展。所以我一直主张律师在接受委托时要慎之又慎,一定要仔细权衡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实现委托人的目的,绝对不能为了代理费而误了委托人。而一旦接受了委托,律师就没有了退路,要和委托人同乘一艘船,生死与共。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对律师的起码要求。而且,律师之忠,不能只是看家护院的狼狗之忠,往往还要如猛虎雄狮般帮委托人去搏击猎杀对手、争抢食物地盘,这是将律师的智慧、耐力、气势、毅力、经验集中展示的过程。接受委托后,律师还有什么自由呢?只有冲锋陷阵,奋勇杀敌。


  困难?还谈什么困难?见招拆招吧!


  在我的执业生涯中,有赔本做买卖的记录,但没有中途解除委托的记录。


  第二节 神仙布局


  表面上看,一场官司,主角是法院、法官,因为审判活动是由法院、法官主导的,律师只是参与其中,其职责是按照法律的要求走程序,配合法院审理,是个配角。


  如果律师是这样定位自己在官司中的作用,那么委托人的代理费十有八九是丢在水里了。


  在我看来,打官司其实和打仗是一回事,律师就是一方统帅,是绝对的主角,法官只是一个居中的裁判,是配角。既然律师是主角,是统帅,就要对官司有一个整体的设计,选择一套对自己最有利的战略战术,即所谓先谋后动。法律是死的,但聪明的律师可以将其用活。如果不谋而动,走到哪,打到哪,结局往往是死路一条。


  电业局这个官司现在是烂尾楼中的危楼,因为基础有问题,不管你怎么样修补,其结局只能是垮塌。我必须对它动大手术,而且是用超越常人思维的方式动大手术。


  在旁人惊诧的眼光中,我作出了战略布局:将烂尾危楼拆除,恢复到原始状态,异地重建。


  “逃跑将军”


  戏如果还要演下去,就必须获得转机,而且要快,因为二审法院的大幕即将落下。


  我认为电业局之所以会败诉,败在诉讼思路上。分段起诉给了对方充分的抗辩理由,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这场官司不管怎么打,电业局都是败诉。


  要纠正诉讼思路的错误,二审显然不可能。既然对手上诉理由是成立的,再在二审法院努力或者二审判决后去努力就是方向性错误。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只有回到一审,电业局才有更多的诉讼权力。本律师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想办法将案件发回重审。


  我自认为这是对症下药,但霍文和邹斌顾虑重重,因为这与他们聘请大牌律师的初衷不一致。电业局的所谓“大牌律师”,其实就是和法院关系好的律师,找“大牌律师”的目的,实际上就是通过律师个人影响法院。


  这些我都明白,但并不认同。我一直认为事实、证据、法律是官司的三要素,离开了这三要素的关系案、人情案、权力案、金钱案是对法律的玷污,对律师职业的不尊重,而且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是翻来覆去,徒增诉讼成本而已。


  霍文、邹斌虽然不愿意,但他们也没有办法,不接受不行,因为已经无路可走了。


  案件很快就被发回重审,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回到一审,电业局满心以为寄予厚望的喻大律师会有让他们振奋的大动作。


  喻大律师确实有大动作,只不过不是振奋,而是震惊!本律师开出了第二张处方:撤诉,到省高院重新起诉。干脆推倒,异地重来。


  这个动作是大了点,霍文和邹斌都接受不了——连阵地都没有了,这仗还怎么打呢?


  我反复解释,他们还是觉得决策重大,要请示上级。现在的这个战略决策是经过领导审批的,虽然已经被证实错了,但他们还是不敢否定领导。


  对此,我很有信心,反正都山穷水尽了,舍我其谁。果然,没两天,邹斌就传达了领导的指示:同意撤回起诉。


  一对冤家在激烈赛跑一年后,由于电业局的退出,未到终点,又回起点,电业局做了一年的无用功。


  一天,邹斌坏坏地问我:“你的体育专长是不是长跑?”


  我莫名其妙。


  “如果要你去抗日,肯定会被老蒋杀死,日本鬼子还没来,你就跑得没影了。”


  我这才知道,因为我的一退再退,在电业系统赢得了一“逃跑将军”的称号。


  独断专横


  一张白纸好作画,面对这张来之不易的白纸,我没有丝毫犹豫,拿起画笔,大胆地画了第一笔。


  第一笔画出,立马惊呼一片,何也?这一笔画的不是地方。


  别看电业局只是一企业,但在当地影响较大,通俗说法是“电老虎”。所以,电业局一直希望官司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解决,一审选在县法院,打的就是这个如意算盘。


  打官司,律师都会充分利用地缘优势,本土作战是原则。这不是高深理论,用得很普遍,无数案例也证明其很适用。


  但我的第一笔落在了省高院——在省高院打一审。


  在省高院打一审,地缘优势没有了,“电老虎”的行业优势也没有了,而且案子如果上诉,就到了最高院,更不好把控,费用会爆增……


  “难道这就是你们找的大牌律师?这是个神经病吧?”我似乎看到了领导责问霍文的场景,因为霍文阴着脸向我传达了领导的强烈不满。


  刚愎自用是律师的大敌,但不自信、对委托人唯唯诺诺,也绝对做不好律师。我认为我的思路没有错,领导是外行指挥内行,所以我懒得作过多解释,直接强硬地告诉他:“不接受我的抉择,你们就另选律师。”


  此言一出,惊得霍文半天无语。他显然已经被我强硬无礼的态度激怒了,临走时恨恨地说:“你也太独断专横了吧!”


  我追着他问:“那就是说,你们已经同意在省高院做一审啦?”


  “随你的便,官司要是输了,一并找你算总账。”


  我暗笑,“电老虎”可以“绑架”地方政府,但此时,却被我这个律师“绑架”了——他们已经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了。


  倒是一旁的助手急了。这独断专横毕竟不是权利,而是责任,顺着电业局领导的思路去做,出了问题,还可以“赖”在他们身上,我这么一独断专横,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了。只看见推责任的,没见到揽责任的。助手便不停地提醒我三思而行。


  我岂止是三思,六思、七思、八思都有。在省高院做一审,似乎百害而无一利,其实,非也。这个官司只有在省高院做一审,才有可能执行到位,而且能增加胜诉的概率。这些,电力局现在是看不到的,我也不想过多去解释。


  霍文生气后,事情还好办了。我提出应将所有欠费一并起诉,同意;我提出应将滞纳金一并追偿,也同意;我提出财产保全,还是同意。


  我便按我的理解提出了诉讼主张:要求矿业集团支付从1987年至2004年所欠电费六千八百万元及与之相对应的滞纳金六千八百万元。当然这两个数据都是我估计的。


  我告知要交一百多万元的诉讼费、保全费,也很快就交了,没有人问为什么要交这么多钱。


  太顺利了,我有些战战兢兢:千万不能出差错,一出差错,会有人看笑话的。


  战斗一打响,对方便亮出了参战阵容:现场一线指挥的是集团总经理黄总;专职对口配合诉讼、协调关系的是法务部李主任;出战的律师有两位,一位是法律精英袁律师,另一位曾经是电力系统中层业务骨干的罗律师;还有若干工作人员。


  这个组合不禁让我感叹:好个黄金组合!真是久病成良医!


