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力马拉松

　　如果有人问我：你做律师这么多年，哪个案子最艰难？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天成公司与南北房地产公司系列纠纷案，同时告诉他，那不是艰难，是惨烈！是律师实战中的上甘岭，松谷峰！更是一场接力马拉松！

　　找上门的大单

　　2000年10月底，我接到一个号码和声音都很陌生的电话。电话里说：“你是喻律师吧？我是老龙呢，龙希云，天成公司龙希云，我公司有个事想找你，你到我公司来一次好吗?”

　　那时是我从事律师职业的第五年，这样的电话接得多，也就平常了，问了他的地址，定了见面的时间。

　　天成公司办公室在芙蓉中路的南北大厦14楼。老龙是天成公司的党委书记。天成公司是省监狱管理局的下属公司，它还有一个名称是省监狱管理局物资采购中心。出电梯时，我已经注意到墙壁上的招牌有这么两个名称。

　　龙书记找了几份资料，慢慢地和我说开了，说的过程中，他根据说的内容将手中的资料递给我，我便边听边看。龙书记说完，资料我也看完了。我已经清楚了他所说的事：

　　1994年，一个姓赵的老板看中了天成公司的土地，于是便找省监狱管理局领导，提出合作建房。合作的方式是：由天成公司出地，赵老板的南北公司出资，共同建设一栋商居大楼。

　　监狱局领导同意后，天成公司便于1994年9月30日与南北公司签订了一份《关于合作兴建商居大楼合同书》。该合同书约定，天成公司提供五点零八亩土地，南北公司出资，共同建设一栋约四万平方米的商居大楼；大楼建成后，天成公司分得其中八千平方米的房产及七百平方米的车位；约定交房时间是1998年底，并对违约责任等作了相应约定。但南北公司并没有按时交付房屋，直到1999年11月19日，双方才签订房屋分配协议，明确了天成公司房屋的位置，但没有明确交房的具体时间。

　　协议签订后不久，南北公司将属于自己的房产全部峻工，出售或出租，而属于天成公司的房产就是不完工，不交付。到现在为止，南北公司仅交付了天成公司现在办公的这一层楼和另外两套住房，总共才一千七百多平米。天成公司找其协调了无数次,南北公司就是不理不睬。迫不得已，天成公司只好找律师，准备打官司。

　　我有些纳闷：“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龙书记说：“想找个业务能力强、认真负责的律师，我有个老乡是市中院的法官，姓王，我便找他帮忙介绍，他推荐了你。”

　　他说的王法官是市中院民庭副庭长，我曾经在他手里办过一个案子，但并不怎么熟，他怎么会推荐我呢？但我并不好反问龙书记。

　　当年并没有禁止法官推荐律师的规定。

　　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诉讼标的，怎么也有几千万元，心中窃喜，这可是桩大买卖！这种找上门来的大买卖在律师实务中可是不多见。

　　风险代理

　　谈委托代理合同时，龙书记提出：我们想采用先不给钱、事情办好了再给钱的代理方式。

　　龙书记所说这种代理方式叫风险代理，但当时并没有风险代理这一说法。三年后，律师收费办法修订才正式有了这一说法。我一直不满传统的“先收钱，后办事”的常规代理模式，认为这是律师服务的“霸王条款”，所以我做过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风险代理。

　　龙书记见我没表态，便有点难为情地解释说：“这是公司的意见，我们想出这种方式，也是没办法。之前我们花十多万元请律师打过一场官司，一分钱都没追回。所以这次公司决定采用这种方式，多付一点律师费都行……”

　　其实，我并不是在考虑接不接受这种代理方式，我在考虑案子该怎么做，可能会有一个什么结果。这是做风险代理与做常规代理的区别。做常规代理，签合同、收钱是最重要的，至于做业务，依照法律程序按部就班就行；而风险代理，不但要预测结果（预测收入），而且还要预测过程（预测成本）。

　　我对龙书记说：“我基本接受你们提出的代理模式，但我要先认真分析材料再作决定。”

　　龙书记对我能接受他们提出的代理方式有点意外，连声说：“可以，可以。”

　　第二天，我就明确答复龙书记：“可以做，我们谈合同吧。”

　　委托代理合同完全按天成公司的意思签订。风险代理，收回的违约赔偿金的百分之十作为律师代理费。

　　在起草起诉状时，我和天成公司出现了分歧。天成公司坚持未完工部分和逾期交房的赔偿加在一起只起诉三百万元。我认为三百万元太低，至少要在六百万元以上。但总经理秦总坚持只起诉三百万元，他反复强调，打官司的目的不是要追回多少钱，而是把房子要回来。

　　“可不可以三百万元以内的部分，我不要你们一分钱，超过三百万元的我们各拿百分之五十？”

　　秦总马上开了一个小会，答复我：可以。同时还愿意三百万元以内的部分给我百分之二。看来，秦总是个厚道人。

　　就是这个看似很平常的风险代理，给我开启了一场长达七年、被我称为律师生涯中最惨烈的搏杀。

　　开门红

　　天成公司起诉的案由是合作建房合同纠纷。诉讼请求是要求南北公司交付剩余房屋并赔偿相应损失。审理法院是市中院。

　　想不到，南北公司居然会反诉。南北公司反诉的理由很多：第一，天成公司对五点零八亩土地不具有使用权，合作建房合同是无效合同；第二，天成公司投入的土地没有五点零八亩，只有四点一八亩，天成公司违约（与第一点自相矛盾）；第三，在房屋建设过程中，因为天成公司的原因，法院查封了建设中的南北大厦第十七层，影响了房屋的建设和销售；第四，房屋没交付，不是南北公司违约而是天成公司故意不收房，是天成公司违约……

　　看了南北公司的反诉状，龙书记气得连骂：“流氓，流氓，真是个流氓！”龙书记便主动和我讲起南北大厦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情况：

　　赵老板来合作时，并无实力，据说只有四万元家底。拿了天成公司的土地，找中国银行抵押贷款五百万美元。这五百万美元并没有多少用于南北大厦的建设。南北大厦的建设资金主要靠基建老板垫资。在建设过程中，赵老板还私刻天成公司印章，准备用于再融资，天成公司发现后，准备报案，由于他承认错误，保证不犯，才放了他一马……

