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吾同律师事务所
披荆斩棘实现委托目的是律师价值所在

长沙电业局电费案:一次展示律师风采的演出

发表时间:2020-04-25 18:19作者:喻国强

  (2011-08-28 08:27:47)


  分类:经典案例


  “针对本案的复杂性,我们对律师事务所和代理人进行了认真的筛选,选定之前对五家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并由五家律师事务所指定代理人对本案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然后出具法律建议书最后三家律师事务所由于没有把握胜诉而退出,一家对我方提出条件认为太苛刻,没有能力承办,最后选定律师事务所既出具了详细的法律意见书,代理人对本案其思路法官和湖南省电力公司、长沙电业局等相关领导均接受,且对我方提出的要求均接受,并且该律师事务所和代理人对民商案例有较好的业绩,最后选定湖南强盛律师事务所喻国强律师为本案我方代理人。”


  上述这段文字引自湖南省长沙电业局2005年11月22日给国家电网公司和湖南省电力公司的“关于湖南省长沙电业局与湖南省长沙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供用电合同纠纷案的情况汇报”


  案件的背景资料


  长沙电业局与矿业集团(前身为坝能公司、煤炭坝煤矿等)有着长期的供用电合同关系,约定俗成的电费结算方式是:月底供电方长沙电业局和用电方矿业集团工作人员同时对电表电量进行抄表,抄表后双方都不在对方抄表卡上签字确认,而是各自回单位计算出当月电费,矿业集团即将当月电费付出,长沙电业局收到电费后即开出相约税票。当时全国都是这种模式。


  上述结算方式,供用电双方月结月清没有问题,如果用电方拖欠电费时间太久,而用电方对供电方的抄表卡不认可麻烦就大了。


  自1987年开始,矿业集团就不能按时缴纳电费,并出现了拖欠,但有时又会多缴纳,比如有的年份,矿业集团即多缴纳电费一千多万元,但自1987年始致2004年,矿业集团自始至终拖欠电费,


  期间长沙电业局和矿业集团还是有过数次沟通,双方为此也达成过相关还款协议,但从来没有就所电费的具体数额进行对,也即从来没有确定一个具体的费金额。


  2004年,煤炭行业红火,但矿业集团还是拒绝归还所电费,长沙电业局于是提起诉讼。长沙电业局为了能将案件放在宁乡县人民法院审理,于是分时间段起诉,当时基层法院的受案的是300万元以内,中级法院是300万至3000万元,于是将1987年至1992年这一时间段所的2000多万元电费先起诉至长沙市中级法院,再由市中院交办给宁乡县人民法院。


  为是宁乡县法院揽案源,该案在宁乡县法院没有多少悬念长沙电业局即胜诉了。


  矿业集团不服宁乡县法院一审判决,上诉到长沙市中院,上诉理由主要有两点,一点是电量抄表卡是供电方单方抄表,没有用电方的确认,法确定用电方到底用了多少电;第二是,用电方每年每月在缴纳电费,所有缴纳的电费并没有特指哪一个月的,特别是有时还有多缴纳的情形,供用电是一个连续的延续至今的行为,所以本法确认1992年以前费有多少。


  市中院审理后认为矿业集团的上诉理由成立,拟驳回长沙电业局的诉讼请求。


  长沙电业局得到消息后,主管副局长指示找大牌律师,一定要赢。矿业集团在宁乡境内,所以找大牌律师的任务便落在了长沙电业局下属的宁乡电力局局长贺文斗和局长助理周建斌身上,据周建斌讲,他和贺找的第一位大牌律师便是天地人所的翟玉华,翟玉华收到相关材料看了两天后答复有困难,接不了。


  我也有幸成了电业局要找的大牌律师,我依据电业局提供的部分材料形成了一份法律意见书。


  在选定强晟所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这个小插曲长沙市电业局在给国家电网公司和湖南省电力公司关于该案的汇报材料中没有提到。


  我将法律意见书交给电业局的时间是2005年1月30日,但之后两个月没消息,后来才知道长沙电业局和湖南云天律师事务所签了委托代理合同。但在我放弃了该案时,宁乡电力局又主动找上门来,说是和云天所解除了该案的委托代理合同,长沙市电业局领导对我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个人业绩均满意,最后决定还是要我代理。但在谈委托代理合同时,宁乡电力局拿出与云天所签的那份合同,说这份合同是经湖南省电力公司审定的,除了乙方名称能改以外,合同内容一字都不能改,合同大意是:电业局委托强晟所收回矿业集团所电费本金约6700万元及相应的违约金;代理费为收回电费本金部分的8%,违约金部分的52%;电业局未经强晟所同意,不能单方放弃债权,放弃部分视为强晟所追回,要按8%、52%的准计算代理费等等。


  同时电业局又拿出一份补充协议,大意是代理费的支付方式是债权资金到帐后按比例支付,案件败诉后强晟所要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强晟所必须在2008年6月30前追回电费本金及不低于1500万元的电费违约金,不足部分强晟所应垫付等等,14条基本为强晟所量身定做(该补充协议是专门针对强晟所的,云天所未签)。


  我认为第一个协议还算公平,补充协议苛刻得有些离谱。但贺文斗、周建斌一再表明这是省电力公司、市电业局领导审定的,不能修改,要改,在履约过程中慢慢去改。于是在2005年5月8日双方签定了委托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但委托代理合同签定的时间写成了4月28日。


