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律师

　　侦查,不是公安的专利,也应是律师的一项基本技能。

　　这是我收到的最小的一笔代理费，但它却是最感人的一笔。

　　跪求委托

　　1997年5月的一天，我和欧阳法官到交警队办事，见到一名中年妇女正围着交通事故科长哭闹。科长显然已不胜其烦，见到我们俩，便指着欧阳法官说：“这事你跟我闹也没用，这位是法官，你找她吧。”

　　欧阳法官正忙着，便顺手朝我一指说：“这位是律师，你有什么事就咨询他吧。”

　　这名妇女便向我讲述了这么一件事：2月15日下午1时许她丈夫李泰仁骑电动单车在湘雅附一医院附近的芙蓉路被一辆农用车撞了，当时不省人事。肇事司机孙老七把他送到湘雅附一医院，医院急救了十几个小时才将其抢救过来。李泰仁是省建六公司的下岗职工，妻子也没有工作，两个儿子虽已成年，但都没有工作，家中还有病重的父母，经济上的困难可想而知。而孙老七在派人送来三万元钱后就音信全无。随着治疗的进行，三万元很快就花光了。李家人十多次找交警队要钱，都没有着落。在拖欠了医院七八千元治疗费用后，李泰仁被迫出了院，而被交警队扣押的肇事车辆最多只值三四千元。

　　李泰仁人虽出院，但治疗费用还是每天都要发生，所以他家人还在不停地找交警队。交警队还在为此事发愁，因为李泰仁拖欠医药费是交警队担保的，孙老七一去杳无音信，医院也正在找交警队要钱。但面对可怜兮兮的李家人，交警队也没办法，只好动员李泰仁家属去打官司。李泰仁老婆便去找了法院，法院告诉她可以打官司，要她交起诉状，交纳诉讼费……

　　“我一个家庭妇女，哪懂得这些啊？法院建议我找律师。我们家如今这状况，都快揭不开锅了，哪还有钱请律师打官司？”李泰仁老婆说着又哀嚎起来。

　　我觉得此案棘手，不想接，但在她的索要下，还是留了一张名片。

　　没想到第二天一上班，她就按着名片上的地址找到我们了律师事务所。

　　她将昨天陈述的情况再次陈述了一遍，我问了一些细节问题后，意识到这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业务，便决定不接。

　　1997年，没有要求机动车强制保险，一台破破烂烂的农用车肯定没买保险，这样的官司，即使打赢了，执行也是一天大的难题，何况当时我手里有二十来件业务，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我斟酌着语言，想把拒绝的理由说得充分些。但我还没开口，她竟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喻律师，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家。”

　　这时，我才仔细打量跪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五十岁左右，体态臃肿，花白头发散乱，脸上写满了沧桑与无助……

　　我鼻子酸酸的，她和我母亲年龄相仿，也是个有儿女的母亲，却用下跪的方式来求比她儿子大不了多少的我！我没有理由拒绝，同意接受她的委托。

　　当时律师事务所代理案件的最低收费是1000元每件，含200元交通费。此案我们约定只收800元，200元交通费就免了，而且是案件办完后再收。我能做的只有这些。

　　平淡的诉讼

　　准备起诉材料时，在李泰仁家中，我见到了他。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李泰仁非常烦躁地躺在一张破旧的竹椅上，颈部食道被切开，用纱布简单地遮盖着，赖以生存的流质竟是通过切开的食道灌流进去，他老婆拿几根棉签沾着紫药水在伤口来回擦拭，这就是消炎……

　　这样一个病人如果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你也许不会觉得残酷，仅仅是因为经济困难，而只能躺在家里，遭受着病痛的折磨，甚至是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当时我便感受到了社会的悲凉与不合理，感受到一个社会底层家庭的孤苦与无助！

　　从李泰仁家出来，我对自己说，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用何种方式，都要帮他讨回这个公道！

　　案件并不复杂，法律关系也相对简单。我跑了一次交警队，拿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到湘雅医院做了法医鉴定，确定了李泰仁的伤残等级和后续治疗费用，其他的材料，李家都准备好了。