　　虽然我对这些坊间传闻也有兴趣，但我更关心的是这块土地的真实情况。

　　龙书记找出红线图，图上确实标注天成公司有五点零八亩土地。龙书记指着图纸上的标注介绍说：“土地的来历是国民党旧警察所留下二点四六亩，1974年征一点七二亩，1976年征零点九亩。”龙书记还说：“当时这块地上还有天成公司五千三百二十四平方米的房屋，这是天成公司的办公用房和职工宿舍……”

　　龙书记还在介绍，我却陷入了沉思。这是一个事实比较清楚，法律关系比较简单的案件，为什么双方的分歧会这么大呢？南北公司的反诉状肯定出自律师之手，但有些内容又不像是律师所为。法院查封并不是禁止建设，这是个常识；查封天成公司的房产，不存在影响南北公司的房产销售，这也是个常识。这么多的常识性错误出现在正规严肃的诉状上，岂不成了笑话？律师会不顾自己名声弄出这样的笑话吗？他们反诉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的对手究竟是个高手还是个糊涂虫呢？我只有做好十二分的准备去迎战。

　　在这之前我已经给天成公司开出了一张应提供证据的清单。为了慎重起见，我对龙书记说：“能不能将你们公司保留的有关合作建房的所有资料全部提供给我？”

　　天成公司提供的资料有五大盒，相当多，但比较乱，我边看边整理，用了整整两天。我隐约嗅出这回可能是一场恶战，要从最坏的方面来考虑天成公司的证据和诉讼请求。

　　我分析案件，虽然对方提出天成公司对土地没有使用权和投入的土地数量不足，但这些都不是问题，有红线图在手，再怎么狡辩都不可能否认这个事实，“白”终究不能说成“黑”；但延期交房的损失和未完工程的工程量怎么确认，这很有可能会成为案件的焦点。如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用不当，“白”变成“灰”完全有可能。

　　为了避免“白”不小心变成“灰”，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权威的第三方作一个结论，将延期交房的损失和未完工程的工程量固定，省得双方在法庭上争来争去，也避免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

　　我向法院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法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天成公司的房产未完工部分和逾期交房的损失进行鉴定。

　　鉴定结果：未完工程为二百一十八万元；四台未安装电梯的价格是一百七十六万元；而对延期交房的损失，参照同类地段、同类型房产的租金价格进行计算，写字楼每平方米每天一元四角，商场是每平方米每月九十元；等等。

　　鉴定结论出来后，我马上依据鉴定结论变更了诉讼请求。

　　有这份鉴定结论在手，我便坦然了很多，自信该案已经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与证据之间环环相扣，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天成公司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是必然的。

　　一审判决是2001年8月作出的。法院基本上按照鉴定结论判决了南北公司应当支付给天成公司的各项损失和赔偿款，而南北公司的反诉基本上未得到支持。

　　天成公司大获全胜。如果按这份判决书，天成公司可以获得一千五百八十余万元的赔偿。

　　我虽然觉得判决有理有据，但还是有些惴惴不安。我不相信胜利来得如此顺利，我想南北公司不会就此罢休，应当会上诉，暴风雨还在后面。

　　白变黑

　　南北公司果然上诉了，上诉状很长，十三页，内容也很多，但我觉得都是胡搅蛮缠。

　　二审开庭的效果出奇得好。这个感觉，不只是我有，龙书记和天成公司旁听人员都有。庭审完后龙书记就欣欣然，认为该案胜诉已成定局。

　　我也开始怀疑我的感觉，难道是我高估了对手？抑或，这只是对手的障眼法，对手还未出招？那会出什么招呢？

　　这天，龙书记又气又急地告诉我一个情况：南北大厦十三楼的房产被南北公司卖了。

　　起诉时，为了保证案子将来能顺利执行，天成公司提出了财产保全申请，法院依法冻结了南北大厦十一、十二、十三楼的房产，冻结的目的是限制该房屋销售。

　　我第一反应是：这不可能吧？这是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千真万确，买家都已经进场装修了。”

　　我想，其实这是好事！这个行为性质很恶劣，挑战法院权威，就是天成公司不提出抗议，法院不管从维护法律尊严还是维护自身权威的角度，都会严办南北公司的。

　　但法院居然不理不睬，任南北公司恣意妄为。我感觉不对头，以天成公司的名义提出抗议，但法院就是拖着不处理。

　　我挺纳闷，是什么原因可以让南北公司这么胆大妄为呢？我问龙书记：“赵老板有什么后台吗？”

　　龙书记说：“省委某领导是他连襟。”

　　我恍然大悟，要没后台，借三个胆子给南北公司，他也不敢处置法院冻结的财产。我明白南北公司的诉讼策略，对手打的是关系战。我知道，麻烦来了。

　　接下来的一件事马上印证了我的猜测。

　　庭审后不久，承办法官通知秦总去谈话，并特意交代不要带律师。

　　秦总走后，龙书记觉得不对劲，便要我到天成公司商量对策。

　　秦总回公司后，向我和龙书记说起了谈话的内容。秦总话一完，连对法律不甚了解的龙书记都叫苦连连。

　　谈话中，法官问天成公司要求赔偿的底线是多少。

　　憨厚的秦总说：“天成公司本来只要求赔偿三百万元，喻律师要求赔偿一千多万元。”

　　我暗想：法官是中立的第三方，他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来判决案件的，干嘛摸当事人的底线？指明不要律师参加的谈话，肯定有目的，难道法官想在天成公司底线附近来判决此案？我有些不寒而栗。

　　我找了几个同道中人对案子进行了最严格的梳理，结论是：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二审维持的可能性很大。他们还安慰我：放心，法官即使要帮对方，也不可能将“白”说成“黑”，毕竟司法鉴定是法院委托中立的第三方作出的，不可能随便被否定。

　　对二审会改判，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拿到判决书时，还是被气得发抖，主要不是对判决结果，而是对事实的颠倒和对常识的荒唐认定：

　　南北公司在法庭上已经承认没有将车位交给天成公司，但判决却认定车位已经交付，至于是什么时候交付的，天成公司的车位在什么位置，负一层还是负二层，判决书没说，认定的理由居然是天成公司有车停在停车场，应当视为车位已经交付。

　　判决书还是认定了法院冻结天成公司十七楼房产影响了南北大厦的施工和销售，至于冻结为什么会影响施工，冻结天成公司的房产为什么会影响南北公司的房产销售，这些理由，判决书都没有说。法院只自由裁量认定延期交房的损失应从2000年开始计算（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是1998年底）。本来延期交房有两年多，被生生地缩短为一年多。