  交锋湖南省高院


  真正进入该案后,我便知道了其他律师同仁为什么不愿担任电业局代理人了。


  首先,该案实际上已经终审完毕,只是没下达终审判决而已,且判决结果已经明晰,即驳回长沙电业局的诉讼请求。客观的讲,矿业集团的上诉理由是成立的,长沙中院驳回长沙电业局的诉讼请求也是正确的。所以该案一旦被长沙中院判决后,再进入抗诉、申诉再审的程序都相当困难,即使进入了抗诉、申诉再审的程序,但要推翻长沙中院的判决也可能。可以说该案已经进入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其次:要弄清矿业集团到底了长沙电业局多少电费真非易事。第一,用电量抄表流程上的缺陷让电业局在本案最基础、最原始的证据上存在瑕疵,诉讼后,矿业集团一直抓住该点不放,坚持电业局提供的抄表卡系电业局单方抄表、没有用电方的签字确认而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不具备证明力。第二,电业局自身管理上的缺陷也让电业局丧失了对第一点所述缺陷的补救,电业局每个月抄电表后,如果计算出的电费能让矿业集团财务签收确认,也是一种补救,但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一次签收,更没有一次确认;或者没有签收确认,如果电业局每个月都将矿业集团的电费都开具税票并送达给了矿业集团,只要矿业集团没有对税票当时没提出异议,法庭上也可认定税票上的金额为电费金额,可惜,电业局给矿业集团开的税票并不齐全,更要命的是,矿业集团拖电费,开出的税票也有一部分没有给矿业集团,当时清点电业局尚保存了矿业集团的税票有一个多亿。第三、从拖第一笔电费至诉讼时已历时17年,17年中电价调增、调减、免除等等变动有三四百次,且一天都至少有峰时、波时、平时、谷时四个电价。用来计算电费的凭证,满了整整一个房子。


  再次:在打官司方面,矿业集团是老运动员了,其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在宁乡法院据说就有五六十件,但少有执行到位的,为矿业集团属于特困国企,法院一执行,矿业集团职工就上访吵事,要挟法院、政府等,特别要命的是矿业集团的开户银行在其矿区内,法院去冻帐,必定遭围攻,人都出不来。而电业局给出的代理条件之一是:代理费是要案款执行到位才有,并且所有办案费用都要自己承担,甚至连电业局自己要承担的费用都要我们垫付。


  多年以后,了解该案案情和代理条件的同行都惊叹当年我的"勇敢"。


  人们都认为,律师是个自由职业,但我认为,律师职业的自由是相对的、有限度的,律师只有接不接受委托的自由,而一旦接受了委托,受人之托,人之事,这是对律师的起要求。律师的受人之托,往往不是一般之托,就拿该案来说,贺文斗局长就多次表示了如果败诉,他那个宁乡电力局局长就当不成了,所以托于律师身上的,有时不单单是财产关系,往往还有个人前程,公司兴衰发展甚至是个人、公司的命运,这也就要求律师之,不能只是狼狗看家护院之,往往还要有如猛虎雄狮般的帮委托人去搏击猎杀对手,争抢食物地盘,这是一次将律师的智慧、耐力、气势、毅力、经验集中的展示的过程。接受委托后,律师还有什么自由呢!只有冲冲冲、杀杀杀,困难?还谈什么困难?见招拆招吧!


  案件已经是山穷水尽了,长沙市中院再往前走一小步,强晟所接受电业局的委托只能草草收场了。转机,转机,必须要获得转机。


  转机来自我和长沙电业局的共同努力:首先是我对案件的细致分析,我认为矿业集团提出的两点上诉理由疑是正确的,不解决那两个问题,长沙电业局的诉讼主始终是法获得支持的,而这两个问题,在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都是法获得解决的,只有一审程序才有更大的空间,更多的诉讼权力,更多的诉讼自由。


  要求长沙中院判决长沙电业局胜诉,已可能,当然即使判了,在再审程序中仍然可能被推翻,强行判决的结果只能是翻来复去,徒然增诉讼成本而已,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但请求长沙中院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这还是不难的,为发回重审的理由还是存在的。此我建议长沙电业局想办法将该案发回宁乡法院重新审理。


  案件很快就被发回宁乡法院重审了,发回重审的工作是由长沙电业局完成的,发回重审的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虽然我在法律意见书中重点分析了该案应有的走向,长沙电业局也接受该案最好不要由长沙地区法院来受理的观点,但当我提出将该案从宁乡法院撤诉,全部推倒重来时,负责与我对接联系此案的贺文斗、周建斌都觉得决策重大,要请示上级。也有好心人提醒我,要我考虑,如果按我的思路走不通的后果。


  刚愎自用是做律师的大敌,但缺乏自信,也做不好律师,我相信我的分析判断思路都是正确的,为增强长沙电业局的信心,我还告诉他们,代理案件,我的最大擅长的就是布局。


  如果认为写代理词、庭审等等具体工作是“将”之所为,那布局定思路就是“帅”之所为了,应该说代理案件案件,“帅”的工作比“将”的工作重要多了。


  在反复问了我撤诉重来的思路对不对?有不有信心?这一些聊的问题后,长沙电业局在2005年5月17日撤回了对矿业集团的起诉,至此长沙电业局与矿业集团在近身肉搏近一年后,由于长沙电业局的退出,未到终点,又回起点,战场赢来了短暂的平静。


  战场的平静,往往都是一种假像,双方都在利用短暂的平静调兵遣将、排兵布阵,那种听不到磨刀霍霍之声、相信战年已经结束的人,只能说他天真。


  我还在说服我的委托人,告诉他们,该案必须将所有费一并起诉,一审省高院,二审最高院,执行由省高院指定长沙地区以外的法院,尽可能排除矿业集团制的人为干扰。幸亏有那份法律意见书作先行,我的这些思路长沙电业局很快就予以认可。