　　李家实在太困难了，要他交两千多元的诉讼费都非常困难，我主动找省建六公司为他开了一张特困证明。拿了证明，又到法院找主管领导批示，立案时诉讼费得以减半收取。

　　案件审理进行得蛮顺利，孙老七没有出庭，委派了一名律师出庭。庭上律师也没有太多的纠缠，完全是走了一个程序。承办法官对弱势的李泰仁一方也给予了足够的同情，基本上能支持的都支持了。特别是从立案到判决书下达，只用了一个多月，尽最大努力尽快结案，为执行赢得时间。

　　李家人对判决结果很满意，自然对我又说了一通感激的话。李家人在传阅判决书时，一个个脸上都挂着希望，好像手里的几张纸立马就可以变成一叠厚厚的钞票。

　　被告孙老七没有上诉，但也没有履行法院判决，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案子便进入了强制执行阶段。

　　初探孙家

　　案件一进入执行，我就找不到北了。被执行人孙老七犹如人间蒸发，不但找不到人，甚至连一点音信都没有。从见到李泰仁老婆的第一天起，我便知道有孙老七这个人。但两个多月后，我对孙老七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李家人的描述：个子不高，单单瘦瘦的男青年。庭审时，我知道他二十五岁，家住益阳南县农村。

　　执行的承办法官李法官同样也为这个案件很伤神，别说执行，连执行通知都送不出。

　　8月，我按照孙老七身份证上的地址找到了孙老七位于在农村的家。孙家是一栋四间屋的土砖房，我去时，房子锁了门。我围着房子转了一圈，从窗户看了看房间里面，便有了两个判断：一是孙老七确实很穷；二是这房子确实有一段时间没住人。周围的村民说，孙老七出去打工好几个月了。再问孙老七的其他情况，村民便闪烁其词，很明显孙家已有防备。

　　当年我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第一次去孙家，我对长沙到孙家的距离没有多少概念。下午一点钟从长沙出发，骑了四个多小时才到，在孙老七家附近呆了一个多小时，往回走时已经是七点钟。没走多远，天就黑了。乡里的路，纵横交错，又没有指示牌，所以走着走着便迷了路，也不知走了多少路，问了多少人，回到长沙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三点多了，我还没吃晚餐，饥肠辘辘，疲惫不堪。

　　第二天，我把我去孙家的情况向李法官作了汇报，李法官有些悲观，连连搓手：“这样的案子怎么执行？这样的案子怎么执行？”

　　我非常理解李法官，这个案子怎么执行呢？被执行人孙老七的房屋一来不值几个钱，二来农村房子因为土地属集体所有根本就处置不了，可以说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基本没有。当然，依据法律规定，执行不到他的财产，可以将其拘留，可是连人都找不到，又怎么去拘留他呢？毕竟法院不像公安，可以满世界去找人。何况法院的拘留只有十五天，有些被执行人被抓了，任法院拘留，还是一分钱都不还，十五天后便扬长而去。

　　李泰仁的老婆和两个儿子经常来找我，他们对我都很客气，每次都会说上一大通感激的话，然后很小心地问案件执行的情况。

　　有多少次我都想将我了解的情况和对案件的分析告诉他们，但每次面对那张卑恭的脸和满怀希望的眼神，只能违心地告诉他们：“正在抓紧执行，应当没问题。”

　　安慰天使当一段时间还可以，久了就不行。执行案件是7月份立案的，8月份没执行回钱，9月份也没执行回钱，10月份还是没有执行回钱。

　　李泰仁家人找我的频率越来越高，基本上三天两头就来找一次，连律师事务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被李家人找烦了。

　　李家人脸色越来越难看，有一回，李泰仁小儿子发飙了：“喻律师，我们是相信你才请你，案子搞了这么久，一分钱都没搞回来，我们交的那一千块钱诉讼费都是借了人家的。”李泰仁老婆便马上呵斥她儿子。但我一看，便知道这是双簧。

　　脸色难看的不只是李家人，我知道自己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那段时间，我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原想做件好事，积点德，不想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

　　我和经验丰富的律师商量探讨这个案子，结论是能执行的希望渺茫，并劝我赶快放手，脱身走人。

　　是啊！我背包袱干嘛？我和李家的委托代理合同写得很清楚，我只代理诉讼阶段，并没代理执行，我已经帮他把诉讼做完了，而且我非但没拿李家一分钱，反而为其垫付了不下两千元，执行不到位又不是我的错……