　　一审判决用租金来计算延期交房的损失，二审改用银行利息来计算。为什么要用银行利息来计算，判决书没有说。

　　延期交付的是六千多平方米（含二千六百多平方米商场）、价值八千余万元的房产，但计息采用的却是天成公司出资的五亩多土地。而土地的价值居然只被认定为一千四百余万元，这个金额是当地一亩地的价格。而且一千四百余万元这个数据出自何处，判决书也没有交代，更别说质证了……

　　司法鉴定，没有任何理由就被否决了。

　　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依据这个判决，南北公司只需支付三百多万元给天成公司。延期交房的损失硬是在法官的“精打细算”下被“确定”为一百多万元。银行贷款八千万元，一年利息都是五百多万元！

　　漫漫再审路

　　天成公司对该判决虽然甚是气愤，但他们认为追回房产的目的已经实现，还判了几百万元的赔偿，可以将就了。

　　其实，我也可以将就了，代理费虽然大打折扣，但还是有几十万元。在律师年收入普遍只有十万元左右的当年，一个案子有这个收入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天成公司对我的能力很是认同，已经和我签了法律顾问合同。

　　但二审判决在时时刺痛我的神经。事实被颠倒，常识被歪曲，逻辑被曲解，这样的判决，是对律师的侮辱，一种指鹿为马的侮辱！

　　二审判决后，南北公司倒是主动找天成公司达成了一个协议，内容是交付房产，然后约定赔偿款的支付方式和时间。

　　房屋接收后，我向天成公司提出在收到赔偿款后申请再审的建议，同时表示我可以继续按原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代理再审。

　　天成公司有些犹豫，主要是对手太强大，而且目的已经基本实现了，但接下来的一件事，很快让他们坚定了和南北公司再搏一场的决心。

　　南北公司拿了协议跑到市中院，谎称案款都已付给了天成公司，要求市中院去解除南北大厦十一、十二、十三楼的冻结。法官看了该协议，信以为真，准备随他们一起去解冻。在出发时，法官给我打电话核实。我知道南北公司根本没付一分钱，马上跑到法院阻止解冻，南北公司的阴谋被戳破了。

　　对此天成公司非常气愤，便马上接受了我的再审建议。

　　在再审申请提出前，我为天成公司追回了三百一十五万元。赔偿款留下一个小尾巴，还有近四十万元没有追回。这不是疏忽，而是有意的一个埋伏，我自认为这是一着妙招。

　　上诉，不管你有理没理，法院必须受理。而再审，多了一道审查程序，立案的难度就大多了。

　　天成公司向省高院提交再审申请的时间是2002年3月，但省高院直到一年后才作出再审裁定。这期间我以天成公司的名义给省人大、省政法委都送了报告，请求过问此案。人大、政法委也批示了应予立案，但都无济于事。直到天成公司找了时任省高院院长吴某，再审才得以立案。

　　案件能立，我便有了信心。但这种信心很短暂，因为同时进入再审的申请人还有南北公司。天成公司千辛万苦搞了一年才勉强立案，而他们不显山不露水就做到了。太牛了！更牛的是，南北公司的再审，法院居然没有下达裁定书——立案庭直接函告审监庭一并审理。

　　因为有二审判决打底，对法院这样一个明显有违常规的做法，我也熟视无睹了。

　　平衡术

　　我知道，再审处境非常凶险，只能加以百倍的小心。我基本上天天盯着承办法官，一有机会就和他谈案子，写了很多材料，只是想法官能多关注案子。

　　刚开始，法官能认真倾听我对案件的解释，也会发表一些意见。但后来情况便有些变化，我要找法官没有那么方便了，法官的意见也有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对天成公司不利。

　　律师做了七八年，自然也知道法官的苦衷。天成公司找了院长，南北公司肯定也找了很得力的领导，官司打来打去，成了打关系。这种情况下，法官很难居中裁判，案子就只能拖。尽管法律对审限规定，一审是六个月，二审只有三个月，有些案子却一拖几年都结不了案，很有可能就是关系平衡不了的结果。当然像再审这类案件，除了拖时间，通常还有一个处理方式——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我暗暗叫苦：这个案子拖不得呀！我是风险代理，所有的费用都要我承担，时间越长，我承担的费用越大。更不能发回重审，案子发回重审，等于又重新开始，重审完了，双方还可以上诉……

　　一想到这些，我就心疼肉痛，白花花的银子和大把大把的时间精力全丢在了一个无底洞里。

　　在这期间，我还找了一位省人大代表，要她致信给省高院领导，请求领导关心过问此案，也无结果。

　　我在内心祈祷：案子哪怕是摆在省高院不动都行，千万别发回重审。但事与愿违，2003年9月23日，省高院作出了发回重审的裁定。拿到这个裁定时，我真的是欲哭无泪！

　　我知道，这是法官的平衡术！

　　白内障

　　案子又回到中院。虽然我极不愿意，但也别无选择，只能打起精神，重新披挂上阵。

　　中院审理该案的是审监庭，又把一审程序走了一遍。

　　重审并没有将南北公司的反诉一并审理，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失误。南北公司居然没提出来，这显然对天成公司有利，我自然也不会主动提。

　　我一直把中院当成我的福地，在那里我少有败诉。这个案子开庭及举证的情况都不错。

　　2003年12月，政法界发生了一件惊震全国的大事——省高院院长吴某被双规了。

　　很多人都在津津乐道于吴某的双规，我和极少数人却胆战心惊。我胆战心惊的原因和他们有一点不同，他们可能是因为和吴某有经济上撇不清的关系，而我担心的是这个吴某曾经打过招呼的案子。

　　担心显然并不多余。2004年3月，该案判决。对判决的结果，套用一句流行话——没有最黑，只有更黑！举二例说明：延期交房的损失，法院判决南北公司仅赔付天成公司损失八十余万元；南北公司的诉讼请求根本没有审理，居然也支持了。

　　我对判决结果早就有最坏的打算，但拿到这份判决时，还是激愤难平，很想打电话和法官理论一番，再臭骂他一顿。我拿出手机，想了一会，发了条信息给他：建议你去做白内障检查！