  相对于“黄金组合”,我就有些悲哀,参战的只有我一个人,显得势单力薄。虽然邹斌也来了,但他的身份只是联系人,不是参战人员,他的作用只是提供资料、反馈信息、监督工作。


  第一场交锋在2005年6月,省高院第一次庭审,被告矿业集团一口清:我们没有欠电费,我们用电都付了费。至于电业局提供的电量抄表卡,矿业集团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没有用电方签字,不具有真实性。


  防守,干净利索,而且滴水不漏!特别是罗律师头头是道的专业发言,于我犹如外文。


  很明显,庭审,我处于被动挨打。


  邹斌旁听了庭审,他的脸越来越阴。他们千挑万选的大牌律师原来是个刚愎自用、外强中干的家伙,独断专横并不是实力和能力的体现,只是无知与无礼的代名词。我知道,他的信心在一点点丧失。不怪他,换上我也是如此,毕竟最终选定我,他的邹氏理论起了很大作用。


  攻心为上


  千万不要将一场庭审当成评判胜负的依据。第一次庭审只是这场战争的序幕,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呢!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原告对自己的诉讼主张负有举证责任,而被告只需提供反驳证据,甚至可以不提交证据,单对原告的证据挑刺就行了。


  显然,对手已经深谙其道,在知晓抄表卡存在瑕疵后,即死盯瑕疵证据不放。其实他们也有抄表卡,将他们的抄表卡拿出来一核对就解决问题了,但他们就是不提交。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水搅浑,“水”浑了,电业局就赢不了官司。


  这种情况,法院也奈何不了他。其实,诉讼中,原告往往是弱势的一方。


  抄表卡的真实性是本案最大的问题,此问题不解决,案子不管由谁来审,电业局都只能是败诉。


  怎么解决?无非是要对方认可。这可能吗?这个证据在这案子中的重要性,双方都看得清清楚楚。除非对手出现失误,否则不可能达到目的。但要拥有“黄金组合”的“老运动员”出现失误,无异于天方夜谭、异想天开。


  那些天,我苦闷至极。做案子时,虽然我有布局,但只是一个大的方向,不涉及具体事情的解决。现在连找霍文、邹斌商量都不行了,既然大包大揽在自己身上,就不能让他们看笑话。我能做的事就是看《三国演义》,这是我做律师的工具书,这本书给了我太多的智慧,律师业务中,每遇困难,我求救的,就是这本书。


  第九十五回武侯弹琴退仲达,就是有名的“空城计”,这其实就是一场心理的比拼。看到这里时,我便不自觉地想起了对方的两位律师在说抄表卡不具真实性时那种理直气壮的神态。这种理直气壮来源于已经有法院对抄表卡否定,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定省高院也会否定抄表卡。如果要法院认可抄表卡,除非让对手出错。要对手出错,可以利用律师和当事人对官司承担责任的差异来完成。


  庭审的时间太短,而且矿业集团的领导并不出庭,律师的心理素质都比较好,所以,通过庭审让对手出错几无可能。除非制造一个程序,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事由,将矿业集团的领导牵扯其中,制造两难选择,逼其就范。


  司法鉴定,我想到了司法鉴定。由电业局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委托中立的第三方对矿业集团所发生的电费进行鉴定。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肯定会要原被告双方提交用电量信息(抄表卡),也会要求双方核实相关信息,认可鉴定成果。


  矿业集团怎么办?提交、核实、认可都等于变相确认了电业局的抄表卡,但不提交、不核实、不认可,又是自己放弃了权利,对自己不利的鉴定结果被法院采信了,怎么办?如果追责,领导可能会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法律责任。这是一道两难命题。咨询律师,律师才不会拿“白菜”的钱,操“白粉”的心,还是会将皮球踢回给委托人。


  司法鉴定一般时间比较长,这就有点“钝刀子割肉”的味道。我对国企领导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了解得比较透,“钝刀子割肉”时,他们肯定会选择“但求无过”。


  我欣欣然这个设计,但霍文却坚决反对,认为我这是在掩耳盗铃,这个游戏,小孩子玩还可以,和高智商的律师就别玩了。游戏的成本不低,按照省高院定的司法鉴定收费标准,鉴定机构要收费近千万元,虽然经我努力争取,各方协调,还是要收三百万元。


  我还是那句话:刚愎自用肯定做不好律师,对自己不自信更加做不好律师。我坚信我的设计,认为要解决抄表卡的瑕疵问题,除了这个设计,别无他路。所以即使霍文强烈反对,我还是坚持。


  坚持的结果是互相让步。霍文同意我的设计,但提出:鉴定费他们只出一半,交我包干使用,另一半要我垫付,如果官司败诉,他们支付的鉴定费要我承担;对他们支付的鉴定费,我必须拿房产作担保。在我们签补充协议时,霍文说:“你这是一场豪赌,真不知道你是傻子还是疯子!”


  我既不是傻子,也不是疯子,我只是太欣赏自己的设计,这么好的设计,得不到实施太可惜了。


  司法鉴定


  所谓司法鉴定,其实就是将矿业集团在过去二十年发生的电费计算出来,看上去似乎不难,只要有了电量和电价就可以计算出来,但这只是一种想当然。


  首先是电价,电力在一天中有峰时、波时、平时、谷时四个时段,每个时段,电价各不相同;另外,生产用电、办公用电、生活用电价格也不同;最麻烦的是,这段时间,国家对电价的调整有几百次,对工业企业电费的减免也有几百次,所以要把过去二十年的电价搞清楚,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本来要通过摇号来确定鉴定机构,这次法院却直接指定了省物价局的价格认证中心,因为除了这个机构,应当没有谁能弄清楚过去二十年的电价。


  其次是将电量抄表卡、矿业集团的付款凭证等原始凭证找齐。这就也是一项天量工作,近二十年的财务凭证,放了满满一屋子,而一本一百多页的凭证,有用的往往只有一页。在核对抄表卡和付款凭证原件时,我向法官提出要到原告办公场所核对。法官不同意,理由是没有先例。但我将数量和他描述后,他居然同意了。


  有了这么多电价和电量数据后,就可以想见计算的工作量之巨了,应当有几十万个计算数据。


  其实远不止这些。矿业集团自己还有一座小型火力发电厂,煤炭卖不出去,自己发电,自产自销,电量多余时,进入电业系统的电网,卖给电业系统,所以这里还有一个结算。


  鉴定机构总共才七个人,抽出三个人来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不能说鉴定机构不重视,但他们了解待鉴定的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是:完成鉴定起码要一年。


