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突围

　　强敌重围之下，怎么破局？亮剑，正面突围，狭路相逢勇者胜；

　　这是“民告官”的经典案例；

　　律师如果连自己权益都维护不了，还有什么脸面为别人去维权。

　　2015年5月21日晚，一篇题目叫“楚南‘民告官’胜诉第一案”的文章引爆了媒体圈，第二天，澎湃新闻发报道“楚南省司法厅直接注销一律师事务所被法院认定违法”，第三天,长江网的今日头条再度发声，“律所告赢司法厅是个好案例”，人民检察网、人民法院网等官方网站都跟进报道，各大知名网站争相转载，短时间便有诸多评论。有网友评论：该案是本年度“十大”法治案例，也有网友说该案的代理律师应成为本年度法治人物……

　　似乎全国人民都在关注这桩官司，这到底是一桩什么样的官司呢？正如今日头条所说，这是一桩律师事务所告赢司法厅的官司，典型的“民告官”。你也许会纳闷，“民告官”在当下应不是新闻了，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呢？因为这个“官”是可以掌控律师事务所生死的“娘家”，而这个“民”正是被这个“官”直接掌控下的律师事务所，这个“民”敢告这个“官”本身就是新闻，而这个“民”居然告赢了这个“官”，自然就是爆炸性新闻。因为在中国既往的律师史中，还没有律师事务所将“娘家”挑下马的记录。但这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该案和司法厅一位刚落马的副厅长息息相关。要说清这件事，真不容易，还要从我很久以前代理的一桩官司说起。

　　委托人背信弃义

　　2005年，某电业局与某矿业集团的一桩电费官司，作为原告的某电业局被告知官司要败诉，败诉的理由是证据有瑕疵。某矿业集团明明欠了他几千万元电费，官司要败诉，电费追不回来，某电业局相关领导肯定会被追责。所以某电业局领导指示：“寻找大牌律师，不惜一切代价打赢官司。”

　　在找我之前，某电业局已经找了五六位大牌律师了，案子的复杂让他们望而止步，我也算是初生牛犊，不但接了，而且还是全风险代理，所谓全风险，就是不但没收一分钱律师费，反而承诺如果官司败诉，所有诉讼费用都由律师事务所承担，而且还承诺，在某个时段如果收不回电费本金和1500万元滞纳金，差额部分还要赔偿给某电业局。对应的代理费则是收回电费本金部分的8%，滞纳金部分的52%。为保障合同履行，我个人名下的价值几百万元的房产被抵押给某电业局，某电业局也承诺他们不会单方放弃债权，如放弃，放弃部分视为我们收回，按合同约定结算代理费。

　　官司从基层法院打到最高院，虽然百折千回，但最终某电业局大胜，法院判决确认某电业局应获得电费本金及滞纳金共计1.357亿元。在对方完全有履行能力的前提下，某电业局却和对方和解了，放弃了9570万的债权，只要了4000万元。

　　为什么要这样和解，作为代理人的我完全不知情，因为和解是私下进行的。某电业局这种行径自然激起了我的愤怒，我认为这是对律师的不尊重。结算代理费时某电业局领导提出的“你们用了多少，我再补点给你，反正不能按合同算。”这种没有契约精神，不讲诚信的做法彻底激怒了我，矛盾不可调和，一场新的官司便产生了。

　　对律师来说，和委托人打官司一定是被迫或最后的选择，因为不管输赢，都对自己名声有影响，而律师是靠名声吃饭的。但我是铁了心要打这场官司，我觉得代理费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公义，律师的公义，因为委托人过河拆桥、律师忍气吞声的事太多了，我甚至有为整个律师行业来出头的想法。

　　有个段子说人生有三大悲：炒股的变股东，炒房的变房东，律师变成当事人。前两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后一悲，反映的是做律师的无奈，所以只在律师界流传。现在这种无奈，我被摊上了，而且是严重摊上了。

　　按照我对法律的认知和做律师的经验，我和某电业局的代理费纠纷，强晟所没有不赢的道理，合同清清楚楚，某电业局违约清清楚楚。但事实并非如此，强晟所起诉某电业局代理费结算官司甚至连案都没立上，而某电业局还反告强晟所侵权，最惨的还是我，我本来是保护国有资产的功臣，居然被某电业局以涉嫌侵占罪名提起刑事自诉，差点被关入大牢……