　　如果这份判决生效，天成公司已经收取的三百多万元赔偿款还要退一部分给南北公司，我收取的代理费也相应的要退一部分给天成公司。

　　龙书记虽然很是无奈，但还不忘调侃我：“别人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喻律师倒好，‘搏一搏，汽车变成了摩托’。”

　　退和进

　　正在我对天成公司心存愧疚时，龙书记主动找我，先是分析案子失败的原因——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吴某的身上；然后肯定我的付出、能力、取得的成果；最后征求我的意见：官司还继续打下去吗？

　　我在沉思，龙书记可能猜想我在思考代理费的事，便主动说：“我和秦经理商量了，这个案子你出了大力，这个结果不是你能控制的。如果官司不打了，我们也决不能让你在代理费上吃亏，已经拿走的代理费就不要返还了。再审阶段做了两年多，非但没有拿一分钱代理费，反而用去不少，可以给你报销几万元的费用。

　　”在当时，批判吴某的风头正烈，对官司谁都没有信心，不，应当是谁都会死心！龙书记这样说，一方面表明天成公司也没有信心，另一方面，其实是给我台阶下。

　　我知道龙书记是好意，也知道现在是退出的最好时机，但我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耻辱：颠倒黑白、不辨是非的判决，是对律师赤裸裸的侮辱。我堂堂正正做人，付出劳动，获得报酬，现在竟要轮到委托人来同情。我无法接受这样一份同情。

　　我嘟嘟嘟了半天，但什么态都表不了。我既不想承认失败，也不敢表态继续战斗。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还看好继续战斗，除非这个人是傻子！

　　临走时，龙书记轻轻地拿了拿我的手，用只有我听得见的声音说：“放弃算了，对手太强大，我们现在太背了。”

　　我知道，龙书记前面讲的话都是代表公司，刚才讲的是代表他自己，这是朋友的忠告。

　　理智告诉我，不要打下去了，再打下去，前景黯淡不说，而且是孤军作战，天成公司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再打下去，就是你个人的事了。而感情却告诉我，必须打下去，这是做律师的尊严！

　　我一时难以定夺，便驱车到了离长沙一百多公里的道吾山。我想在这里静一静。

　　这些年我累了！我的体能好得很，我的累，是心累。特别是这个案子，让我经常夜不能寐，甚至胆战心惊，长时间的高压、紧张、焦虑的生活，让我的痛风时时发作，痛不欲生，要不是有护窗，说不定我早跳楼了。家里人不止一次求我放弃这个案子。但我对被欺负了而不知反抗的人，向来除了同情，更多的是鄙夷不屑。其实我现在也是一个被南北公司欺负了的人，如果不反抗，我岂不成了一可怜虫？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不行！我不能放弃，我要出击！

　　在我的律师生涯中，我一直信奉法律，绝不敢见利忘义，从没有办过歪曲事实、玷污法律的人情案、关系案。我希望我承办的每一件案子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每一个案子都是“铁案”。虽然我也耳闻过司法的不公甚至黑暗，但这么赤裸裸、血淋淋，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为了律师这个名号，我也不能放弃。

　　本来是去放松的，躺在床上，我却把下一阶段的作战方案制定出来了：狂轰滥炸，死缠烂打，贴身肉搏，持久作战。

　　我要“缠死对手，炸死对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该案，我的终极目标是：天成公司的所有合法权益，我都要维护。

　　那天，我没有睡在道吾山，当晚便回省城了。下山前，我给龙书记发了条信息：血战到底。

　　龙书记回了“铤而走险”四个字和一长串的惊叹号。

　　铤而走险

　　我自然知道这是“铤而走险”，但我对法律有信心，我还要走下去。重审的二审又是在省高院，走了一圈又回来了。此时，省高院正是反腐的重灾区。自吴某之后，有近二十名法官被纪委、检察院带走。一时间，律师与法官的关系变得无比敏感。省高院办公大楼内，律师的身影陡然少了很多。

　　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期，我却一次又一次地奔走在省高院的办公大楼里。没办法呀！官司越打越复杂，内容越来越多，证据材料交叉牵扯，真假莫辩。当然这些问题是被人为弄复杂的。

　　如果哪天我想出一部“律师三十六计”的书，我一定要把南北公司这一招放在书中，取名叫“浑水摸鱼”。南北公司不顾事实，甚至不顾颜面，没有逻辑的反诉、抗辩，目的都是搅浑水，然后浑水摸鱼。

　　现在，南北公司的目的已经实现，水确实已经被搅浑。如果不是像我这样自始至终跟进案件的人，很难一时将案件看明白。我便思量着怎么样和法官去解释；从什么角度着手让法官容易接受；内容太多了，一次不能讲太多，要分多次讲；等等。

　　我又将案件梳理了一遍，将其分成七八个问题，每个问题分别阐述，每次去找法官只和其解释讨论其中一个问题。

　　天成公司再没有前期的诉讼热情，所有的事情都要我自己主动，我也只能打脱牙齿肚里吞。

　　这真是考验人心智的一段时间。忍辱负重，忍气吞声，忍饥挨饿，我经常一天时间都一言不发——官司让我背上了太重的包袱！开车久了，自然知道交通事故的凶险。

　　重审二审的判决终于在8月17日下来了，大部分维持了重审一审的内容，但在逾期交房的违约赔偿方面，增加了一百多万元。

　　这同样是一份不公的判决，但我已经顾不上了，还是长长地松了口气。不管怎样，再审比原审多了四十多万元。

　　龙书记兴高采烈，这是一个出乎他意料的好结果，他把我奉为神人。但他不知道，此时我正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去痛痛快快地流一场百感交集的眼泪。

　　我将案子的四份判决书摆在面前，苦笑难言：同一事实，可以作出四种不同的认定，这就是法律！被玩弄的法律！但我已再无补救之力，这个官司，所有的程序已经被我用完了。

　　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订了张机票，在远方过了几天苦行僧生活。

　　坐山观虎斗

　　回避只是暂时的，回到长沙，我还得面对一个现实——强制执行。

　　对南北公司不会主动履行法院的判决，我和天成公司都有共识。除了这个共识，我个人还有一个认识，那就是对房地产公司的认识：你别看房地产公司财大气粗，其实可能都是假象，土地早已抵押给银行——用的钱自然是银行的，地上的建筑物基本上是建筑公司垫资建起来的。你也别看他风风火火，他的风风火火只有房子销售的那段时间，只要项目一完，房地产公司马上就可以变成无人员、无办公场地、无资金的“三无”公司。

