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吾同律师事务所
披荆斩棘实现委托目的是律师价值所在

“阴”招维权

发表时间:2020-04-16 09:25



  这是一起城管打死人的事件,死者家属维权路何其漫漫!我一个律师,理当通过正道维权,无奈阻力重重;如果没有“三讲”,不用“阴招”,也许打了折的公平正义还不会到来。


  推不掉的业务


  王鑫,尸检报告显示他是个身高只有一米四六的男人,生前是市石棉制品厂的下岗职工,为生活所迫,在一个临时菜市场门口摆米粉摊。


  1999年9月10日,为迎国检,某区城管来阻止王鑫摆摊,产生争执,城管将其米粉摊打翻。王鑫找城管理论,引发斗殴,致重伤,送市三医院抢救,不治身亡。法医鉴定王鑫有二十五处外伤,死亡的原因是:全身多发性损伤诱发冠心病急性发作而猝死。由此引发了王鑫亲属与某区政府关于王鑫死亡赔偿的一场纠纷。


  王鑫的直系亲属只有他的女儿王芹,当年才十岁,读小学四年级。王鑫虽与妻子陈某已经离婚,王芹也判归王鑫抚养,但陈某还是王芹的法定监护人,所以,来处理王鑫后事的只能是陈某。


  王鑫去世几天后,陈某通过一个熟人找到我。


  “你刚和政府干了一架,被打得灰头土脸,难道还想重蹈覆辙?”律师事务所同事都不赞成我接。想想也是,我当时刚代理完一起破坏选举案,也是跟区政府干了一架,铩羽而归,尚有余悸。尽管对王鑫的死深表同情,也尽管破坏选举案对应的区政府与王鑫死亡案对应的区政府不是同一家,我还是婉拒了陈某要聘我当律师的请求。


  第二次见到陈某时,是次年元月。一脸无助的陈某坐在我办公桌对面,很小心地诉说这几个月和区政府协调的情况:协调了几个月,区政府只同意赔四万六千元。想找律师打官司,咨询了十多位,收费都在五千以上,有的甚至要价两万元,陈某根本就拿不出这些钱……


  看着一脸无助的陈某,我长叹一口气,接下了她的委托,代理费是律师事务所的起点收费——一千元。


  如此协调


  上午收了案,下午就要出席区政府组织的协调会。区政府主持协调会的是信访办李主任。


  因为我的突然出现,协调会没有涉及任何实质内容便草草收场。


  一个半小时后,我便接到了我当时供职的律师事务所张主任的电话,他让我立即赶到金帝大酒店。


  在金帝大酒店除了张主任外,还有下午才见面的李主任、区委李副书记和区政府一名主管副区长。


  我明白,今天这茶烫嘴,不好喝,最好是尽快脱身。一年前代理的破坏选举案,也是这个组合请我吃饭,还吃到了平生第一份鱼翅。最后没有按政府的意思办,关系搞得很僵。


  他们向我介绍王鑫死亡的一些情况,但和陈某介绍的有些出入。然后他们要求我配合政府将这件事处理好。为了表示诚意,他们主动将赔偿款增加一万一千元,好让我在陈某面前交差。


  依据法律规定,王鑫的死亡赔偿应当适用《国家赔偿法》。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王鑫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是当地上一年度人均收入的二十倍,市社保部门公布的1998年的人均收入是七千多元,所以,仅死亡赔偿金一项就有近十五万元,加上其他的赔偿,总赔偿金额在十七万元左右。区政府只同意赔偿四万六千元,显然是套用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因为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的标准算,王鑫的死亡赔偿正好是四万六千元。


  “可是正常的赔偿标准应当是按照《国家赔偿法》,赔偿金额应是十七万元左右。”我故作惊诧地指出。


  没有人给我解释王鑫的死亡赔偿为什么不适用《国家赔偿法》,而要去套用与之完全不搭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条例》。现场陷入一片死寂,气氛显得有些凝重。


