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魔术师

　　一场几无证据的诉讼，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决，最终出资的血本无归，出地的寸土难回，毫无胜算的包工头，一波几折，却是最大的赢家，期望300万元,却收回1300万元。

　　此官司，破了“官司止损”的魔咒。

　　此官司，成了律师“大变活人”的舞台……

　　逼出来的一桩官司

　　1994年，沿海的房地产风潮劲吹内地，长沙城也俨然成了一个大工地。韶山路市啤酒厂大门东边的土地被围挡着，一栋大楼正从围挡内拔地而起。工程标牌显示，该楼叫格利大厦。大厦地下二层，地上二十六层，建筑面积三万余平方米，格利公司开发，南山公司承建。

　　199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顿时房地产市场冰火两重天。正在快速拔高的格利大厦，在完成地下两层、地上六层后，就像一列失去动力的火车，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最后定格在地上第七层。

　　工地上，先是不见了塔吊，后来围挡拆除了，再后来工棚也拆除了，一栋未完工的建筑物便赤裸裸、孤零零地站在韶山路边，在凄风冷雨中一站就是六年。直到2001年，某水鱼城的彭老板给它穿上一件衣裳，才使它完成了由水泥构筑物到房屋的蜕变。

　　我要讲的就是格利大厦在这六年中的嬗变。

　　格利大厦奠基时我还没来长沙，停工时，我还没考取律师证，但格利大厦的涅槃重生，我却是首勋。

　　格利大厦的施工方是南山公司，但其真正的基建老板是项目经理杨天余。这是中国建筑市场的惯例，项目经理与建筑公司之间通常只是一种挂靠关系，接项目、做项目都是项目经理的事，盈亏自理。建筑公司只提供建筑资质、银行账户、公章，然后就是收取一至两个点的管理费。

　　对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建筑人，1994年绝对是杨天余的辉煌年。这一年，他有格利大厦、招商大厦、开泰大厦、中福大厦四栋高层相继开工，总建筑面积十几万平方米。但仅仅风光了一年，1995年，风云突变，四栋高层全部停工，原因都是开发商的资金出了问题。

　　基建老板要为开发商垫资，这也是建筑行业的惯例。垫资只有小部分来自基建老板自己，大部分却是拖欠了民工工资和材料供应商的材料款。所以工程一停工，杨天余便傻眼了——他欠了一大堆民工工资和材料款。

　　不到迫不得已，基建老板是不会和开发商打官司的。一是，一场官司打下来，不管输赢，都可能获得一个为人“不地道”的名声，从此再难接到业务；二是，打官司的成本太高，拖的时间也长；最关键的是，打官司的风险太大——并不是有理就能赢官司，而且即使官司赢了，执行不到位的情况比比皆是。

　　杨天余决定和格利公司打官司，确实是迫不得已：1997年，长沙市迎国检，城管将格利大厦的临时工棚当成违章建筑拆除了。这下把民工和材料供应商逼急了，有工棚在，他们相信工地停工只是暂时的，还有开工的那一天。工棚拆除了，他们便没有了耐心。杨天余再没有好日子过了，咬牙一权衡：与其每天被这些人穷追猛逼，动弹不得，还不如去打场官司，对他们也是个交代。

　　杨天余选择打官司，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格利大厦停工后，格利公司和南山公司达成了一个以房抵工程款的协议。双方匡算出工程欠款大概是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格利公司拿其开发的另一住宅小区的十七套房产和一车库作抵。但南山公司拿到该房产后，房产便被法院冻结，然后被处置，所得款项还了格利公司另外的账。

　　格利公司认为，房产被法院处置，责任在南山公司。

　　两头受逼的杨天余便只有一条路了——打官司。

　　基建老板的中秋节

　　我给杨天余做的第一单业务是由建筑承包合同纠纷派生的借款纠纷，他很满意。格利大厦要打官司时，他又找到我，但我拒绝了，因为他打官司的所有证据只有一份六页纸的施工合同——所有施工资料在拆违时都被铲车铲走了。

　　显然这个官司是无法打的。

　　我给他解释证据的问题,他不能理解,于是我说：“基建施工，你们要求建设方有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施工现场还要求‘五通一平’；打官司，我们也要求有基础的证据材料，而且还要基本判定能赢官司，我们才会承接。”

　　杨天余只能望天长叹。

　　1999年的中秋节前几天，我接到杨天余的电话，他要我去他办公室帮忙维持秩序。我去了。办公室来了一屋子的人，黑压压的一片，都是来要工资的民工和要材料款的供应商，喊叫、咒骂，甚至拍桌子的都有，现场一度失控。

　　杨天余早就躲起来了，出来应付场面的是他的亲戚和徒弟。

　　我想为杨天余做些解释，但我的声音很快被愤怒的声浪吞没。我不欠他们的钱,也没有钱给他们，便没有人理我。刺鼻的尼古丁味及震耳欲聋的声浪将我掀了出来。

　　杨天余还告诉我，他为格利大厦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年为了承接这个项目，借了基金会的钱，后来清理基金会，他还不起钱，还被职能部门抓去关了几天，凑足了钱才被放出来。

　　现在民工一闹，可能比职能部门找上门更麻烦。民工的做法很简单，用他们的话说是“看牛”：直接将你抓起来，不弄死你，也不弄伤你，但你也别想过好日子。你报警也没用，警察来了，反而会做你的工作:你把他们的钱还了不就没事了，他们的钱都是血汗钱。

