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费是三栋别墅

　　这是一个执行“烂”公司的经典案例；

　　这是一名律师从配角到主角的过程。

　　缪主任的烦恼

　　1998年7月份，市政管理处缪主任非常烦。市政管理处1992年支出的一笔七十八万元的征地款，最近又被“婆婆”——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简称城管委)提及，而且城管委的态度非常明确：该款系财政拨款，市政管理处必须迅速追回。

　　缪主任已经是五十好几的人了，离任就是这一两年的事，如果这笔钱收不回，离任审计肯定通不过。如果因为这样一个事弄得自己晚节不保，那很不值。但要收回这笔钱，又谈何容易！

　　这笔七十八万元的征地款还得从1992年说起：1992年市政管理处想在马王堆乡渔场村征一块土地建办公楼，因为政策有规定，用地单位不能直接征地，只能委托城建开发公司统一征收。所以市政管理处便与北区城建开发公司(简称北开公司)签订了一份代征土地的协议书，委托北开公司征用渔场村的九亩多土地。市政管理处先期付给北开公司三十八万元，后来渔场村要求市政管理处支付四十万元征地押金。市政管理处在征得北开公司同意后，又向渔场村支付了四十万元。

　　前期征地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市国土局的调查红线图已经划出，正常情况下，土地征到市政管理处名下不成问题。但后来情况突变，土地被其他单位征用搞了开发。为什么会出现“一女二嫁”？我也不甚了解，只知道当年市国土局左局长流亡美国，“红线女”（划红线图的）肖令等工作人员被判刑，在他们的犯罪事实中有“一女二嫁”的问题。

　　征地失败，市政管理处自然要求北开公司和渔场村退回这笔钱。可是北开公司认为他们没有责任，钱已经作为前期费用开销殆尽。渔场村则告知：四十万元已经给了村民作为鱼塘补偿，等等。反正就是不退钱。

　　市政管理处请领导协调了多次，均无果。时间一久，便没有人来关注这个事了。从1995年到1998年，该问题被搁置。现在城管委突然又重提此事，缪主任很着急。

　　“钱要不回来就去打官司呗！”缪主任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找了几个律师咨询。不咨询还好，一咨询，缪主任就更烦了。律师认为：北开公司确实没错，错在国土局，所以找北开公司要钱没有道理，而且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绿坛名腿

　　1998年是我从事律师职业的第三年，当时我还是律坛的一无名小辈，能够坐在缪主任办公室，听缪主任讲述他的烦恼，完全得益于一位姓陈的律师前辈。

　　陈律师早我出道好些年，算是律坛名腿，所以被缪主任请来咨询。陈律师来时顺便带上我。我算是他的小跟班。

　　陈律师和缪主任侃侃而谈，我就在一旁边听边看材料。陈律师也说到诉讼时效的问题，认为市政管理处在1995年到1998年期间没有找北开公司催要，诉讼时效已经丧失。

　　当时我便觉得陈律师的这个观点可能有错。诉讼时效只针对债权，这是个合同纠纷，双方又没有结算，没有形成债权债务，应当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但我只是一名小跟班，没有发表意见。

　　陈律师给缪主任出了些主意，其中一条就是补时效。

　　“时效该怎么补？”缪主任已然焦头烂额了。

　　“补时效很简单，请领导出面召集渔场村负责人开会，然后形成会议记录，这样解决四十万元的时效问题；至于三十八万元的时效问题，你们自己找北开公司领导协商，形成会议记录。”陈律师建议。

　　“放心吧，这个事能解决好。”临走时，陈律师不忘宽慰缪主任。缪主任情绪便好多了。

　　发现问题，还要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高明的律师。多年以后，我还能记起陈律师说案子有难度时，缪主任紧张的神情，而当陈律师说有解决办法时，缪主任又神情舒缓。所以我后来做律师一直秉承一个原则：在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前，一般不会答复当事人。我深知，律师的一言一行都牵动着当事人的神经。

　　案子很快接了下来，是以陈律师和我的名义接的。陈律师是老师，他指导，我实施。我的领悟力和执行能力应当还可以，陈律师只和我谈了他的思路，我便执行得有板有眼，陈律师开始还会经常关注过问，后来，他就放心让我去做。