  所有费一并起诉解决了矿业集团提出的每一笔电费款并没有对应哪个月的电费的问题,但抄表卡的真实性问题并没解决,而这个问题涉及到矿业集团到底用了多少电?该缴多少电费?可以说这个问题才是案件的关键所在。


  而就是这一个小小的疏漏,周建斌告诉我,在全国成了一个508个亿电费收不回的大窟窿,且类似的诉讼全国有好多起,均法逾越电量抄表卡没有用电方签字认证的瑕疵,而导致电业系统败诉。


  作为案件被告的矿业集团,更是严阵以待,单从他们的诉讼参与人员就可见一斑,两个律师组成的律师团,这两个律师何许人也?一个是法律精英袁XX律师,另一位罗XX律师是从电力系统走出去的,此君曾经是电力系统的一名中层业务骨干,而矿业集团直接现场一线指挥的是集团总经理黄唤果,专职对口配合诉讼、协调关系的是法务部李主任。


  显然矿业集团已经深悟了他们手中有一杀手锏,所以第一次庭审,矿业集团出庭人员即轻松的抛出"我们不们的电费,我们的电费已经全部交清"的观点。


  在这一场对方防守严密,火力凶猛且我方本身处于劣势的搏杀中,必须要找到突。


  司法鉴定,通过法院委托中立的第三方对1987年以来的用电量,电费进行鉴定。这做,有两个作用,第一、让有资职的中立的笫三方做出一个结论,比电业局单方拿出瑕疵很多的数据应当更有说服力;


  第二、司法鉴定同时也是一场心理战,按照谁主,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原则,被告往往有更大的空间,更多的主动。本案中作为被告的矿业集团在知晓电业局的证据存在瑕疵后,即稳坐钓鱼台,对电业局提供的证据横挑鼻子竖挑眼,对电业局陈述的事实,能不认的就不认,在提交证据方面,尽可能少提交,有的证据明明知道他们有,但就是不提交,目的很明显,只要事实查不清,矿业集团就赢了。但进入司法鉴定后,矿业集团稳坐钓鱼台的心理即被打,原想不配合,让案件查不清,但现在司法鉴定,不配合即意味着在放弃取利,如果一个不利于矿业集团的司法鉴定结论被法院采信,谁来担这个责任,委托代理人肯定不敢。


  在司法鉴定机构一次又一次发函限时要求提供资料、解释问题后,矿业集团不得不配合司法鉴定。


  司法鉴定是个非常艰辛的过程,说他艰辛,主要是工作量大,要鉴定必须将原始凭证找出,近二十年的财务凭证,宁乡电力局放了满满一屋子,而一本一百多页的凭证,有用的往往只有一页。而最难的就是电价,近二十年国家对电价的调整、对工业企业电费的减免就达三四百次,甚至连一天,电价都有峰时、波时、平时、谷时之分。所以工作量之巨,可想而知。而司法鉴定机构湖南省物价认证中心总共才七个人,抽出三个人来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他们了解情况后得出的结论是:完成鉴定起要一年。


  案件肯定不能拖一年,于是我建议鉴定机构找外援,增人手,强晟所,电业局也协助完成一些基础工作,鉴定硬是在一个多月内完成了。


  湖南省高院规定司法鉴定按鉴定的的1%收取鉴定费,本案计算出的电费和滞纳金应当在10亿以上,如果按省高院的准收费,应收鉴定费在1000万元以上,我找了鉴定机构,要求少收鉴定费,经多次协商,湖南省物价认证中心同意只收300万元。电业局却只同意出150万元,另一半要强晟所垫付,强晟所同意,为此双方还专门签了一补充协议,内容是:双方确认该案有做司法鉴定的必要性;鉴定费预计要收300万元;电业局只出150万元,该150万元由强晟所以借支的方式包干使用,对借支的150万元,强晟所拿价值300多万元的房产担保,如果案件败诉,该费用由强晟所承担,该费用在执行终结时结算等等。


  在湖南省高院司法技术室委托湖南省价认证中心时,我又要求减少收费,湖南省价认证中心又同意少收20万元,省高院与价认证中心签订的委托鉴定合同上的鉴定费便是280万元。鉴定之初湖南省价认证中心要求支付50万元,鉴定完成后,我又找多方面关系做价认证中心的工作,要求其少收鉴定费,最终价认证中心同意只收取50万元。


  在司法鉴定的这一个多月里,我还做了一件事:恶补电力方面的专业知识。第一次开庭后,电力局对我的评价是:喻律师法律方面还可以,但电力专业知识比罗XX律师差。


  确实刚接触案件时,我一头雾水,有功反转、功反转、失衡、失压、功率、倍率等等,我都弄不明白。第一次庭审后,我便找了电业局的两位工程师当老师,四本《电力营销》当教材,每晚学三个小时,对电力方面的专业知识基本弄清,第二次庭审时,罗XX律师便基本没有多少发言了。


  司法鉴定对于查清本案事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为了能办成铁案,我还找了大量证据,最后该案案卷之多,按承办法官的说法:创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一个记录,案件归档时订了二十八本案卷,每本200页左右。强晟所订了三十九本,每本200页以上,这些案卷材料绝大部分是我方提交的证据材料及我写的各种各的材料。