　　“如果还不了钱，被“看牛”是迟早的事。”杨天余不无焦虑

　　看着有些颓丧的杨天余，我心情也很沉重。我似乎又看到了黑压压的人群、愤怒的声浪、烟雾缭绕中一张张因愤怒、无奈而扭曲变形的脸。这些在强烈地刺激着我。

　　在读大学之前，我当了一年农民，能真切地感受到农村的艰难、农民的贫困。我知道，如果杨天余在近两年内收不回工程款，被拖垮拖死的不只杨天余，一些民工家庭也可能会被拖垮。

　　我决定把官司接下来，为了杨天余，也为了一百多号农民工兄弟。

　　懵懂律师

　　我和杨天余合作的第一单业务是风险代理，所以在谈这单业务时，他想都没想就提出风险代理。

　　就算我再没经验，我也知道该案风险代理风险太大，但风险到底在哪里，当年我并不知道（幸亏不知道，不然肯定要与该案失之交臂）。我实在不好意思和杨天余谈条件，他当时已经很困难，要他拿出太多的钱来打官司可能不现实，而且，案子能否胜诉，能否追回钱，他没信心，我也没信心。于是我接受了他提出的全部条件，签下了这份无法评估风险的代理合同。

　　合同签了，我便听到了同行的众多评议：连证据都没有，官司怎么打？律师又不是魔术师，可以变出一些证据来。喻律师真是个懵懂律师。

　　在我的律师生涯中，我第一次手足无措。我看不懂建筑安装施工合同，也听不懂杨天余说的定额结算、机械台班、全框架结构等建筑专用名词。虽然我知道打官司需要写起诉状，但我连诉讼请求提都不出，又怎么来写这份起诉状呢？

　　杨天余只知道要多少钱，其他的，他也不知道。

　　我想找相关的案例，但当年，网络基本上没有。书店和图书馆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我请教一位资深同行，他直接告诉我：“我不会玩‘大变活人’的魔术。”

　　没办法了，我只能凭感觉起草了一份起诉状。法院立案的时间是1998年12月。

　　那时没有一个月举证期限的规定，所以十五天的答辩期过后，法院便开了第一次庭。

　　几百万的标的，我认为事关重大，要求杨天余出庭，杨天余拒绝，所以，杨天余这方的出庭人员就只有我一个人。对方老板谭友西没出庭，出庭的也是一名律师。当时我有些纳闷，这些当老板的真非常人，几百万的事，居然可以这么放心地交给律师来处理。

　　被告律师的经历和我差不多，也教过书，后来才做律师，但我们还是有点差别——他做律师前还做过法官。这差别，我们便相去甚远了。被告律师很悠闲地拿出专用水杯，掏出烟点上，很随意地和法官打招呼，那样子，很像一个大佬，一个胜券在握的大佬。

　　而我很有些局促不安，倒不是被对手气势镇住，也不是因为没有庭审经验而怯场，而是因为在证据方面没有底气——除了一份六页纸的合同，基本上没有其他证据。确实，我没有“大变活人”的本事。

　　此前从来没有承办过这类案子。这场庭审，我绝对是跟着感觉走。幸亏杨天余没有参加庭审，不然他可能会提前解除对我的委托。

　　好在当年的庭审方式是“纠问式”，法庭上，法官是主导。法官的职责是查清案件事实，所以他会主动找当事人了解案情，甚至还会主动调查取证。现在很多应由当事人（律师）完成的工作，当年是由法官完成的，自然我方证据不足的缺陷便由庭审方式弥补了。

　　杨天余运气真好！如果这场庭审放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布后，庭审的方式变成了“辩控式”，法官只是居中裁判，律师成了庭审的主角，举证、质证都是律师的工作，我方连证据都无法提供，要赢官司，自然是天方夜谭。

　　被告格利公司对该项目是南山公司施工的这一基本事实还是认可，但认为欠工程款五百五十万元和停工损失一百八十余万元没有依据。

　　其实，我也知道没有依据，本来就是一个估计的数据，杨天余说是三百万元，我做工作要他多算一点，就变成了五百五十万元，停工损失也是估计的。

　　拿估计的数据用于严肃的诉讼，并不是我的错。一个基建工程，在最后结算前，谁也不知道工程款是多少，特别是这样的烂尾工程，所以只能用一个估计的数字进入诉讼程序。工程款到底是多少？这个问题只能在诉讼中解决。

　　庭审结束时，法官问我要不要申请司法鉴定。

　　司法鉴定能解决工程款多少及停工损失有多少的问题，我自然要申请。

　　法官便要我组织材料提交给鉴定机构。

　　六个月学徒

　　要提交给鉴定机构的材料是格利大厦已完工程的结算材料。结算材料到底是些什么？我一头雾水。

　　我请教承办法官。法官说：建筑施工图、竣工图、设计变更图、签证单、材料单、设备租赁合同，等等。法官见我不明就里，知道我对这行不熟悉，便说：“你们最好找一个懂预决算的，否则会扯不清。”

　　这是对的，必须找个懂行的。我把这个意思和杨天余说了，他也认可。找人的任务自然是杨天余的。

　　找来的人叫姜嗲——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头。姜嗲边听我介绍边皱眉头，我介绍完，他说：“很困难，没有资料怎么可能做出结算呢？”

　　“资料都是人做的，您老应当可以想出办法。”