  我们肯定不能等一年。此时强晟律师事务所团队优势发挥出来了,十几号人全部协助鉴定机构,电业局也派出一些人手,又从别的会计师事务所临时聘请了一些人,多的时候,三十几号人在协助鉴定机构,鉴定便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地加速进行。


  鉴定虽然有条不紊,但我却心急如焚。因为对手很聪明,先是不同意司法鉴定,接着作壁上观,鉴定机构要求其提供资料,他不提供,要他来人确认相关信息,也不派人来。


  价格认证中心也很为难,毕竟没有矿业集团的配合,这个鉴定是很难做出的,即使做出来了,其证明效力也会大受影响。


  这时连我的助手都知道事态严重:如果矿业集团坚持隔岸观火,整个官司,电业局必败无疑,我会很惨,至少会有几百万元的损失。


  我分析,矿业集团之所以敢于作壁上观,是这把“钝刀”没有割到他的痛处。我建议价格认证中心改电话通知为函件通知,而且在函件上特别注明“收到本函件之日起三日内不提出异议,视为你方对函件上的内容已经认可”。


  这下,矿业集团坐不住了,只好出来应战。虽然应战了,但还是不配合,目的还是想把水搅浑。这“老运动员”实在太精,不会轻易就范,我必须再想办法。


  政府对电价的调增减一般都有滞后性,电业局和矿业集团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有纷争,电价调减时电业局总是“忘记”将前面几个月的一并减下来,电价调增时,矿业集团也总会“忘记”将前面几月的补交。这是一个电业局和矿业集团都明白的情况,但鉴定机构并不明就里。这一回我决定好好利用这个来做做文章。


  当分年分月的电费计算结果送达给矿业集团要他们确认时,他们终于跳了出来,因为凡是对矿业集团有利的电价调增减都没有在计算式中体现。矿业集团不可能明摆着吃亏,自然据理力争……


  鱼儿终于上钩了!


  看着对手一份份理由充分的异议书、一张张内容翔实的证据材料、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价格认证中心的理直气壮的矿业集团人,看着鉴定人员手忙脚乱的一次又一次修改数据,我知道,花三百万元玩这场游戏还是很值得的。


  现学现用


  司法鉴定有条不紊地进行时,我这个一方主帅基本上闭门谢客——恶补电力专业知识。


  邹斌对我庭审的评价是:喻律师法律方面还可以,但电力专业知识缺乏。这个评价无疑中肯,这是我接触的第一单电力方面的业务,我确实是一头雾水,一张抄表卡上就涉及近二十个专用名词,有功反转、无功反转、失衡、失压、功率、倍率等等,没有一个明白的。


  邹斌成了我电力知识的老师,他给了我一套四本《电力营销》,这就是教材了。教学方式以自学为主,邹老师的作用就是随时答疑。一个月后,邹老师说:“可以毕业了,你电力方面的专业知识已经达到了中专生水平。”


  我“中专毕业”时,司法鉴定已经做出,法院进行了第二次庭审。司法鉴定最大的成果就是破坏了矿业集团最核心的“武器”——他们在鉴定过程中提交了大量证据,足以帮助我方证明抄表卡是真实的。所以在我频频将他们在鉴定过程中提供的证据用作我方证据时,他们也只能打脱牙齿肚里吞。


  这次庭审,出庭人员的格局和上次相比并无变化,唯一变化的是喻律师,先是和袁律师法言法语,接着又和罗律师论道电力。一个刚毕业的“中专生”挑战一个资深电力人,令在场人很是惊讶。这场电力论道并没有持续多久,俗话说,后生可畏,因为后生的专业犀利让资深人士无招架之功。


  这是一场大快人心的论道,坐在旁听席上的邹老师都几次竖起了大拇指。


  律师参加庭审时,一般会准备一份代理词,这是律师工作的本分。但这一回,我别出心裁,提交给法庭的,是几张纸的代理词,而是一本整洁美观的书,书中有长达两万多字的代理词,还有要适用的政策法规、专用名词、术语的解释等等。我做了十多本,给合议庭成员一人送一本。可以说,只要认真看完我提交的代理意见书,电业局的诉讼主张基本能得到支持。


  案子太复杂,短短几个小时庭审是不可能让法官完全明白的。所以我又将案子中有争议的问题一个个阐述解析,每次只涉及一个问题,文字材料一千字左右,写好后即送交合议庭成员人手一份。


  合议庭成员有三个法官,起主要作用的是承办法官,我经常跑他办公室,只要他有时间,心情不那么糟,就和他讨论案件。


  办这个案子之前,我并不认识承办法官,也不知道是我的认真诚恳打动了他,还是法官的责任心使然,反正和他的沟通是很顺畅的。有段时间,每天都能和他沟通一两小时,主要是我给他讲解电力方面的专业知识,我现学现教,居然效果还很好。时间久了,我们也会谈谈历史、政治之类的。这种沟通很融洽,也很有成效,他基本上都认同了我们的诉讼主张,同时对曾经的体育老师,现在既懂法律又懂电力专业知识的律师很是认同。


  初战告捷


  其实,谁赢谁输,第二次庭审已见端倪。我在这个案子中的表现不但获得了电业局的认同,矿业集团对我也是由衷佩服。他们认为,电业局能从被动走向主动,完全是我的原因所致。所以我也成了被公关的目标。


  第二次庭审后不久,一业内朋友找到我,说有人想给我一千万元,条件是电业局败诉。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过几天,该朋友又找到我说:“给两千万元,现金,随便在什么地方交给我都行。”我说你这是给我一副手铐,严拒。


  后来霍文阴阴地问我:“这些天有人来找你谈案子方面的事吗?”我听出他话中有话,便索性告诉他朋友两次找我的事。这事最终在电业局还是有很多人知道了,他们对我更是敬重。


  一审,我紧张忙碌了五个月,回报是高院的民事判决书,判决矿业集团支付电业局电费本金六千七百五十七余万元,滞纳金六千八百万元。电业局的诉讼主张基本上得到支持,该代理第一阶段的战略目的全部实现。


  判决书有二十五页,霍文和邹斌一字一句地将它看了两遍。判决的结果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邹斌看完判决的第一句话就是:“喻大律师,如果该判决能得到执行,你可以拿四千多万元代理费,这恐怕是律师界最大的一笔代理费吧?”