  虽然将能够搜集到的证据材料到提交了法庭,但承办法官有不有时间看?看不看得明白?这让我煞费苦心:


  首先,在第二次庭审前,我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两万多字的代理意见书,说他是"书",是为这不是一份一般的代理意见,这份代理意见书他包含了代理词、适用的政策法规,还有专用名词、术语的解释等等,并且为了整洁美观、便于阅读,我还将其装订成册,做了十多本,给合议庭成员一人送一本。可以说,只要认真看完我提交的代理意见书,案情基本能弄清,电业局的诉讼主也能得到支持。


  接着我又考虑本案涉及的事实多而复杂,之还涉及太多的电力专业知识,法官都很忙,不一定有时间,也不一定能看懂我提交的代理意见书,所以第二次庭审后,我又将庭审过程中涉及的焦点问题、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比较复杂难于理解的问题及对案件起关键作用的问题,我一个一个将其阐述解析,每次只涉及一个问题,文字材料1000字左右,写好后即送交合议庭成员人手一份。


  最后一招就是乎天天下午跑到承办法官办公室(上午一般要开庭、开会),只要承办法官有时间,心情不那么糟,就和他讨论案件。办这个案前,我并不认识承办法官,也不知道是我的认真诚垦打动了承办法官,还是承办法官责任心使然,反正我觉得和承办法官的沟通是很通畅的,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能和承办法官沟通一两小时,时间久了也会谈谈历史政治之类的。这种沟通是很融恰的,也是很有成效的,承办法官基本上都认同了我们的诉讼主,同时对曾经的体育老师,现在既懂法律又懂电力专业知识的我很是认同。


  第二次庭审,谁赢谁输,基本已见端倪。第二次庭审后不久,有个朋友告诉我,宁乡法院某法官在和矿业集团某领导谈及该案情况时,矿业集团某领导轻描淡写的说:"还不是拿点钱去搞定电业局的律师"。果然,没多久,一业内人士找到我,说给1000万元给我,要我让电业局败诉。我拒绝。又过天,该业内人士又找到我说,给2000万元,现金,随在什么地方交给我都行。我说这是给我一付手拷,严拒。


  这事后来电业局不知怎么知道了,对我更是敬重,成为美谈。


  一审,我紧忙碌了五个月,回报就是(2005)湘高法民二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判决矿业集团应支付长沙电业局电费本金6757余万元,滞纳金6800万元。长沙电业局的诉讼主基本上得到支持。该代理第一阶段的战略目的全部实现。


  决战最高院


  我从从事律师这一职业的第一天开始,就有能去最高院开庭的梦想,做律师时间久了,发现这一梦想是大多数律师的梦想,但能实现这一梦想的律师并不多,全国可能也就千人,而且这些人大多在北京。能从基层法院做业务一直做到最高院,也算是律师生涯的大满贯了。


  到最高院去开次庭的梦想,在期待与不情愿中来了,矿业集团不服湖南省高院的一审判决,上诉到了最高人民法院。


  案卷材料太多,上又年底事情相对较多,省高院整理材料订卷就花了个月,真正将案卷移送最高院,已经是次年三月份的事了。但在这段时间电业局和矿业集团都并没消停,上演了一场场真正的暗战。


  一审判决下来没多久,我就听说矿业集团调整了战略部署,换了律师,新请的唐XX律师原是湖南省检察院的常务副检察长,此君据说是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原局长、常务副局长一起开办律师事务所,而2005年前后又正是法院系统的多事之秋,光湖南省高级法院被检察院侦查入狱的就有二十多位。所以矿业集团的战略意图就不言自明了。


  长沙电业局在一审没有判决之前就通过湖南省电力公司向国家电网公司汇报了此案,一审判决后,这种请示汇报更密切,长沙电业局希冀国家电网能在最高院找法官或领导,但国家电网公司负责此项工作的法规处刘处长,和最高院民二庭也不熟悉,也找不到能直接影响最高院民二庭的领导。在谈到矿业集团一直在北京四处活动时,刘处长对湖南省电力公司、长沙电业局说"们也可以在北京找能影响最高院的律师。"


  于是贺文斗、周建斌即在北京找能影响最高院民二庭的律师,但这律师并不好找,北京的大牌律师,要见面都难,上人生地不熟,怎么知道他大牌,怎么知道他能影响最高院民二庭?最要命的是找的个北京律师基本上都是没有现银不干活的,且要价都不低,少的680万元(诉讼的的5%),高的2000万元(诉讼的15%),即使风险代理,也要将资金先转入律师事务所帐户。


  一方面是省电力公司、市电业局领导多次决心坚定的表态——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打赢这场官司;另一方面是北京律师一定要将代理费先打到律师事务所帐户的底线,承办此事的宁乡电力局为难了,于是贺文斗又找我,要强晟所将该责任承揽下来,并提出由强晟所向电业局分次借支680万元,该借支款在执行终结结算时从强晟所代理费中扣除等等。


  强晟所考虑和委托人的良好合作,上对该案二审胜诉还是蛮有信心,于是同意了其要求,于是双方于2006年3月8日又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


  说实话,做律师十年,连最高院的门朝哪方向开我都不知道,更别说认识最高院的法官、领导。上诉案卷送到最高院前,我已经三四次徘徊在最高院大门前,希望和最高院尽可能走近,获得解决案件的灵感,甚至这年的春节我都带着儿子在北京过,就住在离最高院很近的东交民巷宾馆,我带了一个行李箱,其中大半箱是案卷。这个春节我在北京呆了整整十天,期间也会带儿子去游玩,但更多的时间在考虑案件中的每一个问题,说理是不是充分?怎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去告诉法官?设想对方怎么出招,我方怎么应对?找一些可能扯得上的关系了解最高院审案的一些情况等等。