　　所以在执行二审判决时，我有意留了个小尾巴——还有近四十万资金没有执行到位，用这笔钱，拖住南北大厦被冻房屋的解冻。

　　依据重审的二审判决，南北公司还要支付天成公司八十余万元。但此时，南北公司已经成了“三无”公司。老板早已经转行开矿，只留下一个人来应付官司方面的事。南北大厦十三楼虽已冻结，但在2001年就已被南北公司卖出，只是因法院冻结，一直没有办理过户手续。现在案子进入执行程序，南北公司能够查到的资产就是这层房产了。龙书记一方面佩服我的“三无”公司理论，知道我布局执行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对十三层房产能否执行心存疑虑。

　　申请强制执行后两三个月，南北公司没有任何动静，法院也没有任何动静。法院的解释是南北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我提出要将南北大厦十三楼拍卖。这自然是捅了马蜂，免不了又是一场激斗。但法院最终还是同意将这层房子委托司法评估。

　　做完司法评估，离拍卖只一步之遥。一般的做法肯定是乘胜追击，速战速决，尽快进入拍卖程序。但这时候，我并不急，我想休息休息，坐山观虎斗。

　　我估计这时候最坐不住的就是十三楼的买受人。买楼的钱已经给了南北公司，房子虽然到了手，但眼看就要改名换姓，此时，他们肯定会找南北公司的麻烦。等他们和南北公司去拼一拼吧！而且现在案款都是按双倍银行贷款利率计息，天成公司很划得来。

　　买受人和南北公司拼的结果肯定是买受人赢了，因为南北公司主动找天成公司要求和解。但这时和解就没有一开始主动履行那么舒服。一开始主动履行只要给八十余万元，这时却要给一百一十余万元，多的三十余万元是利息。南北公司虽然满是怨气，但也无可奈何。

　　官司打了这么久，基本上是憋气，这回也算小出了口气。

　　小出一口气不等于可以歇口气，因为另一个战场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相邻不相和

　　我的作战方案是：狂轰滥炸，死缠烂打，贴身肉搏，持久作战。

　　为什么要用“狂轰滥炸”“持久作战”呢？要知道，打官司“狂轰滥炸”需要足够多的炮弹，“持久作战”需要足够多的程序。这个，我明白，因为我有足够多的炮弹和程序。

　　南北公司是个不讲诚信的合作伙伴，一场合作，最后是若干场官司才结束。合作结束后，天成公司和南北公司又成了邻居。天成公司也是倒霉，碰上了一个这样孬的邻居，不但不会互相帮助，而且还要时时提防被他算计。

　　天成公司是在被邻居算计后才找到我的。

　　南北大厦报建时，一至三楼设计为商场，按南北公司的描绘，这里是一个营业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的大型商场。

　　合作建房协议签订时，只约定商业部分天成公司占百分之三十五；1999年的分房协议约定天成公司一楼分得五百二十四平方米，夹层二百三十八平方米，具体位置是靠白沙路。

　　让天成公司傻眼的是原来设计为商场的一至三层，被南北公司私自改变，不再作商场使用。用作商场的自动扶梯也被取消，一楼临芙蓉路的部分全部被南北公司封堵。天成公司位于一楼、夹层的商业房产马上成了黑咕隆咚的死角，出口就只有上下电梯和消防楼梯，商业价值已经完全丧失。

　　天成公司找南北公司理论，南北公司提出他封闭的都是自己的房产，天成公司无权过问，至于天成公司的出路，南北公司建议在一楼北向开口子，在东向架梯子。

　　天成公司找我咨询两件事，一是问南北公司封堵是否合法，二是问开口子和架梯子的事。

　　我看了一楼的平面设计图纸。一楼的第四至六轴，有近十米宽，图纸上标明是通道，还有防火卷帘的标识，应当是条具有消防功能的通道。而且一楼有三百余平方米的公共区域，第四至六轴应当是公共面积。显然，南北公司封堵具有消防功能的公共通道既不合理又不合法。

　　北向开口子和东向架梯子也是不合法的：按照规划和消防的要求，建筑物的设计一旦报规划审定，就不能随意变更，哪怕是新开一张门，新开一扇窗，都要报规划局同意。开口子和架梯子，一是事关城市美观，二是不符合消防规定，肯定不会批准。

　　我将我的意见告诉龙书记，龙书记便问我是否愿意继续风险代理？

　　此时正是合作建房官司再审进行时，我已经领教了南北公司的厉害。但我还是不作考虑就接了，理由只有一条：我就不相信法律是权贵手中的玩物！

　　我答应得干脆、爽快，龙书记便竖起了大拇指：硬汉！

　　这硬汉不是那么好当的，又开启了我的一段法律沧桑之旅。

　　来去如风

　　天成公司是2003年6月5日向法院起诉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法院判决南北公司恢复南北大厦一楼公共部分并排除妨碍；并要求赔偿损失一百二十六万余元。

　　一审很顺利，8月21日法院就下达了判决书。判决书认定南北公司堵塞的部分确实是公共部分，是进入天成公司一楼和夹层房产的唯一通道，所以法院判定南北公司必须清除通道内的障碍物，排除妨碍，并按每平方米每月九十元赔偿天成公司的损失。

　　对南北公司会上诉，我一点都不怀疑，所以一审判决后，我就在做二审的准备。我将案件反复征求法官的意见，法官几乎都认为这个案子二审只有可能维持一审判决。

　　越是意见一边倒，我越是担心。和南北公司打交道已经三年，我知道他的风格了，只是不知道他会怎样出招。

　　刚开始，承办法官还能听得进我的意见，慢慢的我便感觉他态度有些变化。我便一次又一次地和他沟通，后来他说不能确定被围挡的这部分是公共面积。

　　我知道这是鸡蛋里挑骨头，便赶紧又跑到房产管理局，要求房产管理局标明南北大厦的公共面积部位。

　　房产管理局给了我一个非常戏剧的答复：他们也不知道。我问他们公共面积是怎么算出来的，他们说：将一些数据输入计算机便出来了。具体怎么算，他们也不清楚。

　　二审判决在12月份下来了。判决下来之前，法官的态度告诉我，如果二审能维持一审判决，那真是个奇迹。奇迹毕竟还是发生了，只是不是我所希望的奇迹。

　　二审判决将一审判决全部推翻，天成公司的诉讼请求全部被驳回。驳回的理由是：被封闭部分是南北公司自己的房产，天成公司的房产有升降电梯、消防楼梯通行，也可以从北向开口子，东向架梯子出入。至于消防的问题，规划的问题，公共部分的问题，通通没有考虑。

