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　灵活

　　做律师不能只争输赢，关键是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不局限于法律，思路就会更加开阔。

　　2005年，我代理某电力局的一场官司，打得荡气回肠。官司还没完，电力局上下对我已经非常认可。2006年8月，电力局聘我担任其法律顾问。

　　顾问还没做几天，就接到交往多年的张法官的电话。他希望我对一桩案子的对方给予关照，让对方获得几万元的经济赔偿。

　　这是一个案情很简单的案子：2005年9月20日，村民邓某在抽水抗旱时私自接电，触电身亡。邓某家属以电力局作为被告起诉至法院，要求电力局支付死亡赔偿金等项三万余元。案件早几个月便开庭审理了。

　　我很是纳闷，邓某私拉乱接导致死亡，所有责任都应该由本人承担，电力局哪来的责任？这是一个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的案子，张法官是民事法律方面的专家，不可能不知道，而且印象中张法官还是正直清廉的，怎么会为这样一个毫无道理的官司打招呼呢？

　　张法官便给我倒了一肚子苦水。邓某是张法官的亲戚，家里非常困难，他也是出于同情，想帮他们一把。因和时任电力局法律顾问的刘律师熟悉，张法官便和刘律师说了一声，看能不能给予一定的赔偿金。

　　刘律师认为这个事情不难，便一口答应了。刘律师找了电力局局长，但局长并不愿出这笔钱，推托说除非有法院的判决文书。

　　刘律师没有理解这是推托，便要求邓某家属起诉。他的设计是：起诉后，代表电力局出庭应诉的肯定是他，他可以在诉讼过程中代表电力局和对方达成调解，由电力局赔偿几万元。

　　邓某家人便按刘律师的安排起诉了。一切似乎都策划得很周密，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局长知道了刘律师的策划。局长认为刘律师是吃里扒外，非常气愤，不同意调解，也明确表示不给予任何赔偿，而且在顾问合同到期时，解除了他的顾问合同和对该案的委托。

　　张法官非常尴尬。由于刘律师答应得太爽快，张法官便觉得赔几万元钱肯定不是问题，就将刘律师描绘的结果告诉了邓某家属。邓某家属对案件寄予了太大的期望，现在弄成这个样子，非但一分钱没拿回，反而用了近两千元。

　　法院也非常为难，如果判邓某家属败诉，邓某家属可能会闹事；如果判电力局败诉，电力局肯定会上诉，改判的可能性非常大——法官自然不希望自己判的案子被改判。

　　很明显，案子陷入了僵局。案子中的所有人都很为难。

　　当然，我也为难。我肯定不想让张法官不快；电力局是我的服务对象，也肯定不能损害其利益。而且该案，即使电力局愿意赔钱，作为其法律顾问，我也会劝阻。这类案件，电力局确实无须赔钱，也不能赔钱。因这种私拉乱接用电不慎引发的触电伤亡事故，一个县一年有几十件甚至上百件，此案如开赔偿先河，电力局将面临官司不断、赔偿不断的局面。

　　我并没有找局长。我认为，这样的问题找局长，只能说明律师没素质。

　　我决定用一种非法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我对张法官说：“我是省红十字会理事，对邓某的不幸深表同情，我以省红十字会理事的名义个人拿五千元对邓某家属资助慰问，该款与电力局、案件及你是法官、我是律师均没有任何关系，官司，邓某家属可以照打。请理解的是，我们虽是朋友，但我也不能做出违背良心和原则的事来。”

　　邓某家属来我办公室领了五千元，千恩万谢，没几天便主动去法院撤诉了。

　　电力局对我赞誉有嘉，认为还是我有能力，一个让他们很烦心的事，一到我手里，没花一分钱就解决了。

　　张法官对我非但没有任何意见，还觉得我解决的虽然是个小问题，体现的却是大智慧。

　　其实，我也不亏，因为电力局支付给我的代理费正好是五千元。

　　原则灵活（外一篇）

　　刘佳人身损害赔偿案

　　刘佳当时是一名大学三年级学生，星期天和同学上街游玩，不小心掉到路边一个没有井盖的沟泥井里，伤了脾脏，住了几天院，用去医药费两千余元，她找市政工程管理处索赔，却遇到了麻烦。

　　原来，让刘佳受伤的地方是一条刚施工完的路段，刘佳出事的前一天才竣工验收，市政工程管理处虽然参与了建设局组织的竣工验收，但该路段的管理权并没有移交，所以其拒绝赔偿。

　　刘佳又找到该路段的施工单位中建五局五公司，中建五局五公司也不同意赔偿，理由是该路段已经竣工验收，竣工验收时该沟泥井是有井盖的，现在该路段管理权已经不是他们的了，有没有井盖不是他们的责任。

　　刘佳只好选择打官司，将市政工程管理处和中建五局五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赔偿医药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三千五百元。