  3月21日,省高院将案卷移送到最高院,最高院受案,正在猜测什么时候可能开庭时(为多个人告诉我,最高院节奏很慢,立案后半年、一年开庭是常事,案件拖上三四年也不鲜见),3月26日,最高院民二庭书记员电话开庭时间是3月31日上午9:30分。


  庄严的国徵下是干净整结的审判庭,法官都着法袍,表情严肃庄重,审判长是王洪光,主审法官王涛,审判员雷继洪,我一个都不认识。与以前参民事审判不同的是,在审判长对面的大门边坐了一位威严的法警(在高院、中院、基层法院庭审除了刑事案件有法警参与庭审外,其他案件特别是民事案件庭审一般都没法警参)。


  与矿业集团的庭审参人员相比,我们这方就显得非常孤独了,我方坐在庭上的就是我一个人,旁听席上就周建斌一个人。而对方唐XX带着助手坐在上诉人席位上,旁听席上坐了五六个人,包括矿业集团总经理黄唤果、一审参与律师袁XX等人。


  轮到我发言时,我首先声明"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我普通话讲得不太好,等会我发表意见时如果您没听明白,您可随时打断我的发言问明白,这关乎礼貌"。审判长说"好,慢点讲就行"。


  态度诚垦不代表我就是羔羊,一开始,我就对对方出庭人员提出异议,唐XX的助手没有矿业集团的授权而不应坐在上诉人席位,唐虽极力解释这位是他助手,只帮他找资料作记录,不发言,但审判长还是要其离席,一开始就让唐很尴尬。在庭上,面对对方咄咄逼人的攻势,我应对自如,说理清晰,滴水不漏,未给对方半点可乘之机。在我的严密防守以及主动进攻下,唐对案情和民事审判程序不是太熟悉,有点手忙脚乱,力不从心,坐在旁听席上的黄唤果、袁律师便来答问,我便又举手抗议……。


  庭审持续了2个半小时,矿业集团从开始的:没电业局电费,到后来,承认了电费,只是不知了多少?再到后来,我们是了那么多电费,只是没钱还。可以说最高院开庭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和矿业集团一起走出法庭时,黄唤果说"我们这官司要是输了,就输在喻律师身上了"。


  庭审虽然对电业局有利,但我还是丝毫不敢慢,我知道,让一个法官在短短的两个半小时的庭审中掌握该案案情是不可能的,对供用电方面的专业知识,法官应当难以理解,于是从4月初到10月初,整整半年时间我在北京呆了100多天,有一个月我往返长沙北京十次。过不了两天,我就给承办法官送份材料,他忙时,放下材料走人,他闲时,和他聊聊案子,后来也聊到了马王古尸、凤凰、家界等……。


  法官讲,案件10月份要判下来,但法院还未判,矿业集团即撤诉了,撤诉的好处是能退一半的诉讼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7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矿业集团撤回上诉,原判决生效。


  至此,长沙电业局诉矿业集团的供用电合同纷案以长沙电业局完胜而告终,通过该案,长沙电业局获得法院确认的债权13570余万元。特别让湖南省电力公司、长沙电业局自豪的是,通过该案,为全国电业系统类似的508亿电费的收回作了有益探索和示范。


  为了该案,强晟所所有律师和工作人员都参与其中,我一年半的时间乎全倾注其中,写了十万字的上百份材料。该案:赢的赢得光明磊落,输的输得心服囗服。


  我星期一收到该案的裁定书,星期四上午就接到湖南省煤炭工业局的一个电话,要我下午去煤炭工业局一趟,我有点纳闷,心想难道儿子输了官司,老子还想来教训我?去就去,我又没做亏心事。下午三点,我准点赶到,结果大出我所料,煤炭工业局想聘我为代理人,代理他们的一起的千万元的官司。我奇怪他们怎么找到我的,他们说是矿业集团领导推荐的,推荐理由是"喻律师能力和人品没得挑的"。


  执行


  终审裁定生效后,矿业集团于2006年12月份主动履行了159万元便再无音讯,长沙电业局于2007年3月份向湖南省高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申请强制执行13570万元案款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省高院将该案交办给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益阳中院又交办给南县法院。南县法院高度重视,执行局局长曹晖、副局长梁纲亲自担纲执行承办人,主管执行的副院长汤厉宁直接指挥。


  对于该案的强制执行,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可以说从一接受委托开始,我便在为强制执行做准备。


  接案之初,我就认为该案执行难度会相当大,于是我为执行做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准备:


  1、为尽可能的避免来自地方党委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压力,我将该案一审放在省高院,执行时将该案指定到长沙市以外的法院来执行。


  2、考虑审理过程中的工作量已经相当巨大,加之对矿业集团情况我不是很熟悉,所以我采取合作的方式,找合作伙伴寻找矿业集团的财产线索。


  3、财产保全,立案同时,长沙电业局即提出了财产保全申请,为避免激化矛盾,防止矿业集团职工借机闹事,我确立了两个原则,一只保全财产不冻结现金,二只保全宁乡范围以外的财产,宁乡以内特别是矿业集团所在地的财产不保全,避免将来处置时麻烦。