  霍文说:“原来我最关心的是结果,现在最想知道的是过程。”


  “你还是关心结果好了,傻子和疯子做的事你不一定能理解。”我将霍文的话回敬给他。


  霍文有些不好意思,我便将我是怎么分析,怎么布局,很详细地给他说了一遍。霍文听得有些痴迷,最后,自言自语地说:“布局,布局,布局神仙,神仙布局,布神仙局……”


  霍文曾经说,官司输了,他这局长就当不成了。现在官司赢了,他这局长还是当不成了,这一年他被省电力公司评为省劳模,第二年年初就荣升到一个集团公司当总经理了。


  第三节 巅峰对决


  我从事律师这一职业的第一天开始,就有去最高院开庭的梦想,做律师时间久了,发现这是大多数同道人的梦想,但能实现这一梦想的律师并不多,毕竟最高院的门槛太高了。能从基层法院做业务一直做到最高院,应该是律师生涯的大满贯。


  到最高院去开庭的梦想,在期待与不情愿中来了,矿业集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了最高院。


  排兵布阵


  虽然是向上一级法院上诉,但上诉状通常是交给原审法院,原审法院将案卷材料整理钉卷后再向上一级法院移送。该案案卷之多,按承办法官的说法:创了省高院民事案件的记录,案件归档时钉了二十八本案卷,每本两百页左右。这些案卷材料绝大部分是我方提交的证据及我写的各种各样的材料。因案卷材料太多,省高院整理材料钉卷就花了几个月,真正将案卷移送最高院,已经是次年3月的事了。在这段时间,电业局和矿业集团都没消停,调兵遣将、排兵布阵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对手已经改变了诉讼思路,一审的两位律师集体退出了代理,取而代之的是省政法部门退休的一位相当级别的领导。如果说一审他们是打专业战,二审就改打关系战了。


  我还知道矿业集团的一位彭姓干部在北京通过相应关系找最高院法官;已经通过某关系找到了国务院法制办某某某那里;我参加一个法律培训,发现培训名单中居然有矿业集团的领导在听课,目的很明确——讲课的老师中有最高院民二庭法官。


  这些信息被我反馈给霍文,他赶紧上报。电业局便如临大敌,开了若干会后,形成决议:向国家电网求助,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打赢这场官司。


  领导表了态,下面就闻风而动,霍文、邹斌和其他领导一次又一次去北京找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的态度很明确:对手可以找有能量的律师,我们也可以找能影响最高院的“大牌律师”。


  找大牌律师的任务又落在了霍文和邹斌头上,这下可苦了他俩。北京真真假假的大牌律师太多了,要分清真假,霍文和邹斌的专业功底显然不够。而且大牌律师基本上都是没有现银不干活,要价还不低,少的六百八十万元(诉讼标的的百分之五),高的两千万元(诉讼标的百分之十五),即使风险代理,也要将资金先转入律师事务所账户。


  这是个很有风险的事,要是将来官司败诉了,律师事务所不退钱怎么办呢?官司败诉,还只用挨顿批评,代理费退不出来就是渎职了。这些霍文和邹斌肯定知道,但领导的指示难道不执行?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还是去找喻律师。


  霍文找我的意思是要我将案子所有事情一揽子承接下来,包括在北京找大牌律师,条件是电业局借二百八十万元给强晟律师事务所,如果二审胜诉了,再借三百二十万元给强晟律师事务所,这些借款从代理费中抵扣……


  说穿了,他希望将风险全部转移到我头上,而我并没有任何好处。他敢这样提,估计还是把我当成傻子或疯子。


  北京过年


  霍文要我一揽子承接那些事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七了。二审的事我还是一头雾水,这里又要给我加码,他还真把我当成了一牛人,或者说不把我当人。


  我肯定不想答应霍文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要求,但也不想一口拒绝他,我对他说:“你让我考虑考虑。”


  在电业局和对手刀来剑往各施拳脚时,我一直希望有安静的时间、独立的空间,认真、系统地思考官司,完成对案件的布局。但我不能,我时时被电业局推出,按他们要求做各种各样的事。用霍文的话说:连我们都在为你跑腿,你还能坐在家里。在霍文眼里,案子是我个人的事,他努力,全部是在帮我。


  我知道,如果这样拖下去,布局肯定完不成,案子肯定也会被动。我突然做了个决定:去北京过年。


  这个决定,给电业局很多正能量的理解。


  我住在离最高院很近的东交民巷宾馆。我想住得近,也许可以从中找到某些灵感。


  一同带去的还有一本书——《三国演义》。这是一个真正安静的环境,我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好好思索官司。


  到现在,官司越来越复杂了,一审虽然艰难,因为已经山穷水尽,电业局只能听我的。一审超乎想象的判决结果,让电业局某些领导短时间兴奋不已,这些以前绕着官司走的领导,现在又突然关心官司,于是又有了各种各样的指示。委托人虽然还是电业局,但直接或间接指挥的换成了一家正部级央企——国家电网公司。我一个无职无权的打工者夹在这些巨头中间,能否独立形成作战思路,作战思路能否贯彻,作战风格能否体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二审肯定是场关系战。对方的领衔人物是个正厅级领导,我一个草根,是他们的对手吗?原来我还寄希望于国家电网公司能出面找些关系,但皮球又踢回来了。


  业内人都知道,所谓关系战,实际上是一场经济战、时间战。这是全风险代理啊!所有费用都要我来承担。


  回到官司本身,一审工作做得扎实,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电业局二审赢官司应当没问题。


  关系战肯定不能打,但要不打关系战,必须同时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怎样说服委托人,委托人的表态就是要打关系战;第二是要对手也不打关系战,这就更是天方夜谭了,对手二审更换了律师,明摆着就是冲着关系战来的,难道我能阻止他们?这又不能签个协议,约定双方都不去找领导。但是如果不阻止他们,任由他们找关系,我们就会吃大亏。


  《三国演义》又被我翻了两遍后,我对该案的整体思路出来了:对电业局,大包大揽;对矿业集团,虚张声势;对法官,潜移默化。


  虚张声势


  大包大揽还是很容易,我找到霍文,直接答应他提出的一揽子承接的条件。


  对我如此爽快的答应,霍文很是纳闷,反复问我有没有信心,显然是本人没有信心。


  我就汤下面,故作神秘地告诉他:“在北京过年时,老板要我放心,官司二审会赢。”


  “你老板是谁?”


  “这个不告诉你,但老板说赢,肯定会赢。”


  “你老板是不是院长层面的?”


  我笑而不答。


  我既没有老板,也没有人告诉我会赢官司,那这玩的是哪一出呢?又是来自《三国演义》,叫“蒋干盗书”,只不过,对方没有派“蒋干”来,“蒋干”让邹斌客串了。“蒋干盗书”的目的,是要有人帮我到对方去搞假信息反馈,顺带虚张声势。


  电业局和矿业集团虽然在打官司,但他们依然是合作伙伴,供用电合同还在继续,经常互有往来,所以要传递信息很方便。邹斌在一次见到黄总时,故意调侃黄总:“打官司就打官司噻,找什么关系唠!”