　　我选了一个星期天，将李家人叫到办公室来，故意冷冷地告诉他们我去孙老七家中看到的一切，也把其他律师的分析意见对他们说了，同时告诉他们法律不是万能的，执行难是全国现象……

　　看着李泰仁老婆越来越绝望的眼神，我担心我的话讲完后，她可能会崩溃。我最终将准备的最核心的一句话咽了回去，说出来的却变成：“你不要太着急，我还会给你想办法。”

　　我和李法官又沟通多次。李法官倒是态度很好，但也没办。这我非常理解，能有什么办法呢？李法官也很气愤：“只要找到孙老七，一定要拘留他。”

　　其实我明白，到此时，这执行案怎么看都已经是死局。拘留孙老七的希望太渺茫，即便拘留孙老七，将几万元案款执行到位的希望同样渺茫。

　　“但渺茫并不等于完全没有可能，也许运气好，会有转机。”我一脸苦笑安慰自己。

　　再探孙家

　　我知道，案件执行到位的关键是找到孙老七，而找到孙老七的关键是知道他现在在哪？在干什么？要了解这些情况，只有再去孙老七家。坐在办公室，一万年也不可能执行到位。

　　去孙老七家，正常的做法是和法官一起去，如果孙老七不在家，对李家也是一个交代；如果孙老七在家，法官可以将其带回法院拘留。

　　但我知道，这是理想状态，甚至是一种很外行的想法：一来孙老七在家的可能性很小；二来即使孙老七在家，能找到他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法官和我一样，没见过孙老七，就是孙老七站在法官面前，他说自己不是孙老七，法官也拿他没办法——法官没有权力查他的身份证；三来即使在孙老七家找到了孙老七，法官还是带不走他，因为法院异地抓人手续复杂得很。相反，不管孙老七在不在家，只要法官去了，势必会打草惊蛇，再要找到他，就难上加难了；更何况，法官去的费用还要我承担呢！

　　我决定再探孙老七家，而且还和上次一样，隐名私探。

　　第二次去孙老七家已经是立冬过后。早晨七点我从长沙出发时，凉风透骨，骑摩托车很冷。

　　上次去孙家，周围村民躲闪的眼神告诉我，要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孙老七的情况，可能很困难。这次，我不准备找他们了。

　　在离孙家还有三四十公里时，我就把摩托车的牌照卸下，放在尾箱中。

　　在离孙家还有一公里左右的小商店内，我买了些糕点，要了一小瓶白酒，不紧不慢地小饮起来。当时是十二点左右，我一看就像个过路客在吃午餐。

　　1997年，铃木太子摩托车绝对抢人眼球。没多久，摩托车旁就围了三四个男青年，评头品足，羡慕不已。

　　我故作矜持，专心享用我的午餐。不一会儿，围着摩托车的几个人便围到了我身边，于是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青年：“您这车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吧？”

　　我：“嗯。”

　　青年：“这车新的要2万多吧？”

　　我：“嗯。”

　　青年：“这车是从长沙来的吧？”

　　我：“嗯。”

　　“是这样来的吧？”青年两手在空中做了一个“剪”的手势。

　　“你还蛮懂套路呀！”我故作惊讶。

　　1997年前后，农村很少有买新摩托车的，基本是二手车，而这些二手车又基本上是从城市偷来的。当时，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我这没有拍照的摩托车自然便成了他们眼中的“二手车”。

　　青年听我称赞他，便得意地“嘿嘿嘿”笑了。

　　青年显然是受到了我的鼓励，大着胆子问：“你这车卖吗？”

　　我装着很紧张的样子，看了他一眼，但不说话。

　　我“适时”地吃完了我的午餐，故作随和地对那青年说：“这车好呀！我带你去遛一圈。”

　　青年显然求之不得，马上屁颠屁颠地坐到摩托车的后座。

　　“你想要台车啊？”

　　青年赶紧说：“是的，是的。”

　　“你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问买车的事呢？”

　　青年便“呐呐”了几声，显然是不好意思。

　　“这台车别人已经要了，你需要一台什么价位的车？我搞到了和你联系。”

　　“好，好，帮我搞台八百块左右的。”