　　是谁有这么大的能量这么做？有共和国长子之称的电业虽然财大势大，但这么专业的法律问题他操作不了，为他操刀的是一位姓邱的律师，邱律师是西南政法老三届学生，接受电业局委托时还是某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曾经还担任过省人大常委，自然能量了得。他承接此官司，也是风险代理，代理费是1200万元，当然这笔钱要事成后支付。因为有利益的召唤，邱律师自然会尽其所能，甚至突破底线。折腾了好一会，这条路没有走得通，于是律师的娘家——司法厅便走到了前台。

　　娘家成冤家

　　司法厅是律师的娘家（实际上是行政主管部门），帮律师维权应是娘家人的职责所在，但在这场纠纷中，我没有感受到娘家的半点温暖，相反娘家不断对我痛下杀手，步步相逼。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是司法厅主管律师工作的副厅长万全友是邱律师同学。

　　为万全友打头阵的是省律师协会，律师协会名义上是一个行业自律组织，但实际上是一个受制于司法行政的半官方机构，加上时任省律师协会会长的戴志坚正是邱律师的学生，所以暴风骤雨般的处分我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比如书面通知我5月10日去申辩，处分决定书在4月29日已经作出。处分的结果是取消我的会员资格，我便成了全国三十万执业律师中唯一没有会员资格的律师（法律规定律师都是律协会员）。而取消会员资格的理由是认定我侵占挪用国有资产近五千万元，这是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

　　无论是处分的过程、理由还是结果都是啼笑皆非，作为处分的操刀者，戴志坚不是不知道其中的荒缪，一定要这么做的理由仅仅是为了邱律师代理的官司，因为在处分我的过程中，戴志坚数次做我工作，要我放弃强晟所部分利益和电业局和谈；甚至在处分决定书作出后，并不立即送给我，捏着处分决定书逼着我和电业局和谈；处分决定书送达给我后，又以通报民革组织（我是民革党员）、统战部、人大（我是人大代表）、法院为条件，继续逼我和电业局和解；没达到目的后，又以处分决定书是否上网作条件……

　　最后的结果是：我没有放弃强晟所半点利益，全世界都知道楚南有一个最无良的律师。

　　省律协谢幕后，司法厅便走到前台，随之而来的是行政处罚，省律师协会建议司法厅吊销我的律师执业证，司法厅马上立案，马上形成处罚决定书，处罚的结果自然是吊销我的执业证。处罚决定书作出后，也没有立即给我，一些渠道传递来信息，希望我去找万全友。

　　有朋友为我分析，他认为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和电业局谈和解，放弃强晟所部分利益，了结算了；二是送点钱给万全友，找人做做工作，要万全友莫再介入进来。我问他还有第三条路没？他认为没有了，即使有也是死路。

　　但我决定走第三条路，两手空空去找万全友，直接和他摊牌：我不可能放弃强晟所的利益委曲求全，如果要一意孤行处罚我，我只有打行政官司一条路。

　　因为司法厅作出的行政处罚，我可以向司法部提起行政复议，所以关于我的行政处罚，司法厅向司法部请示。这个信息是司法厅的一个干部偷偷告诉我的。我立马将相关材料给司法部相关司局都寄了一份。处罚决定书就没有下来，因为司法部明确不认可他们的处罚，行政处罚居然也不了了之。

　　行政处罚没有得手，更狠更毒的一招随之而来——不给强晟所和强晟所律师年度考核。

　　某电业局只投诉了我一个人，按理说，要不考核，也最多不考核我一个人，但司法厅就是不给强晟所和强晟所的律师考核，用意当然很明显，用连坐的方式，要强晟所其他律师逼着我妥协。这一招很阴很毒也很管用，律师界有几个硬骨头与司法行政斗争，就是败在这招上。因为这个考核掐着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脖子。没有这个考核，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都执不了业，

　　但他们的算盘又打错了，这个做法太过流氓，所以强晟所律师并没有向我施加压力，而是一致找司法厅。

　　同时我也找了一些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给司法厅施压，没办法了，司法厅同意给律师年度考核，但对强晟所却不同意考核，这样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庙不合法，和尚却合法。

　　做到这一步，对我全方位、立体的打击已经完成，这场打击，除了证明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硬骨头外（当然他们会认为我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敢和万全友叫板，在很多人心中，我已经是英雄。如果我不再找他们麻烦，也许这个事就会过去，我还可以打肿脸充胖子，当当虚无的英雄，强晟所没有年度考核，说不定过一年在悄无声息中会继续考核（有人已经隐晦的向我传达了这个意思）。但我不希望是这样，我觉得司法厅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折腾一回，我认为：作为一名律师，自己的权益都维护不了，你还有什么脸面为别人维权！