　　“很多资料都要甲方签证，现在双方打官司了，甲方肯定不会配合。”

　　“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到了那一步再说吧！”

　　姜嗲嘟噜了几句：“我做了几十年结算，这样的结算我还没做过。”

　　“您就试试吧！反正，成功了，功劳是您的，不成功，责任在我。”

　　“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您能形容工作量到底有多大吗？”

　　“就等于建筑物从土方开始走流程，直到现在这个样子。”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工作量是不小呢！”

　　“我年龄大了，跑不动。”

　　我知道，此时只能鼓姜嗲的劲，赶紧说：“我拜您为师，您安排，具体由我办。”

　　犹犹豫豫中，姜嗲答应试试。

　　打官司，一般都是委托人将证据提交给律师，律师仅仅是对提交的证据进行甄别、组织、装订、提交。即使调查取证，也是已经有证据摆在那里，律师利用其身份去取来。一般是去房地产管理局、工商局、公安局等调取资料。像这种要为委托人做证据（结算资料）的案子，我没经历过，也没有听说其他律师代理过。

　　一名律师，不跑法院，每天跑到建筑工地去看呀、量呀、画呀、算呀，从事的都是与法律不搭界的工作，这似乎与传统律师大相径庭。我这个律师玩得太新鲜了，以至于得到了很多同行的关注：喻律师变成了魔术师，开始玩“大变活人”的魔术了，以后不叫你喻律师了，叫你喻大魔术师好了。也有好心的同行提醒我：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调侃也好，善意的提醒也罢，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已经下定撞破南墙也不回头的决心。

　　姜嗲开出的第一张处方是找图纸。图纸于建筑是相当重要的。所谓按图施工，没有图纸就不能施工。图纸的于结算也很关键。所谓按图结算，没有图纸，结算也是无法做的。当然，按图施工的图是施工图，而按图结算的图是竣工图。按照姜嗲的指引，我花几千元找设计院晒了一套施工图。至于竣工图，倒是费了几番周折。工程本来就没有竣工，水电、消防也没有做，所以竣工图要自己做。虽然竣工图就是施工图加一点设计变更，但没有任何施工记录、签证单等资料，便只能去现场测量。完成这套竣工图花了很多时间，光在工地上测量，就花了我和姜嗲两个多星期。

　　材料单、设备租赁合同等都要补做，也费了很多时间。最艰难的是签证单。按常理，签证单必须有建设方签字。但现在都打官司了，格利公司的工作人员又怎么会给你签证呢？想了很多办法，最后，该签的都签了。怎么签下来的便不多述。

　　本来是迫于无奈来做这件事，一段时间后，我居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拜您为师”，本来只是安抚姜嗲的一句话，但我还真心想拜师学艺。

　　姜嗲的工作室设在开泰大厦——一栋正在施工的建筑物，这里便成了我的教具。我是一名律师，经常戴一顶安全帽，在开泰大厦爬上爬下。那时绝对没有人会认为我是一名律师。我更像一个施工员，或者说就是民工。我已经完全融入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我在工地上和他们一起挑过水泥砂浆、背过架管，吃过他们两元一餐的饭菜……

　　我体验了民工赚钱的艰辛，我了解民工、同情民工，一定要帮他们主张这份权利。

　　我是一名合格的助手，姜嗲要我找的资料，我全部收集齐了。收集了很多资料之后，姜嗲还对我由衷的佩服。同时，我也是一名优秀的学员，我不但态度好，虔诚得像一个小学生，每天陪着姜老师，而且悟性高，很快就理解了满堂红脚手架、女儿墙等建筑专用名词，还对施工过程、施工工艺等都有了一些了解。更让姜嗲吃惊的是，我不但能看懂他的决算书，而且还可以和他讨论一些问题。

　　预期利益

　　1999年3月，《合同法》颁布，生效实施的时间是1999年10月1日。《合同法》中首次引入了“预期利益”这一法律概念。姜嗲开始做结算时，《合同法》还没有颁布，结算做完了，《合同法》还没实施，所以姜嗲的结算自然是按合同约定的价格条款。

　　“预期利益”是指合同得到履行后可能获得的利益。本案中，合同所对应的标的物是南山公司为格利公司承建近三万平方米的格利大厦，也即格利大厦全部建成后，南山公司能获得的利益。现在因为格利公司违约，只建了一万多平方米的框架就停工了，我觉得杨天余主张预期利益，完全符合新《合同法》的规定。我算了算时间，这个官司再次开庭的时间正好是在《合同法》实施后。

　　我觉得杨天余很幸运，很高兴地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他，但他没有我想象中的欣喜，反而对我说：“喻律师，这个官司，你能把我的本金要回来，我就对你感激不尽了，莫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骚。”

　　杨天余所说的本金是三百万元。

　　我理解杨天余。杨天余也是从建筑工地上的小工做起来的项目经理，说穿了，他曾经也是民工。他们普遍胆小，权利被侵害时，常常会认为是自己“背时”，所以很多时候宁愿选择“打折”维权。打官司是迫不得已的事，我相信，如果这时格利公司给他二百五六十万元，他保证会选择撤诉走人。

　　我是律师，我的认知和杨天余有些不同。我认为既然法律赋予了你权利，你就要去争取，而且我作为杨天余聘请的律师，理当对他的权益负责。我知道，杨天余并不是不想得到这个利益，而是怕得不到，所以我只好多担当一些，说：“你就别管，我来作主，尽量争取。”