　　“这个容易，贵的不好搞，太便宜的不想搞，就这个价位最合适。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你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们这里是南县青石塘乡花林村。”

　　我马上接过话说：“咦，青石塘乡花林村，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孙老七？”

　　“是的，是的，你认识他啊？”

　　“原来还见过几次面，现在大半年没音信了。”

　　青年便马上接过话说：“这个家伙呢也是背，今年刚过完年就在长沙撞了一个老头子，撞得蛮惨，要赔十几万块钱。当时他们家还想负责任，把被撞的送到医院，送了几万块钱，但现在医院太黑了，几万块钱进去，几天就没有了。孙家人一看，情况不对，这样搞下去，岂不成了无底洞，于是就赖皮，干脆不理不睬，一走了之。听说被撞的一方还打了官司，那又有什么用？人都找不到！”

　　我装作恍然大悟：“难怪！我说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呢。”我接着说：“找不到人，可以找到他家呀！”

　　“找到他家有什么用？孙老七又没结婚，家里只有几间土砖房子，只要人一跑，拿他有什么办法？”

　　我故作漫不经心地问：“孙老七家情况怎么样？”

　　青年谈兴很浓，便口无遮拦了：“孙老七在家里是老么，有三个姐姐，都已经出嫁，有一个在广东做事，有一个在长沙做鸡鸭生意，还有一个在我们这里收些鸡鸭，孙老七就负责将收的鸡鸭送到长沙。孙老七母亲去世了，父亲去年才做的六十岁。他父亲也很少在家里，一般都在他姐姐店里帮忙杀鸡。撞人后，孙老七就跑去广东那个姐姐那里做事。可能是撞人的事已经摆平了，前些天又回来了，又在帮他姐姐运送鸡鸭……”

　　青年滔滔不绝了好久，完了，青年说：“孙老七现在应当在家睡觉，他家就在前面，去他家吗？”

　　“大白天的，睡什么觉？”

　　“他都是白天睡觉，晚上开车。”

　　我强忍着激动，不紧不慢地说：“到他家去看看可是可以啊，但你要买车的事，最好还是晓得的人越少越好，你最好不要和孙老七提我来过这里，这样你安全，我也安全。”

　　“是的！是的！大哥，还是你考虑得周到，我绝不会和他提的。”青年忙不迭地答应。

　　“倒是真想见见孙老七的，但要见也只能在长沙见，你知道他姐姐在长沙什么地方做生意吗？”

　　青年给了我一个失望的回答。

　　分手时，青年问我贵姓，怎么联系我，我反问他：“道上的规矩你难道不懂吗？”青年便唯唯诺诺不做声了。

　　这次来南县，收获挺大：我知道了孙老七还是经常来长沙，而且知道，孙家做鸡鸭生意已经好些年，履行法院判决应当没问题，还知道孙老七是家里的老么，三个姐姐都很疼他……这些都是积极的信息，我有了一种感觉，李泰仁这个案子应当能执行到位。

　　也许是乐极生悲，在返回长沙时，先是摩托车胎被扎，农村很少有修理店，为找一家修理店，我居然推车走了三个多小时。后来在319国道，迎面来的车灯太亮，刺得我睁不开眼晴，摩托车开到路边的沟里去了，幸亏沟不深，也没撞到路边的树，人没受伤，摩托车也没事。但为了把摩托车推上来却费了老大的劲。我一个人，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法弄上来，最后，还是出了十块钱，请来当地一农民，挖了一个小斜坡弄上来的。

　　那农民说：“你也是命大，如果再往前五六米，你就完蛋了。”我一看，惊出了一身冷汗：前面是个五米左右的深沟，要跌在那里面，比李泰仁还惨，不死也重伤。

　　回家时，我在想，要是公安干警执行任务碰到这种情况，肯定会被评为烈士，律师能不能评呢？可能工伤工亡都算不上。全国好像还没有律师被评为烈士的。想想也后怕，舍死忘命地工作，可能连个名份都没有。

　　到家时，又是凌晨三点。第二天居然腰酸背疼起不了床！

　　我并没有将二探孙家了解的情况告诉法官，也没有告诉李泰仁家属。因为知道孙老七经常来长沙送鸡鸭，并不等于已经找到了孙老七。长沙这么大，要找到他具体的位置确实很困难，即使找到了具体的位置，要确定什么时间送货也是个问题。所以这个情况，和法官及李家讲了也是白讲。相反，一旦信息泄露，孙老七一警觉，我又会前功尽弃。