  “喻律师啊,您这么辛苦做代理,代理费是多少啊?”打破沉闷的是李主任。


  “一千,扣除律师事务所管理费,到手的是五百元。”


  “什么?只有五百?你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李书记为我“愤愤不平”,并当即表示,“区政府不能亏待你,事成之后,我们会补偿你代理费一万元。”


  “我是陈女士请来的律师,不能拿对方当事人的代理费。”说这句话时我有意看着张主任,期望他能为我说上一两句话,但张主任似乎没有听见,无动于衷,只是喝茶,现场气氛便又有些沉重。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会处理好的,要区政府将这笔钱转到市司法局,通过司法局转到你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指定作你的报酬,且律师事务所连管理费都不收,这样你便没有任何顾虑了……”


  “这钱,我不能要。”我连连摇头。


  当年我已经执业五载,和法院打交道已经比较老练,而和政府打交道还显得青涩。李书记的话还没完,我便有人格被侮辱的感觉。所以我也顾不上礼仪,直接冷冰冰、硬生生地将李书记的“好意”顶了回去。


  这次见面,王鑫的死亡赔偿被增加到六万七千元。后来增加的一万元,李书记明显带情绪,似乎是给我天大的面子,也似乎是最后通牒。但我不领这份情,几乎不假思索就拒绝了。


  区政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我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虽然最后都还能握手道别,但都已经互存不满。


  之后几天,李主任不再找我,也不找王鑫家属,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只好主动去找他们。约李主任见面倒是很容易,但作用不是很大,六万七千元僵持了近一个月。


  4月中旬,我再次找李主任时,李主任“喜滋滋”地告诉我,领导看在我的面子上同意增加一万元,已经七万七千元了。在李主任看来,是我帮王鑫家属争取了三万一千元,我这个做律师的完全可以交差了,甚至王鑫家属还要感激我才行。


  遗憾的是李主任的喜悦并没有感染我,在我看来,王鑫的死亡赔偿就得是十七万元,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数,就是律师的失职,正义就没有得到维护。


  自然,李主任觉得我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他便给我上了一堂思想政治课。无奈,我“冥顽不化”。


  接下来就可想而知,李主任也不愿见我,用他的话说:你接受是这个数,不接受也是这个数。


  状告无门


  我当时天真地认为,区政府不理睬我没关系,大不了去法院打官司。5月份,我准备了《国家赔偿申请书》,要求区政府支付王鑫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及王芹生活费共计二十三万多元。


  到市中院立案,市中院要我找区法院。莫名其妙,法律明明规定,国家赔偿案件的受理法院是中级法院。我找到区法院,区法院也不同意立案,我又找到市中院,市中院又将我推到区法院……


  在两级法院奔波了四五次后,有好心人告诉我,该案上面有交代,法院不能受理。我感觉自己像个猴子,傻傻地被别人戏弄了一番。


  至此,王鑫的死亡赔偿被我弄成了僵局。当然,如果愿意,也可以退回去接受区政府的七万七千元。但我做不到。


  我能接受陈某的委托,陈某对我已经很是感激,从四万六千元谈到七万七千元,陈某对我已是无比信任,现在事情陷入僵局,我很无奈,甚至觉得对不起陈某,但陈某还好,没有半点怨恨,一如既往地相信我。她的理解倒更加让我羞愧。


  陈某是从农村嫁到城里来的,没有工作,经济状况很差,所以除了支付一千元的代理费外,无钱支付其他费用,所有工作费用都是我自己支付的,到我手里的五百元早已用完,我自己还倒贴了近两千元。


  案子陷入僵局,陈某着急,我比陈某更着急,甚至有些寝食难安。


  “阴招”维权


  做律师,有一点感受很深:机会有时只在一瞬间,能抓住,是机会;抓不住,再多的机会也白搭。


  2000年6月2日中午,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喝茶,大家聊的话题是正在进行中的“三讲”。“三讲”这个活动主要针对领导干部,市委正组织市管干部进行“三讲”,要求每个干部都要过关。明天就是某区干部过关的时间……