　　我请姜嗲将格利大厦建成后南山公司可能获得的利润计算出来。姜嗲不干，说算不出来，并将很难做出来的原因和我详细解释了一通。

　　姜嗲说的有道理，他们的施工合同签得太不严密，很多要等施工完了才能确定，现在还没有施工的，无法计算。加之利润本身是个动态的东西，管理得好，成本节约，利润就高。所以，要算出格利大厦建成后南山公司有多少利润，自然是不可能的。

　　但“预期利益”这几个字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这么好的机会，难道要放弃？

　　我又变着法子和姜嗲提要求，要他按国家94定额再做一套结算——在这个过程中，我已经知道按定额结算和按合同结算金额差距还是蛮大的。

　　姜嗲还是不愿意干，反而劝我：“伢子，心别太大了，这个案子，杨天余能按合同拿回工程款就很不错了，我做了这么多年结算，还没有哪一个工程完全是按定额结算的。”

　　但我还是坚持，姜嗲拗不过我，答应看我的面子做，但要求是我算，他来指导。

　　我受宠若惊，知道这是姜嗲在有意培养我，居然没有掂量自己的能力就接受了。

　　姜嗲做结算不用电脑，全部手写，所以我便要把姜嗲按合同做的结算全部抄一遍，只是在计算金额时按定额标准……

　　看着凝聚了自己心血的结算书，看着由一份合同变出的一大堆的结算资料，我还真有点“大变活人”成功的感觉。

　　结算书交到法院后，案子便进入了司法鉴定程序。

　　司法鉴定的目的是通过专业技术人员将结算书中的水分去掉，得出一个较为真实客观的结论。

　　对于司法鉴定的过程，律师一般可以不管。律师的职责是对司法鉴定的结论进行审查，有异议就提异议。但为了鉴定结论能早点出来，也为鉴定结论对杨天余更有利，我基本上天天和鉴定人员泡在一起。鉴定资料是我一手准备的，情况我自然很熟悉，当鉴定人员有什么不明白时，我马上能回答他们，所以他们并不讨厌我的存在，甚至很喜欢这个懂得工程结算的律师当他们的助手。

　　不到3个月，司法鉴定结论就出来了，而且依据合同和依据定额做了两个鉴定。格利大厦已完工程的工程款，依据合同约定的结算标准是一千一百零五万余元，而依据94定额是一千三百三十二万余元。

　　杨天余对司法鉴定的结果很满意。

　　我有点迫不及待想开庭，我想“报仇”——半年前，我坐在法庭上犹如一根木头。

　　明传电报

　　我想法院马上会准备第二次庭审，所以当法官通知我去法院拿通知时，我以为是开庭通知，但拿到的却是中止审理通知。

　　中止审理的起因是一份“明传电报”。

　　“明传电报”是省高院发来的，内容是：格利公司是挂靠在公安厅的企业，按照中央政策，挂靠在军队、政法机关的企业要与军队、政法机关脱钩，现在正处在脱钩的过程中，所涉案件都中止审理。

　　我问法官：“要中止多长时间？”

　　答：“不知道，要等上面通知，也许三五个月，也许三五年。”

　　这不是个好消息，但消息后面的消息更不妙。杨天余告诉我，格利公司本来是任由南山公司打官司的，毕竟欠了工程款是事实，但南山公司要求按94定额结算工程款，将格利公司激怒了。格利公司老板找了公安厅的一个领导出了个公函给省高院，这个案子就搁浅了……

　　说这些时，杨天余明显有些抱怨的情绪，最后，杨天余非常焦虑地说：“年前要是拿不到判决书，这个年可能就过不去了！”

　　我好心办砸了事，顿时后背有了种凉飕飕的感觉。

　　民工的力量

　　不行，不能坐等，我当天就以南山公司的名义起草了“紧急报告”，要求恢复案件的审理。

　　“紧急报告”送到了省政法委、省高院、市中院等相关职能机构。虽然“紧急报告”中一再声明案件已经关乎社会稳定，甚至还夸大了严重的程度，但报告送出后，却是石沉大海。案子没有一点启动迹象。也难怪，这是中央政法委、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等联合部署的，谁敢违反？

　　案件停摆时，我经常会听到一些调侃：喻大魔术师，大变活人不是那么好玩的吧！

　　我有些哀叹自己太“背”，做律师，接的第一单建筑承包合同纠纷就这么艰难，没有结算资料已经很离谱了，居然还碰上一个这样的政策性事件。

　　其实，案件被中止审理，也不是我的错，杨天余也不能怪我，我完全可以按部就班，等法院重新启动审理的通知。但几百个民工兄弟愤怒而焦虑的脸、杨天余的绝望与无奈时时浮现在我面前，我知道责任重大，但也只能痛苦与无奈——我这个小律师能量实在有限。

　　我虽然痛苦着、无奈着，但没有绝望，还在寻找破解之策。后来，有高人指点：可以借助民工兄弟力量。

　　从11月份开始，杨天余和一些民工兄弟就到法院反映情况。民工兄弟的反映和我这个律师写“紧急报告”的反映自然不一样，三四十个农民工打个“我们要血汗钱”的横幅，每天在法院门口“值班”。

　　这一来，法院便坐不住了，终于有领导过问这个案件了。我又配合做了些疏通协调工作。案件恢复了审理，并决定在12月21日开庭。上次开庭时间是1998年12月23日，中间相隔了近一年。