　　这个案件中，孙老七跑得这样干脆、彻底，我相信是得到了明白人的指点。那个明白人，很有可能就是该案审理时的律师（同为律师，我完全能理解她，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法院是律师的主要工作场所，哪个律又没有几个法官朋友，说不定，在李法官的周围就有那名律师的朋友，李法官这里的信息就会有意无意地传到那名律师耳中。这个案子，抓孙老七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能不能抓到他也不一定，但要抓他是一定的。如果要抓他，机会很可能只有一次，所以一定要珍惜这难得的一次机会。

　　李家人还是三天两头来找我，脸色越来越难看，甚至有些出言不逊。但我淡然了很多，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将这些恶言冷语收回去的。我始终没和他们说我再探孙老七家的事。

　　横坐标，纵坐标

　　我看上去很平静，其实内心在苦苦思索：孙老七的姐姐到底在什么地方？只有找到孙老七姐姐，才有可能找到孙老七。

　　这方面的信息实在没有。孙老七没见过面，总算还见过他一张不太清楚的身份证复印件。孙老七的姐姐不但没见过面，连年龄、长相都一点不清楚。这样一个人，就是站在你面前，你也不认识，何况还要在满世界去找。

　　她既然是做鸡鸭生意，自然在菜市场。1997年的长沙，虽然只有现在的一半大，但菜市场少说也有三百个。一个个去排查，自然能解决问题，但我不是能调动几十上百号公安干警的领导，我只是个小律师，除了自己，调不动别人。排查，对于我太过奢侈，不现实。我本钱小，不能端着机关枪扫射，只能瞄准射击，当优秀的狙击手。

　　案情虽然早已烂熟于心，但我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梳理，希冀从中找出孙老七姐姐的生意场所，但始终没有发现端倪。我想，光看案卷肯定是不行的。一天，我叫上李泰仁的儿子，要他指认李泰仁出事的具体位置。

　　李泰仁儿子所指的位置正好在芙蓉路与湘雅路交叉点上。我问他出事时车子是怎么摆放的。李泰仁儿子边说边比划：车子是斜停的，车头靠非机动车道，车身在马路……

　　1997年的芙蓉北路没有现在这么宽，也没有现在这么规整，双向车道、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都没有栏杆隔离。我便有了一个判断：当时，孙老七从湘雅路开车左转弯上芙蓉路经伍家岭大桥回南县老家，由于车况或技术不是太好，在左转弯时没有及时转过来，所以车头撞到了在非机动车道上的李泰仁。如此说，孙老七的姐姐很有可能就在湘雅路两旁做生意。

　　湘雅路——横坐标！

　　湘雅路是条东西向的马路，好在它不长，只有一公里多。于是我又沿着湘雅路走了两个来回。湘雅路两旁车辆进出方便的菜市场只有湘雅路南边的二马路菜市场。于是，我把目标锁定在二马路农贸市场。

　　二马路——纵坐标！

　　我在市场转了一圈，发现有四个做鸡鸭生意的。

　　我没有贸然行动，将被我弄得莫名其妙的李泰仁儿子打发走之后，叫来一个朋友，要他去市场四个鸡鸭摊位询价，如果是益阳人开的店子，就在那里买一只鸭，利用鸭的屠宰脱毛时间和店家沟通。

　　朋友半个小时后提回一只屠宰干净的鸭子，告诉我市场里确实有一家益阳人开的鸡鸭店，称秤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屠宰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都是一口益阳话，旁边摊位的人叫老头“孙嗲”

　　我长长地吁了口气，缓缓地吐出几个字：横坐标，纵坐标。

　　朋友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那晚，我请朋友吃晚餐，喝了些酒。朋友不下五次问我找益阳人干什么，为什么我自己不去找，我始终没说。朋友有些生气，我只好反复强调：不是干坏事，过一段时间再告诉你，事情办成了，再请你喝酒。