  我突然有了灵感,马上电话联系陈某,把我的想法和她讲了。取得她的同意后,我又打通李主任的电话,告诉他明天上午陈某和王芹会一人背一个“冤”字牌子跪在市政府门口,请求市政府领导为她们做主。


  这是一个阴招,一个很阴很阴的招,但有什么办法呢?正招已经用尽,不管用。其实政府根本就不怕正招,阴招也许更管用。


  李主任此时或许正咬牙切齿地骂我“流氓”。不管如何,今天下午他应该会主动找我,也许问题马上就能解决。


  这通电话后,不到一个小时,李主任果然主动打电话来了,意思很简单:“不超过十万元解决王鑫的问题,如可以,今天下午即可来区政府领钱。”


  我电话告知陈某,并要她考虑清楚,毕竟合法的权益没有得到全部维护。


  陈某认为可以。陈某有自己的想法,十万元钱,她拿七万元买一套房,然后用剩下的钱做点小生意,日子也能过得下去。


  我便要陈某来区政府拿钱,同时我告诉李主任,陈某同意该方案,不超过十万元,就九万九千八百元怎么样?李主任同意,我便要他准备办手续。


  我们赶到时,李主任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关于王鑫后事处理协议书”,甲方是某区城市管理办公室,乙方是王芹;甲方已经在“协议书”上盖了章,但签名却是“组织”两个字。“协议书”有两条让我发笑:第一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条例,其执法人员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但鉴于外来暴力(二十五处皮外伤)的诱因,执法人员应当负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第二条,“王鑫死亡事件,某区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尽全力处理,整个事件是依法,公正,及时的”。


  认定是否犯罪的权力在法院,凭什么在这样一个协议中来确认城管不犯罪?人都被打死了,还不构成犯罪,还有什么行为才是犯罪?真是笑话!一件严重损害公民生命健康权利的命案,拖了这么久得不到处理,本来要赔偿二十余万元,结果只赔了一半都不到,行凶打人者没有一个绳之以法,还不忘写上“依法,公正,及时”。


  无耻!无耻!相当无耻!


  我将协议内容逐条解释给陈某听,其实内心是希望陈某不要接受这个协议。我总认为这个协议是对法律的亵渎,是对公民权利的蔑视。


  但陈某只要九万九千八百元能到手,其他的已经不在乎了。既然当事人都表示同意,我这律师自然也就不必多言。最后陈某代表王芹签字,我和李主任作为见证人签名。


  在办手续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因王鑫死亡时区政府已经支付了五千多元丧葬费,李主任认为这五千多元应包含在这九万九千八百元中。


  我没有征求陈某的意思,坚决不同意。


  李主任几乎是用怒眼审视我。僵持了一会,李主任让步了。


  肩担道义


  一条生命被我们这样一群有心、无心、好心、歹心的人划上了句号。这条可怜的生命随着一叠金钱的转移,便再也不会有任何澜漪。这就是社会,这就是现实,我都不知道我是好心人还是帮凶。虽然这条生命在我接手时已经是一缕青烟,但我接手后,这缕青烟渐行渐远,最终消失殆尽,直至没有人记得起它曾经的存在。


  两天后,陈某给我送来了一块铜匾,让我哭笑不得,铜匾上有四个字:“肩担道义”。


  原来陈某不知怎么感谢我,便去请教别人,别人要她给我送个匾,写上“铁肩担道义”五个字,碰上做匾的也没有多少文化,做匾时,生生地把一个“铁”字给丢了。这样,一块“肩担道义”的铜匾便新鲜出炉了。


  想想也是对的,我本来就不是铁肩,要是铁肩,陈某就不会拿区区十万元。


  虽然所有知道这个案子的人都认为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但我对这个结果并不认同。我总认为,王芹的权利没有得到及时充分的保护。这个案子办完后近一年,我心情都不怎么好。多年以后,我还会想起从未谋面、背着丧父之痛的王芹,她长大了吗?她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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