　　切割电业局

　　采用什么方式出击，是我很纠结的问题。律师的惯常招数就是打官司，省律师协会固然可恶，但打不了官司，北京已经有几个律师状告律师协会的案例，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最后都被驳回起诉，民事诉讼被驳回的理由是律师协会和律师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适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被驳回的理由是律师协会是行业组织，不是行政机关不适用行政诉讼。这是个法律漏洞，也是省律师协会为所欲为的原因。和司法厅也打不了官司，因为对我的行政处罚没有结果，自然无法提起诉讼。

　　冥思苦想之后，选择了找媒体，自己整天为别人维权，而自己的权益要求助于媒体，有些讽刺，但我已经顾不上了。

　　《公民日报》楚南分社对这个事很感兴趣，认为在法治楚南这个大背景下，司法厅明显与省委主张背道而驰，该事件很有新闻价值。具体执行采编任务的是一名姓张的记者，张记者勤勉高效，半个月时间就写出五篇文章，第一篇就是“楚南省律协黑打楚南律师”。看标题就有些震撼。

　　说好了，文章要在《公民网》上发表，但文章出来后，社长捏着就是不发，在有偿新闻不是新闻的当下，我自然知道社长的目的，但我不想那么做，无论社长怎么暗示、明示，我始终装傻到底。一段时间后，社长提出先发内参。“楚南省律协黑打楚南律师”这篇报道经主管司法的副省长之手转给了司法厅。

　　司法厅、省律师协会并没有找《公民日报》，出面来找的居然是某电力局，虽然这篇报道的主角并不是某电业局。

　　某电业局的介入，让我始料不及，从社长越来越语焉不详的表态我知道媒体报道的希望不大。在潜规则成为明规则当下，没有付出自然没有回报。

　　报道最终没有发出，但给了我一个提醒，要对付司法厅，必先摆平某电业局。一个有钱，一个有权，两者结合，我肯定对付不了。

　　要摆平某电业局，说说可以，但真要做，谈何容易，财大气粗、举足轻重的电业，官方称谓是“共和国长子”，民间调侃是“电老虎”，我决定摸摸老虎屁股，但不知从哪里下手。

　　报道没有发出，气愤的除了我还有张记者，这个热血沸腾的湘中汉子，对我的遭遇非常同情，我们成了朋友，通过他我认识了很多媒体朋友，通过他们我判断某电业局摆平报社的方式是以做广告的方式利益输送（事后证实确实是这种方式，签了三年广告合同，每年50万）。

　　我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狠狠地“阴”某电业局一把，某电业局你不是有钱喜欢做广告吗，那好！我让你痛快一回。

　　我找了很多家媒体，告诉他们某电业局的“慷慨大方”，他们便煞有其事的找某电业局采访，写出一篇文章，然后就等着“大礼包”上门。

　　朋友说，我这招不会有很大作用，因为某电业局有的是钱，而且钱是国家的，用起来不心痛。我告诉他，肯定会有作用，国企监管严格，他是不可能拿太多的钱去打广告的，如果他敢是这么做，一定时候，我到他主管部门告状，或者爆料他们广告费，国企巨大的广告费又会成为一个新闻。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面对越来越多的媒体，某电业局不敢再送“大礼包”了，也不敢再为谁“仗义”出手。某电业局被彻底切割出来。

　　当然停送“大礼包”的后果很严重，后来长江新闻发了报道，某电业局不讲诚信、过河拆桥的事实还是被公之于众。

　　切割省律协

　　如果说电业局是钱袋子，省律协就是打手，是司法厅手中的一根棍子，这根棍子虽然对我已经使不上力，但还可以对强晟所、强晟所律师胡作非为，在切割电业局时，我就在想，要进攻司法厅必须切割省律协。

　　朋友笑话我，说我天方夜谭，他们认为省律协本身就是司法厅的一个附庸，怎么能为我切割。

　　对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有思考过，在反复思考论证后，我认为切割完全有可能，

　　省律协，一个由精英律师结成的一个组织，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没有会员资格的执业律师是个法律笑话，之所以敢在我没有受到任何刑事、行政处罚的情况下炮制罪名取消我的会员资格，如果没有万全友吊销我执业证的承诺，借八个胆给他们，他们也不会做。如今我这个没有会员资格的执业律师已是笑话，成为笑柄的是省律协，省律协虽然不可能对始作俑者万全友怎么样，但万全友再发出要对强晟所、喻国强怎么样怎么样的指令，我相信不会有第二个戴志坚出现，在对待我和强晟所这件事上，我相信省律协和司法厅已经是貌合神离，如果我再使把力，将省律协完全切割出来不是不可能。