  通过与合作伙伴良好的合作,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前,矿业集团已经被冻结了六七千万元的财产,我还掌握了矿业集团四五十条价值2个多亿的财产线索。可以说,已经将矿业集团在宁乡范围以外的资产找得差不多了。在找寻这些财产线索的过程中,可圈可点的事情实在太多,特别有意思的是发现矿业集团位于星沙土桥村的一块30亩的工业用地。


  我是去宁乡税务局见一个朋友时,无意中见到放在他办公桌上的一张矿业集团的税务报表,我留意报表上无形资产栏目内有一个数字是2000万元。做律师多年,对财务还是比较了解,知道在会计上土地是放在无形资产栏目,直觉告诉我这2000万对应的是土地,但税务报表除了一个无形资产2000万的数据以外再无其它线索,我去长沙市国土局、宁乡县国土局查询,也无发现。


  矿业集团还有一笔价值2000万元的无形资产,这个信息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我一直在苦苦寻找我直觉中的这块土地,后来有个偶然的机会,有人提到他的一个朋友的公司一一众立房地产公司在和矿业集团搞开发,矿业集团新路村的项目就是他的朋友出资开发的,作为回报,就是矿业集团的一块土地,但他也不知该土地在什么地方。


  我想他们之间肯定签了合同,在省工商局,我想办法查到了矿业集团的内档,在内档中果然有矿业集团和众立房产公司签的合同,合同中提到的地块是位于星沙镇土桥村的一块土地。于是这块土地很快就被法院冻结。


  我一直认为,只要没有外界干扰,该案执行到位应当问题不大。


  4月初,执行通知书送达给被执行人矿业集团后,矿业集团还是蛮重视,派出了副总龚群康和南县法院接洽,龚副总在法院组织的协调会上叫苦不迭,大讲其困难,就是不谈怎样履行判决书所判的还款义务,甚至还多次说其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有多少件,都执行不了等等,其意自明。


  面对一个强势而困难的国企,面对一个执行标的达一个多亿的执行案件,南县法院表现出了过多的慎重,协调会开了一次又一次,还款期限、还款方案定了一回又一回,在这一时期我担任了湖南金环进出囗总公司(正厅级)破产清算组组长,这次一并破产的企业有40家,全部由强晟组织完成,我基本上天天都在清算组上班,所以实在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主导该执行案,就完全按照法院的意思一次又一次的和矿业集团沟通协调,到了七月份,还是没有任何进展,期间,因为急躁等多种原因,我和龚群康争吵了好多回。


  一审时,除周建斌全程协助外,电业局上下都关注该案;二审远征北京时,便比较孤独了,只有周建斌偶尔会陪同;二审终结后该案已经不关乎谁的乌纱帽了,便再也没有领导过问了,连周建斌都到海鑫公司当总经理去了,在将我起草的执行申请书、授权委托书等盖章后,也明确表示不过问此事。而长沙电业局新换的领导我又不认识,不便贸然去找。


  南县法院很是奇怪,觉得作为执行申请人的长沙电业局为什么从来不见面,就一个委托人在跑上跑下。南县法院在跑长沙四五次后,终于将这个问题向我提出来了,我也觉得这样不好,长沙电业局可以冷淡我,但不要冷淡法院了,何况执行案压在我手里也好几个月了,不汇报,要是将来执行没有结果,肯定会要迁怒于我,怪我工作不认真不负责的。于是我找了一位和长沙电业局走得近的朋友,想通过他找长沙电业局的班子成员汇报执行的情况,并接待一次执行法官,但遭拒,理由是没人愿沾这个麻烦事。后来我这位朋友又告诉我电业局领导都不相信能从矿业集团执行到案款,矿业集团太强势了,电业局这么多年都拿他没办法。案子胜诉后,已经不关乎谁的乌纱帽,电业局已经无所谓了。


  我没办法只好请周建斌接待南县法院一次,见面时我介绍这是电业局周局长。


  到了8月份,协调会开了七八次,都没有效果,此时虽然金环进出囗总公司破产清算已经完成,但自5月份起我又在株洲担任株洲大富豪有限公司解散清算组组长,经营了当年株洲最高档的宾馆一一大富豪公司旗下的国宾酒店,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要用在公司清算和酒店经营上。虽然长沙电业局不当一回事,但我不能不当成一回事,这个时候我终于坐不住了,我想一定要想办法,不然协商一年还是协商,不会有任何结果,我必须让南县法院明白,对付矿业集团不能温文尔雅,一定要动真格,所谓不见棺材不掉泪。


  其实我知道矿业集团为阻碍执行的威胁之词更多的限于囗头,职工才不会那么关心公司的事呢!只要远离矿业集团驻地来执行,我想矿业集团职工并不会闹事。我数次找南县法院如是做工作,并建议南县法院先将冻结的标的物中选一个价值最小的、也最容易处置的来拍卖,在处置过程中看矿业集团反应的程度。


  南县法院接受了我的观点,同意将矿业集团位于韶山路长岭的一处房产拍卖。当拍卖依程序进行时,并没有受到矿业集团事前所宣扬的那种阻力,矿业集团看到法院动真格,还只有乖乖配合,尽可能卖一个较高的价钱。


  第一单处置成功了,经过评估拍卖了韶山路长岭房产,收了189万元,还比较平稳。于是我乘胜追击,立马要求法院处理矿业集团位于中南汽车世界旁的一块土地,该地块30亩,是块工业用地,长沙县国土局评定的基准地价是690万元,23万元每亩,通过中介机构评定的市场价为32万元每亩,总价960万元。