　　“秀”补时效

　　两次协调会我都参加了，身份是市政管理处工作人员。两次协调会都主要是按我的设计完成的，如：提哪些问题，对方提出的问题怎么解答，哪些话可以讲，怎么讲，等等。

　　和渔场村的协调会无惊无险，因为区委李副书记参加了会议。李副书记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渔场村书记李京刚虽然犹豫，但还是签了。

　　和北开公司的协调有些难度，缪主任亲自会晤北开公司总经理郭雄。郭雄对市政管理处的到来显然做了准备，他还叫了一位基建老板来参加协调会。郭雄已经表明了不还款的态度。

　　这个基建老板参与了所征土地的一些建设，北开公司并没有将他应得的工程款付给他，原因是市政管理处支付的三十八万元不够。这个基建老板还有些故事，五十来岁，一头白发，无一根青丝，走路不稳，是他女儿将他扶到会场来的，一看就知道是中风后遗症，而他的一头白发和中风，完全拜开发商所赐。开发商跑了，他的三百万元工程款打了水漂，他便先是一夜急白了头，接着就是中风。他女儿强调：“他的头发真的是一夜急白的，前天晚上还是一头青丝，第二天一起来，头发便全白了。”

　　郭雄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反正不入正题。谈到三十八万元征地款时，他便忙不迭地诉苦——这个征地项目我做亏了，又不好问市政管理处再要钱，只好认亏。

　　缪主任就是低调再低调，一再说这是城管委所逼，他的目的不是要钱，只是交差，他也是没有办法。

　　架不住缪主任的左磨右磨，郭雄最终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名。

　　我认为，没有上述两个会议记录，官司也可照打不误。但这场秀下来，市政管理处对陈律师和我的能力毫不怀疑了。

　　当小学生

　　接下来就是起诉。审理法院是北区法院，北开公司是被告，渔场村是第三人。北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是律师戴志坚。

　　一审交锋很是激烈，庭审各方的分歧很大。北开公司认为自己没错，不应承担责任。市政管理处认为反正地没征到，钱必须要退，而且北开公司还必须对渔场村的四十万承担连带责任。渔场村李京刚倒好，好像置身事外，甚至有点坐山观虎斗的味道。不是他不明白自己到底需不需要承担责任，而是有一种“流氓”心理——反正村上没钱，随你怎么样！

　　一审判决拖了很久，案情确实也不简单，从3月份立案，到9月份判决，把六个月的审限全部用完了。但判决的结果令市政管理处十分满意：北开公司要归还市政管理处三十八万元，渔场村应归还市政管理处四十万元，北开公司对渔场村的四十万元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开庭及后来和法院协调沟通主要是陈律师完成的，我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当了一回小学生。

　　暗度陈仓

　　北开公司上诉在意料之中，要他们承担七十八万元的还款责任，他们肯定觉得很冤。因此市政管理处在拿到一审判决书时，便要我做好二审准备，他们估计二审才是一场真正的恶战。

　　移送案件过程中是艰难的等待，这个艰难不只是两三个月的时间，还有等待过程中的种种传闻，如北开公司找了某某领导啦（郭雄的老婆是副区长，找领导自然方便），戴志坚和中院领导关系很好啦……反正没有对市政管理处有利的消息。

　　我听到这些不利消息时，并没有太多的惊慌恐惧，更多的是在思考对策。陈律师虽然还是一起代理该案，但他早就不管案子了，所以二审拿对策就是我一个人的事。

　　我当时分析了双方的情况：北开公司二审找领导出面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这样，市政管理处也必定会找领导出面，这样一来，双方势必会斗得天昏地暗、鱼死网破。如果北开公司和市政管理处找的关系旗鼓相当，案件就会拖下去。拖得越久，诉讼结果越不确定，诉讼成本也越高。虽然该案的办案费用由市政管理处承担，但为委托人节约办案费用，也应当是代理人（律师）的职责。