　　“楚南省律协黑打楚南律师”这篇报道写得实在好，七千多字的文章一气呵成，读完之后，楚南省律协之黑、打律师之猛栩栩如生、身临其境。这样一篇好文章被潜规则了太可惜。报道的著作权是《公民日报》的，按说作为律师更应该懂得尊重人家的著作权，但我认为他们潜规则我是不道德的，拿我的痛苦讹诈来这一大笔钱，很不公平，我便不讲这个权那个权，拿来用了再说。

　　报道被我发了长微博，影响不够，便请几个网络大V转载，只几天，显示点击超过了二十万，转载超过五百次，评论有一百多条，全是骂楚南省律协无耻的。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我的粉丝本来只有一千多，那段时间，很快就变成了二万四千多，楚南省律协也是粉丝之一。

　　恰逢网络立法，转载超五百，点击超五千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有人提醒我，要我提防省律协告我，我很坦然，隔空喊话，告诉省律协，我在贬损抹黑他们，要他对我依法主张权利。偌大一个省律协，居然没有应答。

　　你不理我，我还是要理你，你不和我玩，我主动玩你，我起草了一份民事起诉状，起诉省律协侵害我的名誉权。起诉状没有送给法院，只是放在我博客里。

　　省律协所在地法院立案庭庭长是我朋友，有天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收到省高院的函，函的内容是关于法院不能受理律师起诉律师协会的案件，其中提到我在该院起诉楚南省律协。他打电话给我是他很纳闷，因为他查了立案登记，没发现有我起诉省律协的案子。我听了，笑笑告诉他，省律协已经是惊弓之鸟！

　　为保险起见，我觉得还应当“安抚”一下戴志坚，我被处分，是戴志坚一手炮制的，一名资深律师会参与这样一场无厘头的闹剧，戴志坚不是一个聪明人，你既然不聪明，我就狠狠地敲你一下，免得你再犯错，我充满激情写了篇文章，题目叫“戴志坚的官德人品”，将省律协处分我过程中戴志坚的所作所为肆无忌惮地白描加辛辣讽刺了一番。文章放在我博客里，浏览记录显示戴志坚已经阅读。但他不理我。

　　楚南省律协和戴志坚越是忍者神龟，我越感觉我的割裂已经成功，我相信，无论我和司法厅怎么战斗，省律协这根棍子不会落在强晟所、强晟律师头上了。

　　敢对一个省级行业组织肆无忌惮的攻击，张记者说：“你浑身都是刺，是只刺猬。”我反问：“你难道希望律师是绵羊？！”

　　权力任性

　　将钱袋子、棍子割裂开后，我的终极目标——司法厅便到了议事日程。

　　其实此时司法厅似乎将我遗忘，司法厅对我行政处罚立案是2010年9月10日，至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司法厅没有作出任何结论，法律规定行政处罚的时限是60天，最长也不超过90天，期间我数次找承办人员要结论，每次都是推托，次数多了，他们便干脆告诉我，没找我就是没事了。我觉得反正过了时限作出的处罚也是非法的，司法厅不可能就这个处罚作出太多的文章，也就没坚持要个结论。

　　我分析万全友，刚开始，他对我不了解，以为一个主管律师工作的副厅长对付一名小律师是件手到擒来的事，所以答应了邱律师的请求，搞了这么久，知道我不是软柿子，他也不想再去捏了，毕竟他认为可以交差了。但是已经做了的，他不会轻易去更改，这主要是面子的问题。

　　“和稀泥也许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你就当被疯狗咬了一口算了。”知道我准备进攻了，张记者好心相劝。

　　“司法厅不给强晟所年度考核肯定错了，我要不帮他纠错是我的错。”我心理很轻松。

　　“之前都是他们在弄你，他们可能觉得理所当然，但现在你攻击他们，他们肯定会恼羞成怒的，你要当心！”张记者不无忧虑。

　　只要我动手，万全友会恼羞成怒，这一点我已经有考虑，在他的治下，律师敢和他叫板，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但我也仔细分析过，真正想搞我的只有万全友一个人，经过这几轮争斗，我估计司法厅的其它人员已经看清万全友的私心，不会再去充当他的打手。没有了打手，万全友的鞭子很难落到我头上。从这点分析，我和他斗，我有赢的可能。