　　梯级战术

　　对于这次来之不易的庭审，说我踌躇满志甚至迫不及待，都不为过。在庭审前，我做了很多准备，自认为已经很充分，万无一失。我想在杨天余面前展示我的功课，特意要求他参加庭审，但他还是拒绝了。

　　庭审很快就结束了，结果是我黯然走出法庭。

　　第一次庭审时，被告承认欠了工程款，只是因为没有结算，不知道欠了多少，所以，我把所有的工作都放在结算上，我想只要算清了账，一切都好办。

　　这次庭审，被告律师一改答辩方向，不再提欠工程款的事，而是拿出了《用地许可证》《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说格利大厦的建设方是格利置业公司和北亚扎啤有限公司（简称北亚公司），而被告是格利房地产公司。上述几个公司都是独立法人，被告仅仅和南山公司签了份施工合同，履行合同的并不是他，所以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我立马头变大了，马上意识到对方是在采取“梯级战术”，这种战术是层层阻挡，步步消耗。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时提出不知道欠了多少钱，司法鉴定后提出政法机关挂靠的问题，这次庭审又提出主体的问题，就是层层阻挡。层层阻挡消耗的不仅是对手的时间精力，更多的是委托人对律师的信任和对官司的信心。往往不等官司打完，对手就会主动投降或解除对律师的委托。运用这种战术一般是在对手不对等的情况下，也即对手有“梯级”时。本案中，对方律师显然认为我的律师水平和他不是同一档次。

　　但对方的答辩确实有道理。现在我已经被逼入了死胡同，如果被告不承担责任，那我一年多的努力肯定白费了；如果被告承担了责任，但格利大厦与被告无关，杨天余还是一分钱要不回来，因为被告早就是一个空壳了。杨天余之所以选择打官司，目标就是格利大厦，这是本案唯一的资产了。

　　虽然我按照合同上的公司名称起诉并没有错，而且起诉书也经杨天余仔细审查（杨天余至今都不知道格利公司还有房地产公司和置业公司两个主体），但如果我仔细审查，这个错误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是一个让我铭记在心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在我律师生涯中仅此一回。

　　再次受益于当年纠问式的庭审方式，也非常感谢法官对基建老板、民工兄弟的关心，正当我手足无措时，法官主动提出：原告方是否申请增加被告？

　　我自然立马回答：申请。

　　法官便说：鉴于原告提出了追加被告的申请，休庭。休庭后原告向法庭提交增加被告的书面申请。

　　杨天余听我讲庭审的情况，越听越急，开始脸涨得通红，后来变得铁青，但终究没有说出指责我的话来。

　　找“地雷”

　　我以南山公司的名义起草了追加格利置业公司为被告的申请，但没有马上交到法院。我在反思官司的整个过程。直觉告诉我，对手的“梯级战术”还没有用完，已经用过的没有构成致命伤，应当还有杀伤力相当强的“地雷”埋在前进道路上。“地雷”必须排除，否则会是致命的。

　　我重新将案卷认真梳理了一遍，又去国土局查了这块土地的相关信息，再找杨天余核实了所有情况，才知道了格利大厦所占用的这块土地的前世今生。

　　这块一千七百多平方米的土地原来是市啤酒厂的。啤酒厂是国企，原厂长谭广西退休时，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发挥余热的机会：以啤酒厂的职工作为股东，成立了一家民营公司——北亚扎啤有限公司。退休后的谭广西出任北亚公司董事长。北亚公司的业务基本上是啤酒厂的配套业务，还从啤酒厂廉价购得了一些资产，其中就包括这块土地。

　　谭广西在啤酒厂当厂长时的司机叫谭友西（只一字之差，但并无亲缘关系）。谭友西活动能力比较强，开了一段时间车后，便独闯江湖，成立了格利公司，而且还挂靠在公安厅，红火一时。有出息了的司机又重新找到老主子，提出由北亚公司出地，格利公司出资，共同修建格利大厦。

　　所以格利大厦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等手续上标明的建设方都是格利置业公司和北亚扎啤公司。

　　杨天余能接到这个工程，完全得益于他的师傅和谭广西是老朋友。既然是老朋友，便一切从简，连施工合同也简单得不行，两个人坐在茶楼里喝了杯茶就谈妥了。建设部规定的合同范本有密密麻麻的二十来页，而这份合同只有稀稀疏疏的六页。

　　至于和南山公司签合同的是格利房地产公司，而履行合同的是格利置业公司，这是个“套”还是个误会，便不得而知。

　　如果是现在，找这样的“地雷”自然不在话下，但在当年，就我的修为，“地雷”摆在面前，我也不一定知道。周围的人都反对我承接这桩官司，我也不好意思请教他们（他们也不一定知道）。就这么一个问题，我居然考虑了一天。我从房产共有人这方面入手，终于找到了隐藏得很深的“地雷”——北亚公司。

　　北亚公司似乎与南山公司没有关系，既没有签合同，也没有资金往来，所以在案件审理时，确实可以不牵扯北亚公司，但案件执行时，关系就大了。格利公司只有格利大厦这一资产，要执行格利公司，无疑就是要处理格利大厦。从报建资料可以看出，格利大厦是格利公司和北亚公司共同所有。处置格利大厦，北亚公司肯定不会同意，北亚公司不同意，格利大厦肯定处理不了，等于前面的工作全部清零。到那时，南山公司就真的欲哭无泪了。我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难怪对方律师能气定神闲地坐在法庭上。