　　就代理人层面而言，如果真如市政管理处所说，戴志坚有庞大的关系网，在那么我肯定比不上他。我斗不赢戴志坚，市政管理处输官司的可能性就大。

　　我一直认为律师帮委托人打官司不能只追求热闹，更应当注重实效。戏台上的刀来剑往、拳打脚踢是表演，不是功夫。律师与律师的比拼很残酷，只能真刀真枪，容不得花拳绣腿，因为胜利的只有一方。鉴于我和对手的实力悬殊，要赢得这场诉讼，最好是一招制敌，不可恋战，特别是不能打持久战。

　　市中院是市级单位，北开公司、市政管理处的眼光都盯在市级领导层面，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的领导都是他们可能要找的对象，找这些领导，不需要我插手，我也插不上手，只能看着他们“摩拳擦掌”。

　　大战将开，阴云密布，我作为一方主将，并没有“磨刀霍霍”，那些天我又在“悠闲”地看《三国演义》。这本书我已经看了十多遍。我认为做律师，首先要读的就是《三国演义》，它于律师的作用，胜过任何一部法典。《三国演义》里有太多的智慧，基本上可以解决律师工作中碰到的所有困难。

　　看到第九十八回“追汉军王双受诛，袭陈仓武侯取胜”时，我便有了启发。这一回有个有名的计谋，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动暗也动，以暗动为主是“陈仓”之计的精髓。此计可用。

　　《三国演义》中“栈道”是诸葛亮在修，“陈仓”也是诸葛亮在度。我用此计，“栈道”由市政管理处修，“陈仓”由我来悄悄度。互不通气、互不干扰，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精准一击

　　我准备暗度陈仓，是因为我发现无论是北开公司还是市政管理处，都着眼在领导，他们都忽视了一个小细节：案子是法官在办，并不是院长在办。

　　我拿着案子的材料，找到中院的一个法官，问他一审法院判决是否恰当。法官认真看了材料，认为一审判决没有问题。于是我便请他关注这个案子，案卷到中院时尽量主动承办，并尽快结案。该法官答应。

　　12月6号，案卷到达中院立案庭，7日案卷便到了那个法官手中，8日法官阅了一天卷，9日法官找北开公司和市政管理处谈了一次话（那时并不要求二审案子一定要开庭，也就无需举证、答辩的时间），10日法官就把结案报告和判决书都写了出来。11日、12日是双休日，13日上午，我就拿到了判决书。

　　判决的结果是八个字：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下午四时，法官电话告诉我，院长电话找他，要求这个案子要向他汇报。但当知道判决书已经发出时，院长也只好作罢。

　　好险，时差只有几个小时。

　　在北开公司和市政管理处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时，我“暗度陈仓”成功。

　　“暗度陈仓”，我没有告诉市政管理处，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毕竟是投机，而且这个投机能取巧的概率并不大，我不是诸葛亮，不能很轻松地吐一句：“山人自有妙计”，要是不成功，还可以给自己留点面子；二是，市政管理处一旦知道我在暗度陈仓，他修“栈道”的积极性就要大减，他的积极性一减，我成功的概率就要降低。

　　我承办过几百单诉讼业务，这单是历时最短的。法律规定二审审限不超过三个月。像这样的案子，法院一般是两个月左右结案，7天结案的情况很少。

　　我很得意这种效果，感觉自己犹如一名精准的狙击手，任凭战场枪林弹雨，炮声隆隆，我却静静地潜伏在草丛中。瞄准，瞄准，然后果断的扣动扳机，一弹击发，枪林弹雨、隆隆炮声瞬间消失。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就将一个喧嚣的问题静静的解决。

　　市政管理处对二审判决自然是相当高兴，特别是对于缪主任，有了份这判决，了结了他的心头大患——他可以据此向财政交差了，至于这笔钱能不能执行回来，已经不是很重要，财务凭判决书就可以将这笔钱挂应收账款，缪主任没有了责任。

　　一意孤行

　　自然，要北开公司主动履行判决的概率几乎是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该案判决得到履行的必经程序。