　　“你怎么进攻？之前你不是说起诉司法厅没有理由？”张记者满是疑惑。

　　“我找到了太平洋警察。”我故作神秘。

　　我说的太平洋警察是人大代表，人大是国家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就是行使国家权力的群体，他可以监督政府及各职能部门，监督的方式有很多种，常用的主要是给被监督对象提出批评建议意见。政府为体现对人大代表的尊重，定了硬性规定：对人大代表的建议、批评、意见必须答复，而且必须答复到代表满意为止。我是市人大代表，我给市政府及市级各职能部门提了很多建议批评意见，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能解决的都解决了，不能解决的也给了合理解释。我认为强晟所在没有受到任何处罚的情况下，司法厅不给予年度考核，而且没有任何说法，这是个典型的行政不作为问题，而且因为不给年度考核已经严重影响强晟律师的生存问题，这又是个民生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很容易引起人大代表的关注。当然司法厅是省政府的组成部门，要监督他，必须找个省人大代表。

　　张记者听我这么说，有点如释重负，很是赞同说：“这样好，一物降一物。”

　　开始很顺利，我找的省人大代表是位民主党派的大学教授，敢于仗义执言而且没有顾忌，他了解情况后当即表示用建议的方式督促司法厅改正错误。

　　对省人大代表的建议，司法厅很快给了答复，但答复让人大跌眼镜，强晟所没有被年度考核的理由居然是强晟所正在接受违法调查，所以暂缓考核。

　　强晟所没有受到任何调查，司法厅公开说谎，激怒了人大代表，他立马对司法厅提出批评。这下捅了马蜂窝。

　　账自然会算在我头上。司法厅的报复来得有点快，人大代表收到答复的时间是2012年3月10日，市司法局对我行政处罚立案的时间是3月12日，案件的来源是司法厅交办的。

　　当时我便懵了，一是报复来得这么快，这么直接；二是司法厅会这么无耻，超过处罚期限不作结论，按道理是我可以追究其违法行政的法律责任，不想他还倒打一耙，居然将一个已经过去了540多天的行政处罚又拿来说事。

　　欲加之罪

　　对司法厅的这一招，张记者似乎先知先觉，有点抱怨我低估了万全友的无耻。但我觉得这是好事，毕竟又启动了一个程序，等于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张记者觉得我浪漫天真，调侃道：“你倒超级自信，似乎有个机会就一定能赢！”

　　我顺着他的话说：“我这种自信不是盲目的，我有十足的理由。”

　　张记者见我说得很认真，便想一探究竟。

　　我说：“关于政府如何依法行政，你还记得李克强总理在人大会上讲的一句话吗？”

　　“法无明文不可为”。他脱口而出。

　　“对的，我找遍了所有的行政法规，没有找到上级行政机关可以将自己已经承办了一段时间的案件移送下级行政机关的规定，只能说司法厅的移送行为是非法的，既然源头是非法，这个行政处罚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

　　他有些将信将疑，总觉得官场等级森严，上级交办的事，下级会不折不扣的完成，甚至不惜变通或违反法律规定。

　　他讲的这些我都明白，但对市司法局我是有信心的，在这件事上，市司法局一直支持我，市司法局主管律师工作的副局长原来是法院副院长，在看了强晟所与某电业局打官司的相关材料后断定强晟所主张代理费是完全有道理的，对万全友的做法也是一直抱抵制态度。律师管理处处长对我的事基本清楚，也给过我一些支持，甚至还表达过司法厅是胡闹的意思。所以在切割省律协、某电业局时，我并没有想要切割市司法局。

　　但我运气不佳，司法局局长和主管副局长都换了，新上来的主管副局长以前是下面县市的政法委书记，在我的感觉中政法委和法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作风，一个是大胆、一个是严谨，很多法院不敢做的事政法委敢做。我便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主持处罚的是律师管理处处长，从他通知我被立案并作了第一份问话笔录开始，我便感觉司法局处罚我是个“政治任务”。

　　司法局的行政处罚严格控制在90天的时限内作出，处罚的结果是：我被认定借款200万元给执行法院，构成以其它不正当方式影响人民法院依法办案，我被停止执业一年，这是市司法局对律师能给出的最高的处罚。

　　收到司法局的处罚决定时，我和张记者都沉默了，我们在一起多次推演司法局的处罚，对处罚的结果我们都有心理准备，只是对处罚的事实会这样认定确实超出了认知的底线。执行法院确实收了200万元，但不是我借给他的，是执行法院发函给强晟所，要求强晟所转给他的，执行法院还开出了执行费收费收据，款进的是财政账户，收据是行政事业性往来结算收据，执行法院自然不认可是向我个人“借”了这笔钱，这样一个事实被认定为我“借”200万元给执行法院，有点挑战人的智商。即使是“借”了200万元给法院，又能怎么样？法律没有规定借钱给法院就是违法，司法局引述的法律条文“以其它不正当方式影响人民法院依法办案”，有法律对他有明确列举，只有三种，主要是会见或送礼给办案法官等，借款给法院根本就不属于所谓的“其它不正当方式”……