　　“地雷”找到了，排“雷”就相对简单了——将北亚公司作为第三人追加进来。

　　“野狼”计划

　　《曹刿论战》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说法。此时，我应该是“三而竭”的阶段了。但相反，我不但没“竭”，而且愈战愈勇；我不但不能倒下，而且还要进攻。我制定了周密的攻击计划。我已经发现了对手的软肋，要狠狠地咬对手一口，以雪前耻。我发现我已变成了一头“饿狼”“恶狼”，所以把这个计划命名为“野狼”计划。

　　第三次庭审是2000年元月18日，杨天余照例没有参加庭审，南山公司又是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出阵。对方现在是两个被告、一个第三人，两个律师，三四个当事人，阵容显得很强大。对手律师虽然还是点着烟，喝着茶，但不像以前那么优雅。

　　基本上没有客套，也没有多少过程，法庭马上就变成了“血雨腥风”式的战场，对手猛然发现坐在他对面的不是被他们打得满地找牙的“病猫”，不但不是“病猫”，而且还虎虎生威！

　　“野狼”计划“咬”对手四口。

　　“野狼”第一口是“要”。我要求按定额结算工程款，理由是：合同对应的标的物是近三万平方米房屋的建设，现在完成的工程量还不到五分之一，因为被告违约，合同被解除，而且基础施工的利润要远远低于主体，这是一个建筑常识。法律依据便是新实施的《合同法》第113条关于预期利益的规定。

　　这个要求似乎有些过分，但我要得有理有据。如果这一口能得手，要为杨天余“咬”回两百多万元。

　　对手律师对此有些不屑，认为我是强词夺理，不懂法。他的理由是：合同是双方合意的结果，所以结算方式只能是按合同算。

　　“野狼”第二口是“抢”。工程停工完全是格利公司造成的，而且停工给南山公司造成了损失。我提出了一百多万元的停工损失赔偿。

　　要赔停工损失，对方没有异议，但我提出一百多万元的赔偿，还是刺痛了对手的神经。对手说：“还没有看见哪个项目赔了一百多万元停工损失的，你们这是'抢'啊！”

　　你说“抢”就“抢”吧，但我“抢”得理直气壮。虽然法院没有判决，我相信“野狼”这一口“咬”下去，为杨天余“咬”回一百万元是没问题的。

　　“野狼”第三口是“赖”。在格利大厦建设过程中，格利公司已经支付了六百多万元工程款给南山公司，其中有一笔一百七十余万元不是现金支付，而是格利公司提供了价值一百七十余万元的钢材给南山公司，用材料款抵工程款，这是双方均认可的事实。

　　第二次庭审受了大刺激后，我仔细核查对方提供的财务资料，发现了一个小秘密：这批钢材送货单上显示的送货单位是格利实业公司。“实业”和“置业”一字之差，加上皱巴巴的单据，一般很难看出。

　　我去工商局查了“实业”公司的工商档案，证实了“实业”公司和“置业”公司是两个不同的有限责任公司。我心里便有了谱，想为杨天余“赖”掉这笔钱，报前面屡次被打击之仇。

　　我征求杨天余的意见。杨天余有些担心，怕即使在这个官司中“赖”掉，“实业”公司也会另案起诉。我说这个不担心，“实业”公司起诉，诉讼时效方面有问题，即使起诉也得不到支持。杨天余同意后，我便决定再狠“咬”格利公司一口。

　　这是个新问题，有些突然，对手显然没有心理准备，有点猝不及防，法庭上有些小骚动。等对手交头接耳完了，我提出“置业”公司不是“实业”公司，就和“置业”公司不是“房地产公司”一样。南山公司和置业公司是建筑承包合同关系，而与实业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

　　虽然是“赖”，但我还“赖”得义正辞严，干净利索。而对手的回答，有些含糊其辞，毕竟上次庭审，对手用同样的方式攻击了我一回。

　　“野狼”第四口是“咬”。将北亚公司“咬”进来，要求其和格利公司一起承担连带责任，为将来执行格利大厦扫清障碍。

　　北亚公司显然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案件的当事人，所以，愤愤然地陈述了很多不要承担责任的理由。

　　庭审天昏地暗，七八个回合下来，我已经明显占了上风。但法庭不同于拳击台，对打一结束，法官不会拿起一方的手宣布赢了。双方的招数用完后，法官还问一句：你们愿意调解吗？在得到否定答复后，法官宣布闭庭，定期宣判。

　　离开法庭时，有个法官和我一起走出，他轻声地冲我说了句：“判若两人！”我心里很爽，料想结果不会很差。

　　这个定期并没有多久，在离春节还有三天时，法官通知我去拿判决书。

　　这是一份大快人心的判决：支持了按定额结算，支持了一百七十万元材料款属另一法律关系，支持了一百零六万元的停工损失，支持了利息，还判决北亚扎啤公司负连带责任……

　　我的“野狼”计划得以全部实现。如果判决能得到履行，杨天余总共可以拿回一千三百余万元，这比起诉时三百万元的期望值不知高出了多少！

　　对杨天余来说，一千三百余万元还是个画饼，能不能拿回来，什么时候拿回来，还是个未知数，但有一点很实用，那就是这个年会好过些。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欠你一千多万，你只欠我几千块钱，我还好意思盯着你要？等你的钱一回来，自然会还给我的。