  黄总矢口否认。


  邹斌便说你们什么时候派彭某某去北京找谁,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去见最高院民二庭法官,等等,罗列了四五桩。一旁的黄总听得目瞪口呆,惊呼:“你们怎么知道的?”


  邹斌趁机将我一顿神吹:“我们之所以委托喻律师,就是看他和最高院某副院长关系非同一般,要不然他怎么敢风险代理这个案子?”


  如果这通恐吓还只能让黄总半信半疑的话,接下来的一件事就让黄总深信喻律师的神通了。


  省高院3月21日将案卷移送到最高院。按律师的经验,最高院节奏很慢,立案后半年至一年开庭是常事,案件拖上几年也不鲜见。我们正在猜测什么时候可能开庭时,3月26日,最高院民二庭通知开庭时间是3月31日。


  对于矿业集团而言,案子拖得越久越好,而对于我方,自然是越快越好。立案十天后就开庭,这个异乎寻常短的时间,足可以让矿业集团对我产生异乎寻常的联想——如果邹斌所述属实,打关系怎么可能是喻律师的对手呢?


  后来还真没听说矿业集团找关系这回事了。


  潜移默化


  庄严的国徽下是干净整洁的审判庭,法官身着法袍,表情严肃庄重,在审判长对面的大门边坐了一位威严的法警。


  上诉人矿业集团的出庭人员是那位高官律师和他的助手,旁听席上坐了黄总、袁律师等五六人;被上诉方电业局,出庭人员只有我一个人,旁听席上也只有邹斌一个人。


  轮到我发言时,我首先声明:“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普通话讲得不太好,等会我发表意见时如果您没听明白,您可随时打断我的发言,问明白,这无关乎礼貌。”


  审判长说:“好,你慢点讲就行。”


  这是一个很不经意的细节,很少有人能深味其中的内容,其实这是一张“温情牌”。能到最高院开庭的律师,至少在当地律师界是牛人了,牛人一般都有牛脾气,何况还是牛律师。对牛律师,一般人都是仰慕,但法官就不同。虽然有人调侃“法律,法律”,就是“法官”和“律师”,但现实中,最看不得牛律师的却是法官。


  态度诚恳的律师肯定不是牛律师,但态度诚恳不代表就是羔羊。一开始,我就对对方出庭人员提出异议:高官律师的助手因没有矿业集团的授权而不应坐在上诉人席位。高官律师虽极力解释助手只帮他找资料做记录,不发言,但审判长还是要其离席。


  一开始就让对手尴尬,在气势上先赢对手一着。


  在庭上,面对对方咄咄逼人的攻势,我应对自如,说理清晰,滴水不漏,未给对方半点可乘之机。在我的严密防守以及主动进攻下,高官律师因对案情和民事审判程序不是太熟悉,有点手忙脚乱,力不从心,坐在旁听席上的黄总、袁律师便来答问,又被我举手抗议……


  庭审持续了两个半小时,矿业集团的态度从开始的“没欠电费”,到后来的“欠了电费,只是不知欠了多少”再到后来的“我们是欠了那么多电费,只是没钱还”。


  可以说最高院开庭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和矿业集团一起走出法庭时,黄总说:“我们这官司要是输了,就输在你喻律师身上。”


  庭审虽然对电业局有利,但我还是丝毫不敢怠慢,我知道,让法官在短短两个半小时的庭审中掌握案情是不可能的,供用电方面的专业知识,我还必须和一审一样,慢慢去渗透。


  庭审三天后,我去了法官办公室,有些歉意地对法官说:“我普通话说得不好,开庭时您肯定听得不是很明白。”


  “还好,你说得慢,基本听明白了。”然后他又说:“你是第一个承认普通话说得不好的律师。”


  “律师普通话一般都说得很好,我可能是最差的。”


  “没有呢,前几天开庭,有个云南的律师,他讲的话我们听不明白,提醒他要说普通话。不想,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我这是普通话呀,难道你听不明白?结果,一场庭审下来,我还真没听明白几句。”


  看来最高院的法官不是传说中的那么不好接触,我感觉法官并不讨厌我,便提出:“案子太复杂了,以后我慢慢的到您办公室向您汇报相关情况,行吗?”


  法官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答复。


  见法官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预约,否则你就是站在最高院门口也进不去。法官不是总有时间,今天约了,可能两三天或四五天后才能见上面。见面了,你也不能将案子的所有材料提交给他,材料太多、太专业,他一时消化不了。我便每次就一个问题提交一个材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渗透。这样虽然时间长、麻烦,但效果很好。法官接受的不但是案子的材料,还有一名职业律师敬业认真的态度。


  从4月初到10月,我不停地往返于北京、长沙,这期间在北京呆的时间总计超过了一百天,有一个月我往返长沙、北京十次。4月初,长沙已近三十度高温,我穿了件短袖去北京,要下飞机了才知道北京气温才六度,我一件短袖在北京也挺了三天,看得法官都感动,法官说:“你莫盲目跑,不明白时,我会打电话给你。”


  后来,法官真还给我打了一次电话,不巧的是我带儿子刚到拉萨。没得说,赶紧飞北京和法官见面。所以我去过西藏,但没到过布达拉宫。


  时间久了,法官随意了很多,后来我们除了聊案子,也聊到了马王堆古尸、凤凰、张家界……


  案子还未判,矿业集团即撤诉了。撤诉的好处是能退一半的诉讼费。


  我星期一收到最高院的裁定书,星期四上午接到省煤炭工业局的电话,要我下午去他们局一趟。


  我有点纳闷,心想难道“儿子”输了官司,“老子”还要来教训我?去就去,我又没做亏心事。下午三点,我准点赶到,结果大出我所料,煤炭工业局居然想聘我为代理人,代理他们与中国地方煤炭总公司的一桩标的几千万元的官司。


  我奇怪他们怎么找到我的,他们说是矿业集团领导推荐的,推荐理由是:喻律师能力和人品没得挑。


  看来,电业局和矿业集团案,赢得光明磊落,输的输得心服口服了。这是打官司的最佳状态,这是做律师的最高境界!