　　张记者说他有写作的冲动，想写一篇律师被“黑打”的文章，但在知道我准备和司法局打官司时，又劝我算了，他认为打官司，我不一定会赢，即使赢了，将来执业也有障碍，司法行政是不可能放过我的。他认为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找个中间人和司法局“和谐”算了。

　　如果是这种方式，中间人都不用找，因为司法局主管副局长主动找上门来，约我见面，并要请我吃饭。我们在一起喝了一次茶，副局长传递的信息是，他们是没有办法才处罚我，上面压下来的，这个处罚只是一张纸，不会上网，也不会公布，我要执业，他们也会睁只眼闭只眼……最后很难为情的提出要我不提起行政诉讼。

　　我很坚决的拒绝：行政诉讼是必须的，除非你撤销处罚。

　　外科手术

　　张记者本来就不支持我打司法局官司，后来知道司法局长同时是市政法委副书记后，他再次劝我放弃，他认为一旦打官司，对手会从其他方面对我下手。

　　张记者判断没错，自官司立案开始，我便感觉身边有无数的力量、无数的眼睛。似乎我被包围了。先是有人查强晟所的纳税情况，接下来我做的一些案子被调查，强晟所律师也处处受刁难，随之而来的是谣言四起，“喻国强被抓了，这次是真的”……

　　对这些我笑称为“政审”，我对“政审”很有信心，随他们搞去。“政审”搞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刚想露出胜利的微笑，强晟所的灾难却悄悄降临，而且是灭顶之灾。

　　律师事务所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个人制律师事务所，另一种是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必须要有三个以上的合伙人，强晟所是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有且只有三个合伙人，我是其中一个。“政审”没达到目的后，强晟所的另两个合伙人被司法局异动离开强晟所。

　　这对强晟所是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是我始料不及，因为合伙人离开律师事务所，必须要结清债权债务，强晟所当时正和电业局打官司，债权债务还处于待定状态，合伙人要离开强晟所，事实上不可能。司法局将这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强晟所也便成了全国唯一只有一个合伙人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张记者慨叹，司法行政为掩盖一个错误，在制造无数多的错误。

　　这一招很直接，很流氓，曾经风光的强晟所将“所将不所”，那段时间，我心情很沉重，但我想案子判了就好办了，可以和司法行政谈条件。一审在基层法院，开始我很有信心，我写申请请求法官去执行法院调查该200万元的性质，承办法官认为没有必要，已有证据已经完全能证明这不是借款，即使是借款也是强晟所借钱给法院，出借方不是我个人，而且他还认为即使是借款，也是合法的，他还说如果律师借款给法院可以臆断为不合法，那么律师和法官见面握手也可以臆断为不合法……

　　案子判了，但不是我想要的结果，我的诉讼请求被驳回。从信息灵通渠道了解的信息是，案件在要判决时，庭长介入进来了，接着案子上了审委会，审委会全票支持了司法局……

　　只有重大疑难复杂的案子才会上审委会，司法局给一名律师停止执业一年的处罚，肯定不属重大，案情简单，法律关系也简单，肯定也不属疑难复杂，这样的案子上审委会，只有一种可能，承办法官不愿对判决结果承担责任，交到审委会，由集体担责，表决能百分之百一边倒，只能说明这是组织意图……

　　审判委员会是中国司法的特色，也是中国司法的一大毒瘤，诞生了“审案的不判，判案的不审”这种怪现象。

　　知道判决结果那一刻，我毫不犹豫选择了上诉。强晟所现在虽然只剩下我一个人，但他毕竟也是一家律师事务所，随着案子进入二审，强晟所被再次“外科手术”——被司法厅直接注销了。没有申请、没有清算，该走的程序一个都没走，甚至连我这个强晟所负责人都不知道就被注销了。而这些都是法律规定必须要走的程序。