　　我调侃杨天余说：“别人过年都在门上贴财神，你就干脆把这份判决书贴在门上，当成一个招财辟邪的神符好了。”

　　北亚公司出手了

　　北亚公司被我拖入了战场，被迫出手。其实，北亚公司作壁上观是最好的：你们去打吧，最终的结局是要处理格利大厦，到那时我再站出来，格利大厦我也有份，你要处理只能处理格利公司的，不能损害我的利益。到那时，谁都拿他无可奈何。

　　法院一审判决北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所谓连带责任，其实就是全部责任。如果判决得到履行，北亚公司投入到格利大厦的土地很有可能会血本无归，怎么对股东交代呢？只能上诉，不但要上诉，而且还要另外起诉格利公司。北亚公司和格利公司有合作建房协议：北亚公司出地，格利公司出资，共同建设格利大厦，建成后的格利大厦，拥有其中四千三百余平方米房产。格利大厦建不上去了，是格利公司违约，给他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上诉在省高院。过完年，我就开始跑省高院。三月、四月省高院并无任何动静。但我从各种渠道听到北亚公司的进攻蛮密集，措施手段也多样有效，甚至还有不小的野心。

　　我不能和他们硬拼，我的“武器”没有他们先进，也没有足够多的“子弹”和“粮草”，我只能紧紧地和民工兄弟站在一起，利用民工的力量来斗争。于是我又以拖欠了民工工资，恐激发民工闹事为由，给省高院多个领导及承办人员发了几个紧急报告。

　　到了5月30日，省高院判决维持原判。当然，北亚公司组织的二审浩浩荡荡，绝不是我们几个紧急报告就能解决的，故事太多，很多上不了台面，就省略好了。

　　北亚公司诉格利公司的案子在市中院。这个案子，南山公司没有参与其中，也就不知详情。据说没有多少阻力就判决了，格利公司要赔偿北亚公司几百万元。

　　格利公司和北亚公司好像是达成了默契，搞轮流值班制：格利公司“战天斗地”时，北亚公司作壁上观；等到北亚公司风风火火时，格利公司又偃旗息鼓。

　　格利公司的偃旗息鼓完全可以理解。北亚公司和南山公司同时出手，针对的都是格利公司，具体说是格利大厦。格利大厦经过南山公司和北亚公司的口，恐怕骨头都没得剩了，反正是这个结局，随你们去玩。

　　弹（谭）棉花

　　虽然终审判决了，但要格利公司主动履行，几无可能——如果格利公司真有那些钱，格利大厦也不至于停工。

　　格利公司不主动履行，就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强制执行的标的物就只有尚未完工的格利大厦。

　　所谓的格利大厦，其实还只是一栋水泥构筑物，要达到居住使用条件，尚需一大笔资金，在当年银根紧缩、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有谁愿意拿出几千万来投资到一个前景不甚明了的项目？

　　这还不是最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还是北亚公司。北亚公司虽然上诉没有达到目的，但并没有放弃——他在积极申请再审，目的还是要推翻判决。对于北亚公司来说，推翻判决是必须的。虽然北亚公司赢得了与格利公司的官司，格利公司要赔偿几百万元，但格利公司的赔偿有个先后，即先南山公司，赔了南山公司，北亚公司可能就颗粒无收。

　　申请再审不同于上诉：上诉，法院必然受理，而申请再审，法院并不必然受理，中间多了一道审查程序，审查程序也没有时间限定。所以北亚公司必须争取时间——如果案子执行完了，再审便没有多少意义了。为争取时间，北亚公司一方面找领导延缓执行，另一方面主动找杨天余谈判，用谈判来争取时间。

　　其实，我和杨天余都知道北亚公司谈判的动机，也知道不可能有结果。杨天余现在已经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根本就不想谈，他只有一个要求——尽快执行到位。我坚持谈，谈判有什么关系呢？并不影响案件进程。

　　杨天余采纳了我的意见，又顺势将谈判的事全部交给我。

　　此时的我，已经不是刚接手这个案件时的那个懵懂律师，经过几年的磨练，我还是长进了不少。这得感谢杨天余。杨天余将案件交给我后，基本上只了解案件进程，其他的他基本不管。这样，我虽然工作量和压力陡增，但我的能力也陡涨。

　　来到谭广西的办公室，我便明显感觉有压力。谭广西是鏖战商海几十年的长者，还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办公室墙上挂着他和省委书记的合影，而我还只是一个刚三十的毛头小伙子。显然，这与谈判对手有些不搭调。

　　北亚公司出价是八百万元，理由是拿出八百万，杨天余至少还赚了五百万。我的要价是一千三百二十万元，依据是法院判决书。然后我们就是讨价还价，手一伸，五指张开，加价减价就是五十万。要一名律师作如此大的担当，太刺激了。

　　我们虚虚实实地谈了一轮又一轮，始终没有形成最终意见，但谈判桌以外的功课，双方都没有停止。

　　在这场谈判中，我学到了一个新词“弹（谭）棉花”。用这个词来形容这场谈判，实在是形象！

　　虎口夺食

　　一审判决后，杨天余不止一次对我说：“喻律师，今年无论如何都要执行回钱，否则过年肯定会被‘看牛’。”