　　陈律师明确表示不代理该案执行，也建议我见好就收。

　　我知道陈律师是善意的，也是理智的。在案子的审理过程中，我对被执行人渔场村和北开公司有太多的了解，要从渔场村执行四十万元，简直是天方夜谭。按李京刚的话说，村里除了债务，什么都没有，即使有，法院也拿不走，因为村民不同意。说这句话，明显有挑衅的意思。但法院、政府怕村民闹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从渔场村执行一分钱。

　　北开公司是政府所属企业，曾经红火过，现在非常不景气，看上去还有些资产，但在法院尽是官司，当原告的没有，尽当被告。

　　像这种情况，不接自然最明智，但喜好挑战是我与生俱来的性格，陈律师不干，我决定单干。

　　此时，市政管理处对我已经非常信任，觉得不多讲话的喻律师套路还是挺足的。所以市政管理处毫不犹豫地将案件执行委托给我，时间是2000年3月份。

　　按照法院的分工，强制执行应该由法院执行庭来完成，但在2000年前后，基层法院的法警队也会承办少许执行案件。法警队的干警一般是部队转业的，很多时候，法警队的执行力度比执行庭要大。考虑到对付北开公司这样的企业，如果执行力度不大，很难执行到位，我便想办法将案件放在法警队了。

　　北开公司在市中心有一栋大楼，叫北开大厦，还有几台车，注册资金也是几千万元。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心便慢慢凉了下来：先是查银行账户，查了六个账户，总共才四千余元；又到车管所冻结车辆，唯一一台车况较好的本田车已经被中院冻结；再到房地局冻结其房产，也被其他法院捷足先登了……

　　能查的地方查尽之后，承办法官姜法官便把北开公司负责人找去，要求其申报财产，北开公司负责人表示无财产可以申报，同时还气冲冲地说：“已有近十家法院来查过，是地皮也已经刮去三尺……”

　　此言非虚，光在法院便有二十多个被执行的案件，真想不到，当年政府的“钱袋子”会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凄惶下场。原想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结果在死骆驼身上连一根毛都没有找到。

　　执行案在忙活了两个月后便戛然而止，我已经将北开公司的财产梳理了两三遍，实在没有任何办法。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和律师同行探讨过北开公司的情况，没有一个不摇头的，他们承办的执行北开公司的案件没有一件执行到位的。执行已经陷入了困境。

　　陷入困境虽然不是我的责任，但我还是觉得对不起市政管理处，对不起缪主任。缪主任倒是大度，说：“有什么关系？陷入困境的又不只这一个案件，执行北开公司的所有案件都陷在困境中。”

　　缪主任这么说，我的心情又好了些，但我并不想就此罢手，认输不是我的性格。但是我很茫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一根稻草

　　按律师界通常的做法，这样的案子，基本上是摆在那里，不会再费任何时间和精力了，除非哪天有彗星撞地球这样的事出现，反正执行难是全国性的问题。

　　我还是经常去法警队，找姜法官谈案子、想对策，虽然知道基本上是在做无用功。

　　所谓天道酬勤，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在法警队彭政委的办公室看到了一份调查笔录，其中有这样的内容：东方复印机服务公司经理陈新华在淡水购买了别墅。陈新华是和北开公司的吴远征一起去淡水的。

　　线索，线索，一丁点线索，我马上判断，北开公司可能在淡水还有房产。

　　淡水是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县淡水镇。远隔千里，兴许还有漏网之鱼。

　　我马上把这个线索报告姜法官，他便沿着这条线索，找东方复印机服务公司继续了解情况，证实北开公司在淡水有四栋别墅。

　　我和姜法官兴冲冲地来到淡水，找到北开公司的别墅，心又凉了半截。

　　淡水镇其实就是惠阳县城，离大亚湾核电站十二公里，90年代初，这里是一片房地产热土，北开公司的四栋别墅购买的时间是1991年，当年单价九百八十元每平方米。在大家还在追求独立厨卫套间房的90年代初，这些别墅绝对算是高档住宅，独立的一栋，二百平方米左右，两层半（三楼带露台）。但现在就真的有损别墅这一称谓了：十来年无人居住，也无人管理，房子已经破旧不堪，连门窗都被收废品的收走了。小区有八十几栋别墅，住了人的只有八栋，住的都是当地人。其他的房子谁也记不清是谁的了，只知道这栋是上海人的，那栋是天津人的。