　　三个问题

　　孙老七姐姐的具体位置确定虽然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但并不等于就一定能找到孙老七。我连续在孙老七姐姐店子周围守了四个晚上。孙老七只来送了一次鸡鸭，凌晨一点左右到达，卸了货三点左右离开。

　　新问题又来了。第一个问题：你又怎么晓得孙老七哪天送货呢?要四五个法官在这零度左右的夜晚守个通宵，抓到了人还好，抓不到人，下次就很难请动。

　　第二个问题：法官凭什么听你的？你一个小律师一声召唤，四五个法官就要在非工作时间，在寒冷中待命一个晚上？

　　第三个问题：抓到了孙老七，孙家不拿钱怎么办？

　　我把这三个问题写在纸上，反复琢磨。刚开始几天，头都想痛了，还是觉得三个问题都没有办法。

　　我又一次来到二马路，站在孙家鸡鸭店不远的地方观察。我不怕孙家人发现我，这几次来，我都是和同事换摩托车来的，带着全盔，没人看得清我的脸。

　　一到孙家店子门口，我不禁乐了。要知道孙老七来不来送鸡鸭，只要看看孙家店子鸡鸭笼里关的鸡鸭就知道啦，如果只剩几只，当天晚上孙老七肯定要送货。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直骂自己傻，白白愁苦了这么多天！

　　第二个问题，要法官在寒冷的冬夜去守一晚的点，这个要求确实有点过分，不好提出，可我还是想去试一试。在找李法官前，我要李家人去找李法官几次，让他也有点压力。李法官是个比我还小的小青年，在这个案子前，我们并不认识，在这个案子中，李法官给了我很好的印象。所以我准备斗胆去和他提这个看似过分的请求。

　　再探孙家及在二马路找到孙家店的事我都没有告诉李法官，所以找李法官时，我只是问他，如果要晚上去抓孙老七，可不可以？李法官居然非常爽快地答应。看来小李法官的责任心蛮强。

　　剩下的第三个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抓孙老七，拘留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钱。如果孙家硬是赖皮，随你去抓，随你去关，就是不给钱怎么办，蹲十五天监牢，能赖几万元账，也还划算，反正关几天，孙家人不说，外人也不一定知道，也不存在没面子的顾虑。而且这一次放了，下一次再抓就太难了。

　　但有什么办法呢？能有什么办法呢？换了我，也会选择去坐十几天监牢，毕竟当时几万元可以在农村建一栋楼。

　　农历十二月初十左右，有人问我：“是在长沙过年还是回乡里过年？”我说：“自然只能回乡里过年了，家里老人都在。”那人说：“那是，那是，乡里是最注重过年的，你看那些农民工，不管多远都要回家过年……”

　　我突然灵光一现，第三个问题解决了。

　　是啊！乡里是最注重过年的，要是孙老七在监牢里过年，孙老头和孙家三姐妹的面子往哪搁？要是平时，孙老七在监牢里呆十五天，撒个谎就过去了，但过年，你老孙家唯一传宗接代的孙老七去哪儿了？这个谎可不好圆啊！

　　离过年不足二十天了，我将“收网”行动推迟十天。

　　我有些得意，觉得自己好阴险，但一想到食道开着口子的李泰仁，一脸无助、可怜兮兮的李家人，还有推着破了胎的摩托车艰难走了三个多小时的自己……我便坦然了很多。

　　决战小年夜

　　我将这次行动定名为“猛虎洗脸”，意思是猛虎出击，势不可挡。

　　“猛虎”是在小年夜“洗脸”的。欢乐祥和的小年夜，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团圆的气氛中。晚上十二点，六个年轻人悄悄地走进了离孙家鸡鸭店不远的一家夜宵店，还有一个年轻人在二马路菜市场入口处的路边摊有滋有味地喝着小酒。

　　不用说，六个年轻人是李法官带领的法官和法警，而路边摊的年轻人就是我。我们已经约好，法官去夜宵店隐藏好，我守在入口处当哨兵。

　　还不到一点钟，孙老七就来了。显然孙老七没有任何警觉，径直走到门店前喊开了店门，里面便出来两个人抬鸡鸭笼子。才抬一个笼子，他们便发现不对劲，在他们旁边围了六七名汉子……