　　一年之内要拿下一个案子的二审判决，还要将一个案件执行到位，时间很紧，更何况还有北亚公司“虎视眈眈”，这无疑是“虎口夺食”。

　　我明白，杨天余说的是实情，让民工等一年，还算民工耐性好。所以在谈判的同时，我一直以民工索要工资为由向法院打“悲情牌”，请求法院尽快执行，尽快将格利大厦拍卖变现。

　　北亚公司也是三手准备，这边谈判，那边却在积极申请再审，同时并没有忘记腾出一只手来阻止执行。

　　在谈判过程中，我终于用民工索要工资说服了承办法官，法官决定将格利大厦拍卖。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作出了格利大厦的评估报告。格利大厦建筑物被评估了一千三百余万元，土地被评估了六百八十九万元。为了快速变现，评估值显然偏低。

　　北亚公司的再审路不怎么顺利，其中有他们自身不足的原因，也有我方力量抵消的原因——我在强力推进执行的同时，也给他们一些阻力。北亚公司知道，如果格利大厦被拍卖了，他的再审路就会毫无意义。所以阻止格利大厦的拍卖，成了北亚公司迫在眉睫的大事。

　　这个案子好就好在拖欠的是民工工资。虽然法院惧怕领导，但更怕民工闹事。我将“民工工资”这一“悲情牌”打到极致，所以，虽然有些阻挠，拍卖之路走得摇摇晃晃，但终究还是走到了拍卖程序。这一回，我见识了“一个锤子，两块牌子”的营生。我一直认为律师是个赚钱的好职业，不要多少成本，接到业务即赚到钱，哪想还有一个比律师更赚钱的行当——拍卖，真的是“锤子一响，黄金万两”。《拍卖法》规定，拍卖成交后，拍卖公司可以从拍卖委托人和买受人处各收取不超过百分之五的佣金，而拍卖公司要做的工作仅仅是登一个拍卖公告，举行一场拍卖会。

　　拍卖公司将发布拍卖公告招商。招商本来是拍卖公司的事，律师完全可以不管，但我认为这也是与律师业务相关联的事，所以我也很愿意参与其中，可以说，格利大厦的招商是我和拍卖公司共同完成的。当年有能力拿出一两千万的人不多，我和拍卖公司冯总将长沙可能有钱的老板拨弄了半天，觉得只有某水鱼城的彭老板可以拿出一两千万。

　　找彭老板是对的，他确实有这个实力，而且也有购买意向。最终彭老板以一千四百万元成交。这个金额刚好是南山公司的案款加拍卖公司的佣金。

　　拍卖公司从接受拍卖委托到拍卖成交，总共不超过两个月，事情并没有做多少，就有一百多万元的拍卖佣金进账，真的让我羡慕嫉妒恨！

　　拍卖款进入法院的账户后，我便喜笑颜开，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可以分享胜利成果了。喜笑颜开的还有承办法官，因为这是当年法院执行回现金最多的案件。

　　拍卖款打到法院账上时已经是农历12月中旬，又是年关将至，一百多号民工盼望着这钱回家过年。但这钱还不能给南山公司。按照法院的规矩，必须等到格利大厦过户给彭老板以后，才能发放这笔拍卖款。

　　杨天余又急傻了眼，一方面，格利大厦的报建费还没交、规划还要调整，过户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另一方面，彭老板和拍卖公司还在扯纠纷，怕还有变故。而今年，民工再拿不到钱，杨天余这年无论如何都过不去——十有八九会被民工“看牛”。

　　又是民工工资起了作用。我以民工工资的名义拟写了一份报告，直接找到法院院长，在离过年只差三天时，院长特批将案款发放给南山公司。

　　我、杨天余、民工都过了一个好年。大年二十九杨天余办公室，又是黑压压的人群，但这次，尽是欢笑，尽是感激。我也满心欢喜，觉得这才是做律师的价值。我也当了一回民工，从杨天余处领了工钱，不过比一般民工还是多一些——我用一个康师傅方便面箱子装了一箱子现金抱回家。直到此时，我才有“虎口夺食”成功的感觉。

　　至此，格利公司出资，北亚公司出地，请南山公司来承建房屋，一场官司下来，出资的颗粒无收，出地的也寸土不见了。当时建筑界的人士都不怎么相信有这样的官司：只是打官司噻，又不是玩魔术，建设方的投入怎么会全部归基建老板呢？

　　期望值三百万元，拿回一千多万元，这个案例成了建筑行业的佳话。打官司能赚钱，颠覆了打官司只能止损的传统观念。很快，便有十多位基建老板找我打建筑方面的官司……

　　这个案子，我是赢家。我不但收获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一笔代理费，还学会了很多建筑方面的专业知识，特别是还获得了一个“大魔术师”的称呼，这个称呼中，不再有调侃，更多的是敬重。

　　当然最大的赢家还是杨天余。房地产、建筑市场经历了90年代中后期的萧条后，2001年又慢慢复苏。这个时候，劫后余生的基建老板手中的“余粮”并不多，而当时大大小小的基建工程都需要垫资，所以很多基建老板只能望工程兴叹。此时的杨天余意气风发，他手里有钱呀——几百万的现金。他一出手就承接了两个大项目，赚了个盆满钵满，成了南山公司的老大，后来杨天余便干脆将公司的股份买过来，自己成了董事长，南山公司便成了杨氏南山。朋友说，是我成就了杨氏南山，杨天余应当感激我。但我更感激杨天余，他是我在建筑领域的第一个老师；也是他，让我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其实我和杨天余之间后来还有很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