　　检察亦无奈

　　就此罢休，不是我的性格，还有三条途径：一是申诉，二是再审，三是抗诉。我选择了抗诉。我希望有第三方监督法院办案。

　　省检察院民行处在审查天成公司的申请后，认为有道理，便向省高院提出抗诉。省高院受理后，交市中院审理。

　　从省检察院到省高院到市中院，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就带过了，但这中间也历时几个月，艰辛只我自知。

　　检察院取证就方便多了。我和检察官首先到了设计院，设计院开出证明：南北大厦一层平面图中消防电梯（四至六轴，D-E轴之间）在芙蓉路上应有消防安全出口。

　　第二站去了市规划局。规划局在南北大厦一楼平面图上标注：此图为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审批图纸，未向我局申请，不得作任何变更。

　　第三站去了消防队。消防队批注：请按我支队原审批核准的图纸执行，不得随意变更平面布局。

　　第四站去了市房地产管理局。房地产管理局批示：根据有关规定，在房产建设和使用中，房屋所有权人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的设计用途和平面布局，以保证房屋正常使用。

　　当我和检察院将上述证据取到时，我想这个案子天成公司毫无疑问要赢了，没有哪个法官敢无视检察院，无视消防。

　　当时衡阳有一商铺发生了火灾，死了20个消防官兵，很有警示作用。法院要是判决南北大厦一楼消防通道封堵合法，出了事故，法院和承办法官都要承担责任。所以，法官会慎重为之。

　　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一个从事拍卖行业的朋友找到我，说有一家公司想请我当顾问，问我愿不愿干。

　　朋友和南北公司关系不错，我便反问他顾问费多少钱？

　　他说：五十万。

　　我一听便明白了。当年顾问费一般也就五万元左右，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有钱捡的时候你别叫我，有钱赚的时候你再叫我好了。

　　我有些欣欣然，觉得这次怕是刺到南北公司的痛处了。但这种良好的感觉仅仅只保留到2005年12月。市中院判决书彻底打破了我做律师的自信——居然又维持了原审判决。

　　我白忙活了两年。不用说，这个案子我又是风险代理，一分钱代理费没有，还倒贴了不少费用。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对法律的忠诚度大大降低。我甚至有退出律师界去庙里当和尚的念头。

　　龙书记摇着头对我说：“搏一搏，摩托变单车！”

　　挑起战争

　　我做律师从来不会动员当事人去打官司，甚至对挑起诉争的律师还很是不屑，但在和南北公司的战斗中，我鼓动天成公司打了一场官司。

　　在打相邻关系官司时，我仔细审查过南北大厦的图纸，发现南北大厦南边有一块三角形地块，面积三四百平方米，原设计是绿化草地。这是一块公共用地，其权属应是南北公司和天成公司共同所有，而且按照消防要求，这里应当还有一条不少于四米的消防通道。

　　但南北公司未经天成公司同意，即在该三角形地块建设了一栋两层的小楼，而且居然还办了产权证，产权自然全部办在自己名下。

　　天成公司并不清楚自己的权益被侵害，但我一提醒，他们就觉得事态严重，马上和南北公司交涉，南北公司不理不睬。

　　龙书记很着急上火，问我：“怎么办？”

　　“打官司吧！”我第一次怂恿当事人去打官司，无奈为之。

　　“能赢吗？”

　　“理论上能赢，但对手是南北公司就很难说。”

　　“你还愿意代理吗？”

　　“可以，但要风险代理。”

　　“为什么一定要风险代理？你那样有把握吗？”

　　“案子是我挑起来的，我只能和你们同进退。”

　　“还没打怕吗？”龙书记冲我笑笑。

　　“对手强，我越强！”

　　“你是真正的律师。”龙书记竖起大拇指。

　　我又获得了一组炮弹，我不相信南北公司真的可以一手遮天！

　　案由是侵权纠纷，诉讼请求是要求对方给予一定的侵权赔偿。

　　案子事实清楚，法律关系也简单，我和承办法官沟通了多次，法官也认可我的观点。我想，至少在这一审，案子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中间又发生了一件事，对案子可能有些影响。

　　2005年上半年，市中院被抓了好几个法官。法官一出事，律师往往牵连其中，3月30日，市纪委化名当事人来找我，电话联系时被我察觉。做律师的经验告诉我，遇到此类情况，不管有没有问题，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3月31日这个案子要开庭，我想，还是开了庭再走吧，反正自己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就在庭审时，纪委找到了我。虽然最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但还是协助调查了十天。

　　这件事，看似与案件无关，但中国式审案，很多时候并不只有事实和法律，还有很多因素可以影响甚至左右案件的结果。我这个有“污点”的律师肯定对法官判决有影响。

　　但案子拖了很久，法官的意思仍在模棱两可之间。我一直认为承办法官是比较公正廉洁的，他可能受到了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

　　后来南北公司送两万元给法官，法官不收又推不掉，就交给纪检监察室了，纪检监察室第二天通知南北公司将钱拿走了。

　　此事证实了南北公司在这些案子中的运作手法。

　　又过了一段时间，法官通过其他途径委婉地告诉我，他没办法了，天成公司的诉讼请求只能被驳回。

　　与其被驳回，还不如撤诉，撤诉后还可以再起诉。

　　轰轰烈烈、信心十足的一场诉讼就这样偃旗息鼓。

　　这场诉讼虽然没有任何效果，但龙书记不怪我，反而觉得对不起我，认为要不是我坚守庭审，也不至于被纪委找去。在他看来，我就和倒在讲台上的教师一样伟大。

　　偃旗息鼓完全是形势所逼，条件成熟时还是要出击的。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中原，被后人尊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型，但我认为他是穷兵黩武。诸葛丞相要做的应当是发展生产，与民生息。

　　现在轮到我当主帅时，我也记不起“生息”这一词，也只知金戈铁马，枕戈待旦。“倒在讲台”并没有给我太多的“教训”，相反，从撤回诉讼的那天起，我就在做下一次冲锋的准备。

