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经济的执行

　　我一改积极主动的办案风格,守株待兔,然后果断出击。异地执行和高额的执行费,这困扰执行的两大难题顷刻被我解决。

　　所谓经典案例，其实不一定是案子本身，而是做的过程。

　　无偿代理

　　长沙某工贸公司为岳阳建设银行制作安装了一台电梯，电梯刚安装好就出了伤人的安全事故，岳阳建行为此赔付伤者十多万元，所以拒绝支付剩余货款。工贸公司便准备起诉岳阳建行。

　　法院的一位朋友带着工贸公司老板沈总找到我。法院朋友一见面就嘻嘻哈哈：“喻律师啊，我不是给你介绍业务，是要你帮忙啊！”法院这位朋友的老婆是工贸公司的职工，所以由他出面帮忙找律师也是理所当然。听完沈总的介绍，我明白“是要你帮忙”并非客气话。欠款金额不到五万元不说，工贸公司还是一家由湖南电梯厂退休和下岗的职工组成的小公司。电梯厂就是特困倒闭企业，依靠他的工贸公司可想而知。

　　其时，我手里上千万标的的大案都有三四件，这个案子自然对我没有吸引力，但我还是满口答应接下来，除了朋友之托，一脸卑恭的沈总看上去就很可怜的样子让我有了很强的怜悯心。

　　谈到代理费时，我实在开不了口。按标的收，两千元左右，真觉得对不起自己，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别看是小案子，程序是一样的。而且面对一脸愁苦的沈总，我连两千元都开不出口。犹豫了一会，我对朋友说：“先做了再说好吗？”

　　朋友犹犹豫豫看着沈总，沈总便马上掏出一叠钱来说：“那要给钱，那要给钱，我带了钱，我带了钱……”

　　我还是犹豫，朋友就在一旁说：“你可以优惠点，但还是要收点钱，一点钱都不收，沈总怎么相信你会尽心尽力办这个案子呢？”

　　我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接案子和钱多钱少有关，但做案子和钱多钱少是没有关系的。”

　　朋友便劝沈总将钱收回，以后再说，而且要沈总放心，喻律师会一诺千金的。

　　沈总一走，我便傻眼了。被告是岳阳建行，要去岳阳起诉，差旅费都会是一笔不小的钱呢，刚才客气，一分钱都没拿，现在问沈总要差旅费更加开不了口。

　　懊恼是必然的，但懊恼解决不了问题。我重新审阅证据材料，最主要的证据是电梯购销合同，表面看，这是岳阳建行从工贸公司购买电梯的合同，但合同对电梯的外形尺寸、交货方式等作了特别约定，有点符合加工承揽合同的特征。我打电话给沈总，他没有考虑过加工承揽的问题，他们之前也有类似官司，都是以买卖合同在被告所在地法院立案，这个纠纷也就是因为要去岳阳立案，路途较远，才一直拖着没办。

　　如果要节约办案费用，案子必须放在工贸公司所在地的法院。我准备了起诉状，认为这是一份名为买卖，实为加工承揽的合同，依据法律规定，加工承揽合同导致的纠纷可以由加工承揽地法院受理。观点被法院采纳。

　　两个月后，工贸公司所在地法院判决岳阳建行支付工贸公司货款及利息五万五千余元。岳阳建行对判决不满，认为法院偏袒了工贸公司，虽然没有上诉，但明确表示不会履行法院的判决，还放言“工贸公司赢得了官司，拿不到钱”。工贸公司便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沈总都十分满意，他认为我很神武。案件一进入执行，沈总又找来了，很轻松地问我：“案款能在十五天内执行到位吗？”似乎只要我出马，案款就会手到擒来。

　　这个案子，被执行人是家大业大的岳阳建行，且执行标的又只有区区几万元，按常人的理解，只要执行法官到银行去强制划拨就可以了。如果是这样，十五天时间肯定足够。

　　那只是表象。银行确实有的是钱，但那些都是客户的，不能划。银行自己肯定也有钱，法院要划银行自己的钱，必须要找到银行的账户。银行既然能经常为客户“保护”资金而不被法院划走，对自己的资金，那就有更多保护办法了。特别是该案是异地执行——法院的权威在异地要大打折扣。我认为，要直接从银行划走钱，可能不是件容易的事。

　　还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执行费用。到现在我还没有拿工贸公司一分钱，委托诉讼时还跟我提了代理费的事，委托执行时，干脆没提。执行只要动，马上就会产生费用，何况异地执行，执行费用无形中还会增加很多。我开车去过岳阳，当时京珠高速岳长段正在修建，路上整整用了六个小时。这次食宿交通费就用了两千多元。如果执行不顺利，这样一个小案子，执行费用去两三万元也未可知。我到过工贸公司，确实是家困难的小公司，办公室里桌椅板凳都是破破烂烂的。

　　我不准备问沈总要执行费。我在想怎样将这笔钱省下来。我的这个想法似乎不切实际，被执行人在岳阳，如果法院不去岳阳找被执行人，怎么可能执行到钱呢？难道被执行人会送钱到长沙法院来？如果是这样，早就不用劳神法院了。这一年，是我做律师的第四年，我已经历大小一百多“战”，虽然百战艰难，但最后的效果都还不错。做律师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困难是最好的老师，这个行业遇到的困难超过其他任何一个行业（当然你要喜欢挑战），我在困难中游弋，感受着挑战带给我的快乐。我将每一件案子都当成自己的一个作品，这个案子赚不到多少代理费是必然的，但我还是想将其做成经典案例。案子审理时，工贸公司除了交了法院正常的诉讼费外，便没有发生其他费用。顺着这个思路，我想执行也尽量少发生费用，做出一单最经济官司。