　　二审和一审差不多，开始时效果很好，承办法官甚至还在庭上调侃司法局的出庭人员，认为处罚作出没有依据。但判决的结果还是维持一审判决。

　　虽然对判决结果早有心理准备，但收到判决书时我发了好久的呆，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静默中，不是我不想讲话，我有好多话，无处诉说，这是我做律师以来，见到的最无耻的一份判决，有个段子调侃无耻有四级：第一级是你知道了还要说谎；第二级是我也知道了，你还要说谎；第三级是你知道我也知道了，你还要说谎；第四级是你知道我也知道了你知道，你还要说谎。这份判决显然是第四级。

　　知道判决结果后，张记者给我发了条信息，是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宇2014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供的一组数据：“现在中国行政诉讼的一大特点就是原告的胜诉率比较低，10年前原告胜诉率占到30%左右，今年基本是10%以下，6%、7%的样子。有些省份甚至只有2%。”

　　我知道这是安慰我。

　　巴马铸剑

　　这次行政官司对我冲击很大，基本涤荡了我这些年对法律的信仰，这正应了英国法学家培根那句话：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我做律师，虽然也看到了一些司法不公，甚至司法丑陋，但我总是坚信法律，这是一种信仰，之前碰到一些对法律、法院不满的当事人，我总是劝他们：你的事只能在法律框架内解决，所以你只能相信法律，相信法院，你所遭受的不公，是个别人的问题，不是体制，也不是法律的问题……

　　但现在是自己一个明明有道理的事，就是无法主张权利，除了有种黔驴技穷的感觉外，更多的是悲愤。这个期间也还有一些老客户找我做业务，我一概推脱，开始还遮遮掩掩，后来干脆说：我自己的权益都维护不了，没有脸面再为别人维权。

　　和司法行政没干上时，我是何等风光，强晟所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这十几个人是一个紧密型的团队，都做着我一个人安排的业务，常年保持着近二十家顾问单位、一百多个业务的工作量，大家分工合作，其乐融融。如今几百平米的办公室空空荡荡，到处是灰尘。办公室是不用去了，没有了客户去办公室只能是增加伤感。冷清了的不只有办公室，还有家里，我喜欢做饭菜，稍有空闲，便有些朋友来家里吃饭，家里很少冷清，但某天突然发现，家里都好久没来客人了；业务忙时，一天电话一百多个，现在一天也难得有两个电话。

　　事业已经跌入了谷底，人生也进入了冰点，身体健康在不断恶化，因律师这个职业带来的痛风，此时似乎趁火打劫，时不时的光顾一下，一年中似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能正常行走。

　　借着养身体之名，我离开了战场，去了千里之外的广西巴马，巴马的碱性水，空气中的负离子以及地磁据说是当地健康长寿的几个因素，成就了其长寿之乡的美名。所以我决定在巴马通过修养调理等方式解决痛风这一问题，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来巴马自然不只是调养身体，以我这种撞倒南墙也不会回头的性格，虽然屡战屡败，甚至现在连一兵一卒都没有了，但我还会抗争，说到抗争，其实我很茫然，现在对手太多，某电业局、省律协、司法厅、司法局、邱律师，还有一直想逮捕我的法院等等，我似乎是被围在核心，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的敌人，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大，面对这么多对手，我该如何行动？四面出击肯定是不行的，找哪个点？用哪种方式？是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发生了这么多事，打了这么多仗，追根溯源，还是因为和某电业局的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引起的，正常思维肯定是正本清源，但打了一圈败仗后来正本清源，已非易事。各个击破，也不行，对手太多，不知要打到何年何月，而且对手都强大，战胜一个且不容易，要对付这么多，根本就不可能。挑个最弱的下手，积小胜为大胜，也不行，对手实际上是捆在一起的，攻其一点，其它都会出手……

　　《三国演义》又被我翻阅了数遍，但还是没有找到破敌良策。当年有部热播的电视剧《亮剑》，朋友看了，觉得我和剧中主人公李云龙很像，都是那种无规无矩，敢打敢冲的性格，便推荐我看。在巴马，有的是时间，我便将这部电视剧看了两遍，剧中李云龙正面突围的战术思想给了我启示。正面突围看似有悖常理，因为战场上，正面之敌一般是最强大的，但一旦将最强大的对手击溃，其它就会知难而退，我如果击溃了司法厅，其它都自然不在话下。但我已经是司法厅的手下败将，现在谈击溃他，是不是有点天方夜谭。我认为这次为什么会如此惨败，和我不熟悉行政法规有一定关系。做律师已经十七年，主要做的是民商事业务，很少涉足行政法律事务，对行政法规知之甚少，对于律师来说，法律就是武器，没有武器或者不熟悉武器，焉有不败之理，现在我必须系统学习行政法规。