  处理该块土地,矿业集团反映比较强烈,因矿业集团已经拿该土地与一公司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如果土地被处置,矿业集团即违约。于是矿业集团尽可能的设置障碍,试图让处理不能成功。矿业集团设置的障碍之一,便是要求将该地块卖到2000万元。在当时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矿业集团已经明白,对付南县法院这辆滚滚而来的步兵战车,一味的阻挡只能是粉身碎骨。所以他们抛出了2000万元的价格,希望南县法院知难而退。


  在协调会上我和矿业集团的关系处理融洽了很多,我想,通过诉讼和韶山路房产的处置,矿业集团对我已经敬而畏之了。在土地处理上,我一方面继续坚持我硬朗的风格,代表电业局坚决要求处置土地,让矿业集团相信,土地被处置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处置的方式上,却尽可能为矿业集团着想。


  我参加了多次拍卖,也代表拍卖公司与竞买人打过官司,还代表竞买人与拍卖公司打过官司,甚至还代一朋友打理过一家拍卖公司,所以对拍卖中的道道,我是比较清楚的,我告诉矿业集团,该土地如果进入拍卖,很有可能因招商不到位或被串通围拍而卖不起价,而且拍卖的佣金也比较高。克服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自己招商,自己找买家,变卖。同时告诉矿业集团,如果相信我,我可以为主来操作。


  我的这些观点主张被矿业集团接受还是费了些周折,现在矿业集团负责这块事务的领导由龚群康换成了另一副总邓建长,虽然邓总脾气要比龚总好些,我和他只争不吵,他也认同我的能力和人品,也相信我希望把土地尽可能高卖。但我们毕竟是对手,要我来经手处理他们的土地毕竟不放心。同时作为被执行人,矿业集团从内心其实是不想这块地被执行的。不排除有能拖就拖的心理。


  南县法院在尝试了无惊无险处置韶山路房产后,明显放开了很多。他们还是多次招集执行当事人双方协商,但其应走的法律程序,却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拍卖土地的工作步步推进到南县法院选定了拍卖公司时,矿业集团终于同意由我招商变卖,只不过底价还是一个当时认为根本可能的2000万元。


  南县法院对当事人的举措还是表示了支持。


  我想到的第一个招商对象是长沙电业局,长沙电业局旗下的星电集团看了地块后给出的价格是6一700万元。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招商真是一场有意思的心理大战,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在没有登任何广告的情况下接触了30余位意向者,每天有听不完的电话,喝不尽的茶,前面讲过我这段时间在株洲担任大富豪公司解散清算组组长、并经营管理了国宾酒店,所以基本上是白天在株洲宾馆,晚上在长沙宾馆。30余位意向者可谓形形色色,有实力又有诚意的不多,但一见面就给我许诺的不少,而且个个大方。


  经过百余场茶局后,剩下的既有实力,又有诚意的只有三家了,智鑫君吉、荣鑫、猎鹰房产。智鑫君吉是开发中南汽车世界的公司旗下的公司,我分析,他是最迫切拿下这块地的公司,因为中南汽车世界方方正正的一块地,四只角智鑫君吉公司占据了三个角,但偏偏这三个角都临高速公路,而该地块正好是位于中南汽车世界不临高速公路的那只角,而且规划中这个角正好是两条城市主干道相交点。所以智鑫君吉岂有不拿下之理。另一家荣鑫公司,在邵阳做得红红火火,挺进长沙第一单,肯定志在必得,谁怕谁。再一家猎鹰房产,背景是涉外经济学院,这次是涉外经济学院涉足房产的第一单,同样是志在必得。


  在百十轮茶水过程中,我已经将该地块价格从1000万喝到了2220万元。这个价格是荣鑫公司出的。最为难得的是所有竞买者都不知道其他买家,这方面的信息全部被我锁死,连南县法院和矿业集团都只知道智鑫君吉公司在竞价(已经找矿业集团几年了,一直想得到该地块),并不知道其他竞价公司的名称,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能避免串通定价。


  随着出价的攀升,南县法院主持的协调会越来越和谐,从又争又吵,到只争不吵,到不争不吵,再到轮流请吃工作餐,我似乎成了矿业集团代理人。


  2220万元,当矿业集团和南县法院都满面春风时,我又适时的提出竞卖,南县法院和矿业集团都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解释说:不通过拍卖公司,就我们自己找几家公司,在我们设定的条件下竞拍,价高者得,类似于拍卖。


  这次,矿业集团没有犹豫就同意了,倒是南县法院,因为这种情况此前没遇到过,研究了几次,还有不同意见。我便向南县法院提出,你只当这是当事人的协商转让,在竞买会上,南县法院只是监证方。这么一说,南县法院就接受了,同意了。


  讲是讲电业局和矿业集团共同来完成竞卖,实际上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完成,竞买规则是我起草的,竞买程序是我设计的,竞买人是我找的,竞买场地、竞买工作人员都是我定的。矿业集团派了一办公室副主任支持我的工作。


  竞买规则是:矿业集团的该块土地向社会公开转让,转让的方式是类似于拍卖的竞买;意向竞买人参加竞买须支付1000万元保证金;该保证金直接转入强晟所帐户,该帐户由南县法院冻结。保证金在竞买会完后,未成交即退,成交了抵成交款,违约则抵违约金。土地转让合同只留下成交价款不填,其他都约定好,竞买会前交各竞买人阅读认可,竞买会前矿业集团在土地出让合同的土地出让方盖章,而竞买人参加竞买必须将合同章交竞买会主持人保管,竞买成交后,竞买主持人可以直接盖章等等。