  第四节 梦幻执行


  接案子之初,我便接到了很多“忠告”,都是指向该案执行矿业集团相当困难,案子的艰难复杂他们不一定知道,但矿业集团这个出了名的“执行难”很多人都知道。


  其时,我正在看《中国远征军》一书:中缅边境的松山、龙陵等处是日本人苦心经营多年的堡垒,飞机大炮都奈何不了,但这些钢铁堡垒最后还是被攻克了。当然,能攻克那些堡垒的都是中国将军中的牛人。在这方面,我自信也是牛人,做律师那么多年,执行案子做了那么多,居然很少有执行不了的,一些已经山穷水尽的案子,经过我一拨弄,又是柳暗花明了。


  我相信我的运气和能力,我相信我就是能够攻克松山、龙陵的中国将军。


  案子还没接下来,我就在考虑执行的事。关于执行,我在一审诉讼前就已经有了一个整体的布局,由于太复杂,只说主题词:前置、异地、外围、强制。


  前置


  先判决,后执行,这是常识;执行是法院的职责,律师只是协助法院执行,这也是常识。但作为律师,要将委托人的案款执行到位,这才是最大的常识!所以,我打官司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我会将执行提前,一般与诉讼同步,而且会越俎代庖,将一些应由法院完成的工作揽在自己身上。


  这个官司,在审查案子基本材料后,执行工作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委托代理合同签订,执行方案便随之形成;案子进入诉讼,法院就保全了矿业集团三处财产,价值七八千万元;案子二审终结,我已经掌握了对方五六十条财产线索,对应的价值有两亿多。甚至由哪家法院来执行,我都做了安排。


  执行前置的好处:一是打官司的过程中更易发现对手的财产;二是能防止对手转移资产,逃避执行;三是为执行节约时间。


  异地


  律师都习惯于本土作战,似乎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才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能将异地作战转化为本土作战,律师都视为是一项成绩。但该案,我生生地将本土作战转化为了异地作战。


  为什么要异地作战?目的就是要破坏矿业集团惯用的对抗执行的战术。


  矿业集团是大型国企,而且是困难国企,地方政府和地方法院都要惧它三分。所以矿业集团经常利用职工工资、安全生产、税收等问题做文章,求领导同情,给法院施压,将其“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虽然当了无数次的被告、被执行人,但硬是保全了他们的残破河山(矿业集团驻地已经被挖得坑坑洼洼)。法院即使拿着法律之矛,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战争有战争的法则,再好的战术,用久了,终会被人找出破绽。矿业集团十年如一日的使用这套战术,无人破解,当属奇迹。我把脉断病,对症下药。对付这一招,我开出的处方是:找外地法院,矿业集团的“优势”统统无效。


  这就是我当初一定要选择省高院做一审的原因。省高院可以将案件的执行交办到省内的各个地州市法院。


  对矿业集团不会主动履行法院判决,电业局也早有心理准备。电业局于2007年3月向省高院申请强制执行矿业集团一亿三千五百七十万元案款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果然,省高院将案件交办给了益阳中院,益阳中院又将其交办给了南县法院。


  这个大标的案子引起了南县法院的高度重视,执行局曹局长和梁副局长亲自担纲执行承办人,主管执行的副院长直接指挥。做了这么多案子,法院重视到如此程度,这还是第一回。


  南县法院也有他们的小算盘,他们正在建办公楼,希望通过这个案子收点执行费。这对于我来说是好事,目标一致,执行力度会更大。


  但法院执行力再强,也需要被执行人有财产,而被执行人的财产呢?这个不急,我早有准备。


  外围


  其实,矿业集团有的是财产,在其驻地煤炭坝镇,遍地都是;也有的是钱,八十万吨原煤的年产量,只算五百元每吨,每年都有四亿。


  但矿业集团守卫森严,这么多年,还没有听说有谁到煤炭坝镇“抢”到钱的。如果你也认为我会和他们一样去煤炭坝镇“抢”钱,那你错了。我不要钱,我要财产,但我不要煤炭坝镇的,甚至他驻地县范围内的财产都不在我考虑之中。


  “不要”,是因为要不到。前面那么多人已经尝试过了,我不想重蹈覆辙。我认可矿业集团无可挑剔的防守,在它的势力范围内,我无法与它争斗。但它毕竟只是一国企,势力范围只那么大,出了驻地,它的所谓“优势”便不存在了。所以我决定不在它地盘上作战,专盯它驻地范围以外的资产,我相信,对手不可能将所有财产都置于自己势力范围之内。羊还有落单的时候呢!


  如果说舍近求远选择法院是迂回,那寻找矿业集团的财产就是一大迂回。


  有道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矿业集团还是头肥骆驼,经过一大迂回,居然在驻地县以外梳理出矿业集团还有五六十处资产,价值在两亿以上。


  在找这些资产时,有一笔资产的找到很有意思:某天,我去税务局见一个朋友,无意中见到放在他办公桌上的一张矿业集团的税务报表,我留意报表上无形资产栏目内有一个数字是两千万元。做律师多年,对财务比较了解,知道在会计上土地是放在无形资产栏目内,直觉告诉我这两千万对应的应当是土地。但税务报表除了一个无形资产两千万的数据以外再无其他线索,我去市国土局、县国土局查询,也无发现。


  矿业集团还有一笔价值两千万元的无形资产,这个信息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一直在苦苦寻找直觉中的这块土地。后来有个偶然的机会,有人提到他一个朋友的公司在和矿业集团合作搞开发,作为回报的,是矿业集团的另一块土地,但他也不知该土地在什么地方。


  我想他们之间肯定签了合同,在省工商局,矿业集团工商内档中果然有它和一房产公司签的合建合同,合同中提到的地块是位于星沙镇土桥村的一块土地,三十亩工业用地。于是这块土地很快就被法院冻结。


  当这些资产信息呈现在矿业集团面前时,矿业集团傻眼了:喻大律师居然当起了我们的仓库保管员,理得比我们财务还要清晰。


  有了这些财产,我对执行充满了信心。


  强执


  4月初,南县法院将执行通知书送达给被执行人,矿业集团派出了龚副总和法院接洽。


  面对一个强势而困难的国企,面对一个执行标的达一亿多的执行案件,法院表现出了过多的慎重,一开始并没有采取强硬的执行措施,而是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双方开协调会。在协调会上龚副总叫苦不迭,大讲其困难,就是不谈怎样履行判决书所判的还款义务,甚至还多次说其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有多少件,没有一件执行了的。其意自明:南县法院你也知难而退吧!


  矿业集团的出招,尽在我意料之中。协调会开了七八次,还款方案定了一回又一回,到了7月,还是没有任何进展。期间,因为急躁等多种原因,我和龚副总争吵了好多回。


  南县法院很是奇怪:一个这么大标的的执行案,跑上跑下的就是一个律师,执行申请人始终不现身。南县法院将他们的疑惑几次向我提出。虽然我也知道电业局不现身不合常理,但我能怎么和法院解释呢?