　　我们找到该小区的开发商——惠阳县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类似于北开公司），一方面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想通过他们将这几栋别墅卖掉。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经理李国雄连连摇头：无价无市，根本卖不掉。

　　抱了巨大的希望去淡水，垂头丧气又回来了，没有为市政管理处追回一分钱，反而用了几千元差旅费。案件执行依然在困境中。

　　堡垒从内部攻破

　　从淡水回来后，我又得到了一个信息：北开公司领导换届了，财务科长对新领导有点意见。

　　这是一个似乎与执行不相干的信息，但通过这条信息，我有了一个大胆的设计。

　　我和姜法官商量，能否将北开公司的财务科长叫来谈一次话，如此这般……

　　姜法官接受了我的建议。北开公司财务科长便到了法警队办公室。被问及北开公司的财产，财务科长自然又将那些已经被冻结的说了一遍。

　　姜法官不动声色，问：“还有没有？”

　　财务科长信誓旦旦、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了。”

　　接下来，姜法官便宣讲法律：隐瞒财产不报就是不配合法院办案，是妨碍民事诉讼，法院可以拘留。

　　法律宣讲完了，财务科长骨气便没那么硬了，但还是说：“没有了。”

　　突然，姜法官拿出一份拘留决定书要财务科长签字，财务科长大惊失色，莫名其妙，连问：“为什么要拘留我？”

　　姜法官厉声说：“你故意隐瞒财产不报，就可以拘留。”同时出示在惠阳县城市建设投资调取的别墅购买合同。

　　财务科长支支吾吾了老半天，手足无措。

　　姜法官这时口气缓和了一些，劝道：“你都是要退休的人了，何苦呢！莫搞到要退休了还要进一次监狱，只要你将北开公司隐藏的资产报告法院，法院便可以不拘留你。”

　　财务科长沉思了一会，似乎下了决心：“丝毛冲朱家花园正在建四十六套住房。”

　　强悍作风

　　这就是找法警队来执行的好处，这些亦真亦假、半恐半吓的攻心手段，只有那些有着军人经历的人才可以演绎得惟妙惟肖。高大的身材，冷峻的面孔，干净利索的动作，时时给人一种威压，而从象牙塔里出来的学子是很难做到的。

　　财务科长刚离开法警队办公室，我和姜法官便来到朱家花园。这是一栋即将竣工的多层建筑物，确实有四十六套房子，工程标牌显示，这是区政府的安置房，从工程标牌及现场的其他资料都无法看出这栋建筑物和北开公司有任何关系。

　　我们找现场施工的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又去规划局、建设局多个部门了解情况，关于这栋房屋的信息大致是：区政府为解决部分拆迁户的住房问题，也为连工资都发不了的北开公司解决一点实际困难，委托北开公司建设了朱家花园这四十六套房子，这四十六套房子中有二十多套是用来安置拆迁户的，另外的房屋，北开公司可以对外销售。

　　一栋这么大的建筑物，要逃过无数律师锐利的眼神，北开公司这个障眼法玩得着实漂亮！但不能怪我的律师同行，如果不是从内部攻破堡垒，即使站在这栋房子面前，我也不可能知道它和北开公司还有渊源。

　　法院将四十六套房子全部冻结。

　　只欠了七十八万元，冻结四十六套房子，是否属于超值冻结？肯定属于。但法院有法院的理由，因为北开公司不配合法院甄别哪些房子是拆迁户的，哪些是北开公司的，所以头发胡子一把抓了——这又是典型的军人作风。

　　冻结四十六套房子，还有个小技巧在里面。别看法院冻结吓人，但如果没有北开公司的配合，法院拿了这些房子也没有任何办法。因为这些房子的报建手续不齐，根本无法处置。如果北开公司不去完善相关手续，恐怕没有人会来买这种住着不安心的房子。全部冻结，拆迁户闻讯后肯定会去北开公司吵闹，北开公司可以不怕法院，但绝对会怕拆迁户。拆迁户一吵闹，他受不了，就会来找法院，这时主动权就在法院手里了。