　　在孙家人还处于惊愕状态时，孙老七已经被带到法院车上，同时带走的还有店里的保险柜。

　　人带走了，保险柜抬走了，留下的只有李法官硬邦邦的一句话：“明天上午你们不把案款送到法院来，孙老七就在监牢里过年。”

　　上午十点不到，李泰仁老婆就接到我的电话：“你现在就来法院领钱，记得将你的两个崽一起带上，安全些。”

　　要说简单又太简单，九点多钟，孙家就将案款连本带息一起交到了法院。和孙家人来的，还有审理时代理孙老七出庭的那名律师，她对我们能抓获孙老七大为疑惑。

　　李泰仁老婆从李法官办公室拿了一大包钱出来，一脸喜悦，身后跟着她两个儿子，也一脸喜悦，见到我，马上拿出一叠钱给我，连声说谢谢！她那几次对我出言不逊的小儿子一脸不好意思，忙不迭地给我道歉。

　　这个案子，我早就不想代理费的事了，只想早点结束，自己少垫点钱就行。虽然我们有合同，李家要给我八百元代理费，虽然我为该案垫付的费用有近三千元，但我不忍心从李家拿走一分钱，我知道，遭此劫难的李家太需要钱了。

　　李泰仁老婆拿钱给我，我很真诚地告诉她，我不要钱，做义务，钱留给老李治病。

　　推来推去，推了好多个来回，我还是决意不收这笔钱。突然，李泰仁老婆当着她两个儿子的面，在法院走廊上又跪在我面前，几乎是哭着要我收下那笔钱。

　　她两个儿子此时也一个劲地说：“喻律师，收下吧，你帮了我家的大忙，这点钱都不收下，我们心里也不好受……”

　　我的眼睛也有些沙沙的感觉，多少不被理解的委屈，两次去南县的艰辛，多少寒夜漫漫的难熬，顷刻间荡然无存。我理解李家人的艰难，甚至觉得，李家人对我还算大度。去孙家的艰辛，漫漫寒夜的守点，本来就是律师的工作。

　　我扶起李泰仁老婆，很郑重地收下那叠钱。这是信任，是肯定！我在这个案件中的所有付出都得到了回报。甚至后来遇到困难时，我还会想起这笔代理费，它给我直面困难的勇气，给我做人的方向。

　　后来，我收过无数笔代理费，每一笔都比这笔多，但再没有这种感觉。

　　李家人走了。我从法院出来，又想起病中的李泰仁，于是在超市买了些米和油，要去看看李泰仁。李家刚才给我一千元，买米买油去了四百多元，米和油装了整整一摩托车。

　　我赶到陡岭李家时，李家门口已经围了一些人。李家住的是单位房，左邻右舍都是同事朋友，追了这么久的救命钱终于追回了，自然是喜事，所以大家都来祝贺。

　　李泰仁还是只能躺着，见到我来，露出了笑容，“哎哎哎”了好多声。李家人说，这是他受伤以来的第一个笑容，他“哎哎哎”的声音是在感谢我！

　　腊月二十八，李家人跑到律师事务所去送感谢信，可惜律师事务所已经放假了，李家人就将感谢信贴在律师事务所大门旁的墙上，放了一挂鞭炮。

　　这些是律师事务所的邻居在年后告诉我的。

　　不是尾声

　　2010年，李泰仁案结案十二年后，我和我所里的李律师讨论案子，知道他的一个案件承办法官是当年的小李法官，如今的李庭长，我便要李律师代我向李庭长问好。

　　没几天，李律师挺高兴地告诉我：提到你时，李庭长好高兴，主动说你是个很好的律师，当年办了一个很小的案子，肯定也没赚到钱，但骑摩托车去南县都去了好多次。冬天晚上冷得要死，只穿两件衣，骑摩托车在外面守点，看着都感动！有时间还想和你见见面，坐一坐……

　　同时李律师挺纳闷：法官这样来评价一名律师，已经很不正常，何况他和我共事已经好几年了，从来没有听我提到过李庭长这个人，更别说交往了，为什么李庭长一提到我会那么高兴，像是一个很想见面的老朋友一样？

　　我对李律师说：“李庭长是个好法官，小年夜为一个最弱势的当事人去守点抓人，最后将当事人的救命钱追回，没吃当事人一餐饭，没抽当事人一支烟，好法官呀！好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