  其实,电业局最关心的是该案的判决。胜诉后,财务账上有了这笔钱,表明国有资产没有流失,已经不关乎谁的乌纱帽了,至于执行能不能到位,那是法院的事。


  霍文高升之后,邹斌也高升了,该案就成了断了线的风筝,电业局已没人关心此案执行了。案子就像一个没娘的孩子砸在我手里。我也成了找不到组织的流浪汉。期间,我一直想找电业局领导汇报执行情况,但他们都避之不及。我知道他们的心理。和矿业集团交往几十年了,他们比我更了解矿业集团,要从矿业集团执行财物,无异于虎口夺食。对这些希望渺茫的事,大家能避就避,别惹火烧身。


  我不能给法院一个合理的解释,法院对案件的执行便更加没底,执行时就更加小心谨慎。没办法了,我只好请邹斌客串了一回电业局副局长,接待南县法院一次。


  8月,我终于坐不住了。我认为,执行矿业集团这样的对象,非铁血不成。一定要想办法让法院主动出击,不然协商一年还是协商。必须让法院明白,对付矿业集团不能温文尔雅,一定要动真格,所谓不见棺材不掉泪。


  法院怕矿业集团职工闹事,于是我就将我“异地”“外围”思路的设计初衷告诉他们。犹犹豫豫中,法院终于决定“干一票”。我建议在冻结的标的物中选一个价值最小的、也最容易处置的来拍卖,在处置过程中看矿业集团反应的程度。南县法院接受了我的意见,决定将矿业集团位于韶山路的一处房产拍卖。


  一开始,矿业集团反应很是强烈,甚至数次警告法院不要轻举妄动,免得职工的群体性事件。


  对矿业集团的严重警告,法院置若等闲。拍卖依程序进行,矿业集团所宣扬的种种可能发生的事件都没有发生。矿业集团看到法院动真格,还只有乖乖配合,尽可能将房子卖一个较高的价钱。


  第一单处置成功了,不单是收回了一百八十九万元,最主要的是打破了矿业集团长期形成的那种赖账可以不还的心理,同时也坚定了法院强制执行的信心。


  执行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实现了。


  招商


  解放军二十九小时的激战,一举攻克天津城,其实是打给北平的傅作义看的,共产党的目的是和平解放北平。其实,强力推进韶山路房产的强制拍卖,我把韶山路房产当成“天津”了,这个案子中的“北平”是矿业集团位于土桥村的土地,我的下一个执行目标。


  法院在房产执行中获得的信心马上就有体现,在我提出要将土桥村土地拍卖时,法院爽快地答应了,并很快委托中介机构对土地进行评估,土地被评估的市场价为九百六十万元。


  面对法院这辆滚滚而来的步兵战车,矿业集团明白,一味地阻挡,只能是粉身碎骨。所以这一回,他们变换了法子,不硬挡了,也搞迂回战术,提出用另一块资产来置换这块土地。被拒绝后,他们对土地抛出了一个在当时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价格——两千万元。扬言,达不到这个价格,谁也别想处置。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我和法院知难而退。


  在协调会上,我和矿业集团的关系融洽了很多,通过这个官司的诉讼和房产的拍卖,加上我代理的省煤炭工业局的官司已经完胜,矿业集团对我已经敬而畏之了。现在矿业集团负责这块事务的领导换成了邓副总,邓副总脾气要比龚副总好些,我和他只争不吵,他也认同我的能力和人品,不止一次地说:“电业局请你代理算是请对了人,你看,一个这么大的案子,一审、二审、执行就你一个人在跑,而我们前前后后换了几个律师,最后出面的还是我们领导,我们要是请了你,案子也许不至如此。”


  邓副总对我的好感,让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当一回矿业集团的代理人,不通过拍卖,将土地“竞卖”,卖出一个超高的价格。我将这个思路与邹斌商量,邹斌说:“这无异于老鼠想和猫结婚。”


  我知道,如果我提出要矿业集团委托我将土地竞卖,肯定会被拒绝,而且法院也不会同意。我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给矿业集团一枚甜枣——帮助招商。理由是:拍卖是一锤子的事,如果招商不到位,价格很难上去。


  我要求法院将委托拍卖的时间延期,法院觉得奇怪,因为在之前,我一直在催法院要加快执行。我给他们解释,先帮助招商,将来好卖一个更高的价格。这个,法院自然会同意的。


  矿业集团本来就不愿意土地被处置,我这一说,正中下怀。邓副总还调侃我说:“喻律师,你招商能到两千万元,我们就同意卖地。”


  我想到的第一个招商对象是电业局旗下的星电集团,他们给出的价格是六百万元。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招商是一场很有意思的商业大战,而由一名律师来完成这个招商工作,就更有意思,因为这是一个与律师职业完全不搭界的工作。


  事实证明,我这个非专业的商人还可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没有登任何广告的情况下,我接触了三十余位意向者,每天有听不完的电话,喝不尽的茶。三十余位意向者可谓形形色色,有实力又有诚意的不多,但一见面就给我许诺的不少,而且个个大方。


  经过百十余场茶局后,我认为既有实力又有诚意的只有三家:智鑫君吉、荣鑫、猎鹰房产。智鑫君吉是开发中南汽车世界的公司旗下的公司,我分析,它是最迫切拿下这块地的公司,因为中南汽车世界方方正正的一块地,四只角,智鑫君吉占据了三个,但偏偏这三个角都临高速公路,而该地块正好是不临高速公路的那只角,而且规划中这个角正好是两条城市主干道相交点。为得到这块地,智鑫君吉已经找矿业集团谈了好几年。另一家,荣鑫公司,在邵阳做得红红火火,挺进省城第一单,志在必得。再一家,猎鹰房产,背景是涉外经济学院,这是其涉足房产的第一单,同样是志在必得。


  从招商一开始,我就留了一个心眼,将所有竞买者的信息封锁,不但买家之间相互不知,甚至连法院和矿业集团都不知道。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能避免串通定价。所以在百十轮茶水过程中,我已经将该地块价格从一千万喝到了二千二百二十万元。这已经是个奇迹!这个价格是荣鑫公司出的。


  这块地似乎成了一支只涨不跌的股票。每次见面,对手都会问:“喻大律师,土地现在是什么价格了?”


  随着出价的攀升,法院主持的协调会越来越和谐,从又争又吵,到只争不吵,到不争不吵,再到轮流请吃工作餐。法官说:“这也是一个奇迹!”