　　市政管理处对能查封冻结北开公司的四十六套房子自然很高兴。在冻结的第二天，我和缪主任见了一面，告诉他案子进展情况，汇报我下一步的思路，同时把一份报告交给缪主任，告诉他：也许这几天你们要去找市人大反映该案执行的情况。

　　我分析北开公司的战术：拆迁户找麻烦时，它应当不会直接去找法院，而是会以冻结的是拆迁安置房屋为由去找区领导，通过他们给法院施加压力。所以市政管理处必须为法院分忧解压，你找区领导，我就找市领导。

　　果然如我所料，北开公司找了区领导给法院打招呼，但同时，市人大也为市政管理处打招呼，这种情况下能否执行，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承办法官的办事风格了。如果承办法官是那种前怕狼后怕虎的，或者处事拖泥带水的，这个案子就有可能会停摆。

　　这一回又是军人的果敢、嫉恶如仇（北开公司欠钱不还）起了作用，姜法官犹如一辆步兵战车，无所顾忌地推了过来，北开公司很快胆怯，主动找姜法官谈条件。

　　喜洋洋的缪主任

　　开始北开公司只同意拿出两套房来，每平方米作价还要两千元，显然他只准备偿还三十八万元。后来我谈成了六套房，价格是每平方米一千三十八十元，总价是八十四万元多元。能谈成这个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开公司想尽快结束这场谈判——这个信息一旦公开，这些房子别说骨头了，连渣都会没有。

　　在将房子出售变现，还是直接拿房子抵款这件事上，市政管理处很快就形成了高度一致的意见，要房，不要钱——拿了钱要交财政，拿了房可以解决职工福利分房。傻子才会要钱呢！

　　官司打赢，也许还只帮了缪主任个人的忙，但到这个时候，我就成了市政管理处全员拥护的功臣。一百多平方米一套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六套，在那个住房普遍紧张的年代，这该多有诱惑力啊！领导换了新房子，有房的职工可以换大一点的房子，无房户也有了盼头……

　　那天我拿了六套房的钥匙送到市政管理处时，整个市政管理处都乐开了花，缪主任笑得如一尊弥勒佛。他可以笑，他可以大声地笑，律师是他选定的，事实证明这个律师选对了；七十八万元不但完璧归赵了，还因祸得福，为职工解决了最大的民生问题，临退休了，还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当时在缪主任的办公室还有很多人给了我很多溢美之词。做律师这些年，溢美之词听多了，所以也就淡然处之。但有一个声音，让我很是心动：喻律师年纪轻轻，能力超强，缪主任呀，我们要请喻律师担任我们的法律顾问，充当我们的保护神。

　　马上就有很多人附和。缪主任接过话问我：“喻律师，你愿意当我们的常年法律顾问吗？”

　　“当市政管理处的顾问肯定是件很愉快的事。”

　　接着就是费用的问题，我提出三万元一年。

　　都说值！值！这样，我就成了市政管理处的法律顾问。当年市政管理处的职工一年的收入也就一万五千元左右。

　　代理费是三栋别墅

　　七十八万元的本金，我拿回了六套房子，八十四万多元，但案子还没结束，算上利息、诉讼费、执行费等，这个案子的执行标的已经将近百万元。谈判时，我为什么同意了北开的六套房子，而不是七套（七套就一百万元）？因为淡水还有三栋别墅（本来是四栋，后来证实有一栋已经卖给了他人），北开公司已经明确将淡水的别墅抵作市政管理处的剩余案款。

　　我又去了淡水几次，委托拍卖公司将别墅拍卖，仅两家拍卖公司到现场看了看，便偃旗息鼓了。去一次差旅费几千甚至上万元。

　　市政管理处也派人去看了那些所谓的别墅，派出的人回来后，市政管理处找我协商，将那三栋别墅抵我的代理费和所有差旅费用。我想也好，同意了市政管理处的提议。

　　最终我发现自己还只是一名律师，不是商人。2001年，在房地产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我委托惠阳县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将三栋别墅卖掉，买家就是该公司每栋五万元，三栋十五万元。要是放到现在，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十五万元了。

　　这是一件傻事。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