　　自认为准备充分时，我便告知天成公司，我又准备披挂出征了。这一点，比诸葛丞相好，不需要上情真意切的“出师表”。

　　龙书记不明白我为什么又要出征。他知道破不了南北公司的关系网，官司总是很难赢的。

　　我给龙书记分析：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南北公司的运作手法是以金钱开路的，官司越多，付出就越大，真金白银的不断付出，难道他不心疼！

　　二诉和一诉的情形差不多，开始形势很好，后来法官又很为难……

　　那些天，我的脑海里全是这个案子，官司打到现在，似乎已经山穷水尽了。虽然面对天成公司时我很乐观，但我内心憋了一肚子火，而且这股火无处可发。南北公司似乎是一堵厚厚的墙，怎么撞都撞不破，非但撞不破，反被弹回来，弹回的力比我使的力还大。我成了孙猴子，他倒成了如来佛。

　　之前我一直和天成公司说：不急！不急！反正我们的炮弹很多，狂轰滥炸都没问题。打了十几炮后，我们能用的炮弹已经屈指可数，可以说，这一组炮打完，我真的弹尽粮绝了。不行，我要想办法突破。

　　工具书《三国演义》又被我翻了一遍，并没有好的思路。一天，收到一条俏皮话短信：问世间情为何物——一物降一物。“一物降一物”，我反复念叨这句话，突然，我有了灵感，想到了一招，《孙子兵法》叫围魏救赵，民间说法是隔山打牛。

　　围魏救赵

　　围魏救赵，被“围”的是市房产局这个“冤大头”。

　　还是在办相邻关系案件时，在市房产局的档案里，我发现了这样一张不起眼的纸，这是一张“市自管房屋所有权登记审批表”，上面的几个时间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南北公司提交申办产权证申请的时间是2002年2月8日，市房产局外勘测绘的时间是2月9日，审查、审批、最后批示、发证的时间都是2月10日，而这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九。就要过年了，房产局还那么尽心帮南北公司办证，可以想到这意味着什么。

　　市房产局将天成公司的车位及三角地块的房屋全部办到南北公司名下，这是一个较为明显的错误，只能说明其中可能有“猫腻”。

　　在律师业务中，一些查档取证的工作一般由助理完成，但我有个习惯，喜欢事必躬亲。我认为，律师更多的是经验和能力的比拼，成败决定于细节，而对细节的发现与把控，人和人之间差别很大。就说这张“审批表”，因为只是一张格式表格，很多人并不会注意，可能一带而过，这样失去的极有可能就是一个胜诉的机会。

　　当我兴高采烈地将我的设计和龙书记商量时，龙书记满是疑惑：“怎么告?”

　　我说：“告他行政乱作为。”

　　龙书记说：“事情已经过去三年多，还能告？”

　　我知道他说的是诉讼时效的问题。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早就过了诉讼时效，但我有办法。我先不告房产局在办产权证过程中是否有过错，而是先想办法给他弄一个行政不作为。

　　龙书记又问：“所有行为都是南北公司完成的，告房产局能解决什么问题?”

　　像类似的问题，我一般不会和当事人解释得太细，因为随着案情的发展，不可预见的因素实在太多，解释得越细，自己往往越被动。但这个事情必须和他详细讲清楚。一来，不讲清楚，天成公司不一定会同意起诉，因为这毕竟是告房产局，是行政官司；二来，以前的官司基本上是我在演独角戏，天成公司仿佛置身事外，但打行政官司，天成公司必须参与进来，独角戏操作不了，要演双簧。

　　我非常耐心地和龙书记解释：“我们现在如果还是按部就班，想要打赢南北公司，基本上不可能，现在是天时、地利、人和对我们都不利。如果要赢，只有出奇招，找到他的痛处，狠狠一击。房产局在给南北大厦办证的过程中肯定是存在问题的，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所以房产局违法行政可能就是南北公司的痛处。在南北大厦问题上能降住南北公司的只有房产局，而我们又有办法降住房产局。”

　　“什么办法？”龙书记很迫切地问。

　　“打房产局的行政官司，告他们在给南北大厦办产权时违法行政，要求撤销南北大厦的产权证。”我回答得也有些迫切。

　　龙书记想了一下说：“撤南北大厦的产权证？不可能吧，关系到几百户，岂不会天下大乱！”

　　“我也知道不可能，正是因为不可能，才有可能将问题彻底解决，因为这办证中间确实有错误，而且只要逼房产局，他心中有鬼，肯定硬不起来。到时法院会去逼他，我们也可以逼他，逼得没办法了他就只能逼南北公司，问题不就解决了。诉讼不是目的，是手段！”

　　龙书记反复回味后，连声说：“高，高！”之后，龙书记又自言自语地说：“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流氓！”

　　我说：“在流氓面前，你难道还想当君子？”

　　预演

　　2005年11月，天成公司向房产局特快专递寄发了请求撤销南北公司两本产权证的申请。60天内，房产局没有作出任何答复。2006年1月16日，天成公司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告房产局行政不作为。

　　立案没几天，那位从事拍卖的朋友又请我喝茶：

　　“你有什么条件？”

　　“该给天成公司的都给他就好了。”他问得云遮雾绕，我回答得也云遮雾绕。

　　“我是问你个人？”

　　“我个人没有。”

　　“不再打下去行不？”

　　我摇头。

　　“你这样搞下去，你不担心别人用其他方式来搞你？”

　　“我不怕！”

　　“你这样做，得到了什么好处？不要搞得自己又去静园。”

　　朋友怒气冲冲地走了，我却陷入了沉思。是啊！这个案子，我得到了什么？风险代理，所有的费用都是我自己承担，从天成公司拿了几十万元代理费，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朋友得罪了，法官也得罪了。如果用花在这个案子上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别的业务，肯定赚钱多得多。

　　“值吗？”我不停地问自己。从选择律师这个职业的第一天，我就有为这个职业献身的打算。为职业献身，应当不是为这个职业所带来的利益献身，而是为这个职业所要坚持的公平正义献身！天成公司的合法权益明明白白地被侵犯，法律尊严明明白白地被践踏，我这个律师明明白白地没被人当成一回事，这些难道可以视而不见？如果他指望我出卖委托人的利益去换回一点蝇头小利，他找错了人，这是出卖灵魂！