  为了能给竞买人造成悬念,抬高竞价。特意将矿业集团的上级湘煤集团也请来,湘煤集团做一暗标,只报一囗价,湘煤集团的报价在竞买会前即报出,密封,在竞买会上当众交给主持人。当其他竞买人竞买报价完成后,当众拆开湘煤集团报价,如果最高报价低于或等于湘煤集团报价,该土地都转让给湘煤集团。


  竞买的时间定在11月8日,11月7日的工作午餐上,大家都在梦想明天的竞买能竞出个3000万元来,邓建长还当场表态,要是能卖出3000万元,他请所有在场人员去美国玩一次。


  11月8日9时8分,同天酒店10楼会议室,竞买会正式开始,参加竞买的有智鑫君吉、荣鑫、猎鹰、湘煤集团四家,湘煤集团是暗标,主持竞卖的是我和矿业集团的一位办公室副主任张坤,南县法院作为监证方参与了该竞买会。


  竞买底价就是2220万元,9时28分拿一号牌的猎鹰公司喊出了第一囗价2400万元,其他两家公司紧紧跟上,竞买规则规定竞买加价只要不少于10万元就行,但猎鹰公司的加价副度总在50万以上,所以不到14轮出价,土地价格已经突破3000万元了,在场便有很多人朝邓建长挤眉弄眼,比划比划,邓建长笑得像个弥勒佛。


  竞买规则设计中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就是每一轮出价容许有15分钟的考虑时间,所以上午竞买没有完成,中餐,我安排了盒饭,30余盒,边吃边竞价,大家都不离场。


  竞价到3800万元以上时,连矿业集团都有些坐不住了,觉得这些竞拍人疯了,这只是一块30亩的工业用地,已经超出了市场价好多倍了,而这些人竞买的欲望似乎热来越强烈。


  14时27分,持2号牌的智鑫君吉报出了4528万元后,再无人举牌。拆封湘煤集团的暗标,2221万元,土地由智鑫君吉竞得。


  那天,我是整个会场的核心,在竞卖成交后,荣鑫公司刘总当着几十个人面大声说"喻律师你还做什么律师佬,你就是一营销高手,策划大师!"在握手送别刘总时,刘总还很真诚的说:喻总,你不做律师可能有更广阔的天地。


  竞卖应当说是相当成功的,一块30亩的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只有690万元,市场价只有960万元,通过前期的边招商边抬价,还没正式竞买就将价格抬至2220万元,通过竞买会,一下又将其抬高至4528万元,合151万元每亩,这在2007年,是个想都不敢想的价格。


  无论是南县法院,还是矿业集团,还是其他的知情人员,无不认同我的竞买设计,对我招商、谈判、组织竞买等能力无不赞赏,都认为,如果不通过我所设计的这些途径、不是由我来操作,很有可能一半的价格都卖不到。


  南县法院说,4528万元,应当是当年湖南省法院系统执行现金最大的一笔,也是南县法院建院以来执行回来最大的一笔执行款。南县法院还说,在执行模式上,这绝对是个创举。


  和矿业集团的关系,已经是完全的朋友关系了,邓建长多次电话要我去煤炭坝镇,他要陪我去体验四百米深井挖煤的感觉(之前我表露过对地下四百米的强烈好奇);后来还隐晦的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其公司的法律顾问;更有甚者,是矿业集团的邹海龙处长专程到我办公室来了几次,想委托我卖掉矿业集团位于长沙市新路村的房产;最有意思的是龚群康,龚副总,一年后自己有一经济纠纷,自己不敢来找我,通过我学生找到我,说律师中他只相信我,一定要我代理。我还真接受了他的委托,代理了他一桩官司,这是后话。


  而于电业局,在该土地未卖之前,没有一个人出面来理睬该案,执行了4000多万元后,关注的人明显增加,听说省电力公司还派记者去宁乡电力局采访,还给相关人员评奖,奖励宁乡电力局几十万元;长沙电业局还在筹备庆功会;宁乡电力局局长寻文革在总结2007年工作成绩时说了两点,第一、宁乡电力局20年来第一次实现了新欠电费陈欠电费双结零。第二、今年一年10余件官司全部胜诉,宁乡电业局一年无赔偿。有人开玩笑,这都与喻律师分不开,没有喻律师,矿业集团的陈欠新欠都归还不了,而10余件官司全部是强晟所代理的。


  但当强晟所还踌躇满志再立新功时,电业局与矿业集团达成了和解协议,电业局放弃了4000万元以外部分的债权,南县法院据此作出了执行终结裁定,至此,强晟所的委托代理事项已经全部完成。


  总结


  凭着自己的业绩和一份法律意见书获得一份授权,然后2005年省高院打一审,2006年最高院打二审,2007年回到南县法院强制执行,强晟所、喻国强律师肩挑着委托人长沙电业局的重托,一步一个脚印,将一个山穷水尽的案件挪活,并一步一步推进,最终一审胜诉,二审胜诉,执行也成绩斐然。将一个已有判例败诉的案件,最终胜诉,而且让对方当事人输得心服口服;从一个出了名的”执行难“的企业将案件强制执行到位,创造性的执行,使国有资产增值3000多万元;强晟所、喻国强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充分展示了一个律师的智慧、坚毅与真诚。


  与电业局合作,从接受一个案件委托开始,到做了他们几十个、上百个法律事务,从诉讼到非诉讼等多方面的合作,从长沙电业局到宁乡电力局,再到株洲电业局;与矿业集团,从对手到朋友,到新的合作伙伴。强晟所、喻国强充分展示了律师的风采,这也是全体律师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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