　　人身损害赔偿案不是律师业务的香饽饽，耗时耗力，关键是不赚钱，一般只有刚出道的和业务不饱和的律师才会感兴趣，当年我虽然不是大牌，但一个人的业务完全可以满足三四个律师的工作量，这类案子已是我久远的记忆。但我是市政工程管理处的法律顾问，所以，市政工程管理处的委托代理人是我。收到原告起诉状副本时，我曾建议市政工程管理处出点钱调解算了，但市政工程管理处态度很明确，情愿多花点钱打官司，也不愿担责任。理由是大小也是个责任事故，出了钱，就得有人担责。

　　开庭那天，我习惯性的早到法庭十五分钟，法庭已经来了四个人，中建五局五公司来了一名律师，已经坐在被告席上，刘佳在她父亲陪同下也来了，坐在原告席上，一副楚楚可怜相，旁听席上坐了一位皮肤黝黑的年轻人，法官和书记员都还没来。

　　当年我已经做了很多单建筑承包合同纠纷官司，也担任了几家建筑公司的法律顾问，所以对建筑行业比较了解，我分析坐在旁听席上的年轻人应当是出事路段的项目负责人，按照建筑行业的规矩，如果中建五局五公司承担了赔偿责任，最终出钱的也是这个项目负责人。

　　我当时就灵机一动，没有走向被告席，而是直接走向旁听席，示意那个年轻人，年轻人便一脸狐疑地和我走出了法庭。在走廊上，我确认了他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也表明了我的身份，然后便单刀直入，提出打官司没有必要，和解算了。

　　年轻人显然没有心理准备，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和解？怎么和？就要开庭了，我们律师说了，工程竣工验收了，我们没有责任……”

　　他说得虽然有些语无伦次，但我明白他的意思，便打断他的话，反问他：“你一年有多少收入？”

　　他有些迟疑地说：“一两百万还是有的。”

　　我马上说：“两百万的年收入，折合到每一天就是五六千元，拿这么高的收入去耗一个这么小的官司有必要吗？”

　　他似乎有些触动，有点无奈地说：“是公司不同意赔，公司的意思是如果这个事赔了将来类似的事也要赔。”

　　“律师是你请的还是公司请的？”

　　“公司的法律顾问，算是公司请的，但钱是我出，打个这样的小官司，起点收费三千，其他费用还要另计。”

　　看得出，他有些不满，我便趁热打铁：“一审要是判了市政工程管理处承担责任，市政工程管理处肯定也不服，会上诉。”

　　“那怎么办？”年轻人显然有点沉不住气了。

　　“是这样好不，原告提出三千五百元，你承担两千元，我承担一千五百元，现在就将钱给原告，要原告当庭撤诉。”

　　“市政工程管理处不是不同意出一分钱吗？”年轻人反问。

　　“这一千五百元是我个人出的，与市政工程管理处无关。”

　　“你是律师，你出钱？”年轻人又是一脸狐疑。

　　“三名法官、一名书记员、两名律师，还加上你这么个高收入的项目经理，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来打一场三千五百元的官司有必要吗？”

　　“你是律师，反正谁请你，你收钱就是了，你考虑这个干什么？”

　　我知道，如果不说清楚，他会怀疑这是不是阴谋，我便很真诚地告诉他，我的收入也不菲，根本就不愿接这类官司，因为是市政工程管理处的法律顾问才会接。打这样的官司，无论是原告、被告、律师还是法院，都是不划算的，我也做过市政管理处的工作，要求出点钱算了……

　　年轻人打断我的话，说出了他最后的顾虑：“但是我出了钱，是不是意味着公司承担了责任，公司找我麻烦怎么办？”

　　我顿了顿说：“市政工程管理处和你们公司站在各自角度不想承担责任似乎都有道理，但市政设施不完善，是原告受伤的根本原因，所以原告要求赔偿肯定是合理的，我分析，如果判决，肯定会判市政工程管理处和你们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如果是那样，你们公司……”

　　年轻人又打断我的话：“明白了，明白了，出两千块钱，对方撤诉了，我球事都没有，要是判决不好，我还是公司罪人。你快去，快去和对方商量，这样做，他们同意不？”

　　我走进法庭时，书记员和三个法官正好进来，法官一脸严肃，正准备宣布开庭，我打断她，要她稍等，我将方案和原告说了，原告喜出望外，当即同意。法官也很是高兴，连声说：“这样最好！这样最好！”

　　当我将三千五百元钱当着法官的面交到原告手里时，刘佳父亲拿着我的手不停地说：“谢谢法官，谢谢法官！”法官在一旁笑着纠正：“他是律师，喻律师，你要谢喻律师！”

　　三个法官是笑着离开法庭的，主审法官还打趣地说：“我们也要感谢喻大律师！”

　　这个案子从我进入法庭到在书记员拟好的调解笔录上签字，前后没超过半小时，堪称时间最短、最经济的一场诉讼。

　　分手时年轻人要了我电话，后来他找我做了好几单工程款纠纷业务。

　　市政工程管理处并不知道案子的处理细节，收到原告撤诉的裁定，非常高兴，主动提出在正常代理费之外再奖励我两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