  二千二百二十万元,对于一块三十亩的工业用地,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高价了,我完全可以见好就收,动员矿业集团直接和买家签合同就是了。但招商还只是我的第一步,我还想将土地的价值最大化。我要走一个全新的程序——竞卖。


  竞卖


  当我提出要“竞卖”这块地时,法院和矿业集团都不明白“竞卖”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不通过拍卖公司,就我们自己找几家公司,在我们设定的条件下竞拍,价高者得,类似于拍卖。”


  不怪他们不理解,因为这是我自己独创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能避免竞拍人串通围拍,而且可以节省拍卖佣金。


  一顿大棒和一颗甜枣之后,矿业集团对我完全相信,所以他们在明白我所说的“竞卖”之后,基本没有犹豫就同意了。邓副总还开玩笑说:“要是能卖到三千万元,我请你们到美国去玩一圈。”


  倒是说服法院费了些气力。法院处置涉案资产,一般都是委托拍卖公司拍卖,而将涉案资产交当事人“竞卖”,这种方式还从来没有过。


  最后说服法院的居然是矿业集团,他们相信我能将土地卖一个更高的价格,而法院无法保证拍卖成交的价格,只好同意按我的方式试一试。


  到了这一步,我其实很有成就感了。我是电业局的委托代理人,矿业集团在案子上如此被动,确实是我的“功劳”。按说,我和矿业集团应是生死冤家,但到现在,矿业集团不但不恨我,还对我很信任,同意由我来处理这块土地,我实际也成了它的代理人。从铁血到和谐,从对手到朋友,这是一名律师能力、职业素养、人格魅力展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表现是完美的。这是做律师的一种境界!


  矿业集团虽然也派一名办公室副主任支持我的工作,但实际上,所有的工作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完成的,竞买规则是我起草的,竞买程序是我设计的,竞买人是我找的,竞买场地、工作人员都是我安排的。


  竞买规则是:该块土地向社会公开转让,转让的方式是类似于拍卖的竞买;意向竞买人参加竞买须支付一千万元保证金;该保证金直接转入强晟律师事务所账户,该账户由法院冻结。保证金在竞买会后,未成交即退,成交了抵成交款,违约则抵违约金。土地转让合同只留下成交价款不填,其他都约定好,竞买会前交各竞买人阅读认可。竞买会前,矿业集团在土地出让合同的土地出让方盖章,而竞买人参加竞买必须将合同章交竞买会主持人保管,竞买成交后,竞买主持人可以直接盖章,等等。


  为了能给竞买人造成悬念,抬高竞价,我又做了一个小小的设计,特意请来了矿业集团的上级——湘煤集团做一暗标,湘煤集团的报价在竞买会前即报出,密封,在竞买会上当众交给主持人。当最后报价完成后,当众拆开湘煤集团报价,如果最高报价低于或等于湘煤集团报价,该土地转让给湘煤集团。


  11月8日9时8分,同天酒店十楼会议室,竞买会正式开始,参加竞买的有智鑫君吉、荣鑫、猎鹰、湘煤集团四家。主持竞卖的是我和矿业集团的办公室副主任张坤,南县法院作为监证方参与了该竞买会。


  我这名律师又有了一段当拍卖师的经历。


  竞买起价是二千二百二十万元,9时28分拿一号牌的猎鹰公司喊出了第一囗价二千四百万元,其他两家公司紧紧跟上,竞买规则规定竞买加价只要不少于十万元就行,猎鹰公司的加价幅度总在五十万以上,所以不到十四轮出价,土地价格已经突破三千万元了,在场便有很多人朝邓副总挤眉弄眼,比划比划,邓副总笑得像个弥勒佛。


  竞买规则设计中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就是每一轮出价容许有十五分钟的考虑时间,所以上午竞买没有完成。午餐,我安排了盒饭,边吃边竞价,大家都不离场。


  14时27分,持二号牌的智鑫君吉报出了四千五百二十八万元后,再无人举牌。拆封湘煤集团的暗标,二千二百二十一万元,土地由智鑫君吉竞得。


  那天,我是整个会场的核心。荣鑫公司刘总虽然对未能竞买成功而深深遗憾,但并没有抱怨我,还当着几十个人的面大声说:“喻律师,你还做什么律师啰,你就是一营销高手,一策划大师!”


  在握手送别刘总时,刘总还很真诚地建议说:“喻总,你不做律师可能有更广阔的天地。”


  南县法院说,这应当是今年省法院系统执行现金最大的一笔,也是南县法院建院以来执行到位最大的一笔执行款;还说,在执行模式上,这绝对是个创举。


  邓副总虽然自食前言,没有组织我们去地球那边的美国,但多次电话要我去煤炭坝镇,要陪我去体验“地球深处”——地下四百米挖煤的感觉(之前我表露过对地下四百米挖煤的强烈好奇),还隐晦地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其公司的法律顾问;他们一位邹姓处长还专程到我办公室来了几次,想委托我卖掉矿业集团位于新路村的房产;最有意思的是和我吵吵闹闹的龚副总,一年后自己有了经济纠纷,不敢来找我,通过我学生找到我(学生和他儿子是同学),说律师中他只相信我,一定要我代理。我还真接受了他的委托,代理了他一桩官司,这是后话。


  悲愤结局


  反差最大的是电业局,在该土地未卖之前,没有一个人理睬案件执行,土地竞卖成功后,人气指数骤然升高,电力系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省电力公司派记者去电力局采访,就该案的审理和执行,写了专门的文章,发表在电力系统的杂志上;相关人员被评奖,奖金有几十万元;电业局还筹备了庆功会……


  这一年,电力局总结2007年工作,其中成绩有两点:第一是二十年来第一次实现了新欠电费、陈欠电费双结零;第二是当年十余件官司全部胜诉,一年无赔偿。有人开玩笑说:这都与喻律师分不开,没有喻律师,矿业集团的陈欠、新欠都归还不了,而十余件官司全部是强晟律师事务所代理的。


  当电业局和矿业集团都在欢呼庆贺时,我这个总导演、设计师却远离欢乐中心,一个人正醉心于另一个设计,一个更大、更宏伟的设计:


  法院判决矿业集团应支付电业局电费本金、滞纳金共计一点三五七亿元,加上判决生效后的迟延履行金,总计应执行金额在一点五亿以上,现在卖了房产和土地,执行到位的实际还只有四千七百一十七万元。将余下的一亿多元执行到位,是我这个代理律师的使命!而且要完成这个使命,还有时间限制。新修改的《破产法》规定国企破产中先安置职工的规定执行到2008年年底,我分析矿业集团肯定会赶上末班车。


  这个使命虽然有些沉重,但我很有信心。还在处置土地时,我已经在为下一单资产的处置做准备了。下一单待处置的资产,正是矿业集团邹处长要我帮忙处置的位于新路村的办公楼和宾馆。这两栋建筑物造价就达近亿元,如果处置得好,可以一举将案款全部执行到位。我已经有了一个比卖土地更加完美的设计。


  但正当我踌躇满志时,矿业集团却向南县法院申请终结执行,理由是和电业局已经达成了四千万执行和解的协议。但在我用各种方式询问电业局时,他们要么含糊其辞,要么直接否认。我最终确定他们执行和解,已经是和解协议达成两年后了。我的美妙的执行方案就这样胎死腹中。电业局将我直接穿越到南宋,让我生生地感受到了岳飞接到十二道金牌时的无奈与悲愤!


  这些悲愤与无奈都将呈现在另一部作品《风险代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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