　　离开茶室时，我已经释然，觉得我所做的并没有错。

　　之后我就听到有人在骂我是流氓律师。我还很高兴，有人骂总比没人理好。骂得如此咬牙切齿，怕是点到南北公司的痛处了。

　　房产局还是很重视，马上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答辩状，但答辩的内容有点文不对题，他反复陈述产权证没有发放错误，但天成公司起诉的却是房产局在规定的时间里不给答复的行政不作为，这个行政不作为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2006年2月10日，房产局召集天成公司、南北公司开协调会，希望能将问题协调解决，南北公司始终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所以谈了一圈下来，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龙书记有些灰心，认为又做了无用功。

　　我却认为这是好事，南北公司过河拆桥，自然会激发房产局的不满，会要遭到报应的。

　　我主动找房产局承诺：“只要给答复，天成公司可以撤诉。”

　　3月13日，房产局给了天成公司回复。天成公司依约撤回诉讼。

　　总决战

　　撤诉并不是撤退，告房产局行政不作为的目的就是要他作出答复，如此，天成公司才可以凭这个答复提起另一个行政诉讼——违法行政。

　　2006年6月1日，天成公司又将房产局告上了法院，诉讼请求是要求法院撤销南北公司的两本产权证。

　　房产局坐不住了，一方面应诉，提交答辩状，另一方面找天成公司的主管机关——省监狱管理局，要求协调。

　　这个消息是龙书记告诉我的。龙书记告诉我时不无忧虑，他担心省监狱管理局会压制天成公司。

　　我听到这个信息很是高兴，有终于熬出头的感觉。多年的律师经验告诉我，行政诉讼，民告官的官司，但凡行政机关还有一丁点道理，法院都会支持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确实错得离谱，使得法院找不到一丁点理由来支持他时，法院就会要行政机关自己去协调，动员原告撤诉，这样来保全行政机关的颜面。现在房产局主动要协调，肯定是法官和他们沟通的结果。

　　省监狱管理局通知龙书记去参加和房产局的协调会，龙书记自然叫上我。在路上，龙书记问我怎么办。

　　“你只要说：‘南北公司的产权证是在农历腊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天内办好的，这极不正常，因为正常情况是一个月都办不好，特别是将上千万的国有资产办到民营公司名下，我们认为这其中肯定有猫腻，准备去纪委举报。’这几句话只能你说，你也必须说。”

　　龙书记沉思了一会儿说：“可以。”

　　协调会在省监狱管理局办公楼进行。省监狱管理局来了两个处长，房屋产权管理处来了两个人，天成公司就是我和龙书记。

　　一开始，龙书记将我顶在前面：“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喻律师，打官司的事，我们公司已经全权委托给他，你们有什么事就找他好了。”

　　房产局倒没有辩驳他们错没错的问题，只是反复诉苦：“你们一起诉，就把我们害惨了，我们局长刚上任就被你们告上法庭；今年我们局的考核成绩也大受影响，市政府规定，行政机关只要当被告，不管官司输赢，都要扣分……”

　　房产局越讲得可怜兮兮，我心里越舒服：不点到你们的痛处，你们又怎么会去逼南北公司呢？我心里乐着，但口里还在诉苦：“你们工作的一点点疏忽，给天成公司就造成巨大被动，明明是天成公司的房产，却被办到南北公司名下，天成公司为追回自己的房产，打了多少官司，出了多少力，官司赢不了，关键就是你们把产权证办到南北公司。”

　　我继续说：“天成公司是国有公司，其资产是国有资产，如果不追回，领导是要承担渎职责任的，处长你说是吧？”

　　这句话是冲着监狱管理局的两位处长说的，我怕他们圆场时乱表态。那两位处长都说：“是的，是的，涉及国有资产谁都不能乱表态！”

　　龙书记适时慷慨激昂了一翻，一副马上就要去纪委的样子。房产局的两位干部脸色便红一阵，白一阵。

　　回来的路上，我对龙书记说：“下一个出场的也许就是南北公司了，你们公司要做好准备，一定不要局限于某一个问题，最好是有关南北大厦的所有问题能一次解决。”

　　龙书记将信将疑：“能一次解决就太好了!”

　　在协调会后四五天，南北公司便主动找天成公司协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和那个“流氓律师”谈。

　　流氓就流氓，不和我谈就不和我谈，只要天成公司的目的能实现就行。

　　这次协商很简单，天成公司提出一系列要求，南北公司基本都答应了，只有一点，南北公司要求天成公司承诺：此前因与南北公司房产纠纷，对南北公司相关单位的一切已起诉案件或已到法院立了案的，天成公司承诺立即撤回，并承诺此前的一切房产纠纷不再起诉、上诉、申诉、抗诉、申请再审和申请仲裁……

　　龙书记将这份协议给我看时，当着公司众多员工的面眉飞色舞地说：“南北公司确实被你这个'流氓律师'打怕了。

　　”这一说不得了，天成公司便都叫我“流氓律师”了。

　　天成公司的问题解决，房产局的问题随之解决——天成公司撤诉。

　　天成公司南北大厦的所有问题解决时，已经是2006年12月。从和龙书记第一次见面到举杯相庆，历时七年，大小十六战，虽然没有惊天地，泣鬼神，但百折艰难，一战接一战，是一名律师对公平正义的守候，成就了这场律师实战中的马拉松！

　　龙书记一定要请客，说是他私人请我，吃饭的却是我和他，还有中院的王法官。此时的王法官已经不是当年的王副庭长了，而是王庭长。王庭长已经知道这个案子的艰难险阻，所以见面就表示祝贺，说我打赢了一场几乎不可能赢的战争。我却将七年前的一个疑团抛出来：“您为什么会将我介绍给龙书记？”王庭长哈哈大笑说：“你代理南山公司和格利公司的官司做得太漂亮了，你在那个官司中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我当时很佩服，正好老龙要我推荐律师，我马上就想到了你，事实证明我的推荐是没错的吧？老龙。”

　　龙书记也哈哈大笑：“不错，不错！喻律师简直是为天成公司量身定制的律师！”

　　案子完了后，我还经常去天成公司，因为我还是天成公司的法律顾问，甚至，我成了天成公司全体职工的私人律师。之后，我又为天成公司及职工做了十多单业务。他们经常会笑嘻嘻地叫我流氓律师，我却一点都不气恼，还会很客气地和他们打招呼，因为我知道，他们称我流氓律师，绝对没有半点贬损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