　　要完成这个作品，就不能按常规的思维来做，必须有最有效的手段，最好是“一击中靶”！怎样“一击中靶”是我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沈总经常会来我办公室坐坐，我明白他的意思——催我快点动。但案子在我手里摆了一个多月，除了配合执行法官将执行通知邮寄送达外，再也没有任何动作，连执行法官都主动问我是不是要找被执行人做次谈话笔录。

　　我的无动于衷让沈总产生了误解，他催了我几次后，又将法院的朋友叫来，我将经济执行的想法说了，朋友一方面认同，另一方面却还是要我尽快执行。我还是坚持法官去了岳阳建行也不一定划得到钱，这个案子标的这么小，执行成本太高，划不来。但告诉他们，这个案子肯定能执行到位。

　　快过年时，朋友和沈总又来我办公室。沈总说：“我们公司谁的亲戚是律师，他说这个案子执行没有一点难度，给他三千块钱，他保证十五天内执行到位。”

　　我问：“他怎么执行？”

　　沈总说：“他的执行方法是要法院跑到岳阳去扣岳阳建行一台车。”

　　我明白这碰上了一位抢业务的律师。

　　朋友将我拉到一边，小声说：“案子没动，沈总他们对你有意见了，昨晚开了会，如果你确实没有时间，他们想将案子委托给另外一名律师。”

　　我当着沈总的面说：“解除我的委托，完全没问题，如果那名律师愿意做，大可以委托他，只是你们要问清楚，三千元是不是包括执行费用？”

　　沈总说：“我们问了他，三千元只是律师代理费，执行费用要我们承担。”

　　我说：“我曾经和法院在外地扣了一台车，七八个人，忙活了两三天，查询、吊尾线、拦车、抢钥匙、找拖车、撤退……过程绝对精彩，绝对值得回味。但为扣一台车，发生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个账就不好算了。”

　　沈总很紧张：“从岳阳扣一台车回长沙，大慨要多少费用？”

　　我说：“一万多元是很正常。”

　　沈总一脸惊愕：“要这么多呀！”

　　沈总显然还是希望我代理，很小心地问我：“喻律师，你能否年前将案款执行到位？”

　　我说：“年前不行，年后应当没问题。”

　　沈总又问：“年后是多久？”

　　我说：“应当不会过正月十五。”

　　沈总：“那好！那好！你用什么办法？”

　　我说：“扣车。”

　　沈总和我朋友都一脸不解：“你不是说扣车要很多钱吗？”

　　我说：“这个你们别管，反正不问你们要钱。”

　　沈总和朋友一脸疑惑地走了。同事也感到奇怪，便和我聊起了这个案子。

　　我说：“我想将这个案子做成一经典案例。”

　　同事甚是奇怪：“这只是一个很简单、很小的案子，怎么可能做出个经典案例来？”

　　同事劝我：“最好还是和法官去一次岳阳，一个案子拿到手里快两个月，没有任何动作，委托人自然会有意见的。至于费用，反正是委托人承担，不要为委托人考虑太多，往往好心会被当成驴肝肺的。”

　　其实，到现在，我对这个案子有了一个通盘的考虑，要想最大限度地节约费用，就必须化异地执行为本土执行。这似乎难以实现，但我有把握，我对一年中的某一天充满信心。

　　这一天是正月初八——年后上班的第一天，岳阳建行一定会来长沙给省建行领导拜年，而且这一天是他们最不提防的一天。

　　这天一上班，我便到了法院，一是给法官拜年，二是要承办法官做好执行的准备。

　　我从法院出来，就到了省建行的停车坪。一查，岳阳建行果然有一台桑塔纳轿车停在那里。

　　我马上通知承办法官。二十分钟后，承办法官带着四五个法官来了。

　　我将我的富康车停在停车坪出口处，执行法官则埋伏在不远处。

　　十多分钟后，那台桑塔纳启动。我突然将富康车堵在出口，桑塔纳司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法官就将他们团团围住了。

　　扣车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半，不到四点，岳阳建行就将案款连本带息送到了法院。

　　沈总开年第一天就收到一大笔钱，自然是兴高采烈。

　　数完钱，沈总说：“能想到正月初八在长沙执行岳阳建行的车辆，这简直是绝了。”然后他问：“这个执行，你花了多少费用？”

　　我说：“没有费用。”

　　沈总不解：“你去岳阳查他们的车牌总还是花了一些钱吧？”

　　我说：“是托岳阳的一名律师朋友顺便查的，没有花钱。”

　　沈总好奇地问：“你们这些知识是律师书上学来的吧？”

　　我笑笑，摇摇头。

　　沈总不明就里。

　　我很是得意于该执行案。该案只是一起很普通的案件，经过精巧设计，然后每一步精准有效的执行，我犹如一名优秀的“狙击手”，静静地躺在草丛中，不为周边环境所动，就等着对手出现的那一个时刻，没有一丝浪费，一击成功，堪称最有效的执行。

　　我和同事再次说起该案时，同事说：“没有一分执行费用的执行案，经典，经典，确实经典！看来律师除了懂法律，还要懂人情世故！”

　　所谓经典案例，其实不一定是案子本身，而是做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