　　我将所有的行政法规都浏览了一遍，但我最后细读深耕的却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国务院于2008年5月颁布施行的，是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规定得很详细具体：比如行政机关收到信息公开申请15个工作日必须给答复；只有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不能公开；对行政机关要建立工作考核制度，定期考核评议；主管部门监察机关要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监督检查；申请人对政府信息公开不满意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举报，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应当调查处理，申请人还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简单说，只要你提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机关必须给出答复，对答复不满意，都可以到法院去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必须受理。解决了行政机关门难进事难办的问题，也解决了行政立案难的问题。最可喜的是有持续操作的可能，因为作为公民对政府机关进行监督是宪法赋予的权力，我可以经常监督一下司法行政……

　　向司法行政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这是看似很温柔的一招，但他绵里藏针，可以有万千变化，防守、骚扰、进攻都可以在自己掌握之中，而对方“灵活”的空间不大，实在是一件称心顺手的武器。

　　从巴马大山出来的路上，我想起巴顿将军的一句话：看一个人的成功，不是看他爬得多高，而是看他跌入谷底时反弹有多高。现在该是检验反弹有多高的时候了？

　　全面进攻

　　我回来一个多月，迟迟没有动手，只是将我的方面又仔细推演了好多回，作了很多假设，也做了很多预案，确定万无一失后，我就等出击的黄道吉日。

　　2014年5月16日，律师刘阳状告司法厅、司法局不给其办理异动手续，法院开大庭，全国来旁听的律师公民有两百多人，我也旁听了庭审，庭上司法厅、司法局官员狼狈不堪。我认为这是个契机，一个趁火打劫的契机。上午开完庭，下午我便给司法厅、司法局寄出了八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司法厅五份，司法局三份，申请的内容是有关强晟所及我本人的一些相关信息，诸如：司法厅对我行政处罚立案的时间，处理的结果；强晟所是否受到违法调查？如果有，因何事受到哪个部门调查？不给强晟所年度考核的原因是什么？强晟所目前是什么状态等等。

　　八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成本就是84元的邮寄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有现成的表格，填完这八份表格花了两小时。

　　司法局反应最快，只两三天律管处处长就打电话来了，电话里还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喻国强，你到司法局来一次。我当时就不高兴，冷冷地问：有什么事？他说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事，我告诉他你答不答复？怎么答复？都是你们的事，我没时间来。

　　第一批答复还没有做出，我又给他们发出了第二批、第三批。

　　司法厅的答复收到了，基本是实事求是，司法厅的五个答复自然对应的是五个行政官司。对其中一个答复，我特别对待，问什么时候对我行政处罚立案？最后作了什么处理？司法厅答复是2010年9月10日对我行政处罚立案，2012年3月12日移交司法局处理。我便以此为依据给省人民政府报告，告司法厅违法行政，一个行政处罚搞了18个月，还违法移交。省政府如果不处理，省政府会要当被告的。

　　司法厅的答复陆陆续续地来了，其中有涉及司法部的，我也毫不犹豫的向司法部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或是要求司法部直接处罚司法厅。

　　司法厅扛不住了，律管处刘处长电话来了，说要我莫再给谈厅长写信了，谈厅长是司法厅一把手，我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寄给她的。我问明他说的信就是我的政府信息公开后，直接告诉他，他的要求过份了，过份是理由是：“吴爱英都没有向我提这要求。”吴爱英是司法部部长，我也给她邮寄了信息公开申请。他便不敢再说，换个话题，问我有什么要求，提出来他都可以想办法解决，我说没有其它要求，只要求按时答复我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就可以了。之后他就发牢骚，他们处室才四个人，这段时间都在加班加点答复我提出的问题……

　　这通电话很解气，你们肆无忌惮打击我时没想到会有今天吧，当天我又给司法厅寄出了8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到此时，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内容已经远远不再局限于我自己的事，也不局限于律师这个群体的事了，我要当一个优秀公民，切实履行起宪法赋予我的权力，我积极响应中央加强作风建设号召，自觉的当上了司法厅的社会监督员，我要求司法厅提供副处以上干部办公室的门牌号码、电话号码、办公室面积；公车号码、型号、购置价格、谁在使用；干部出国情况、干部子女配偶在国外的情况……

　　司法厅似乎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研究得很透彻，从来不敢延期作答，所以我要找省政府、省纪检监察举报的预案一直没有机会实现。

　　有个朋友申办一家律师事务所，司法局审批已经完成，报到司法厅，久久没有动静，便找到司法厅律管处，问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批下来？律管处怨声载道，说被我害惨了，律管处的所有人员这段时间都在加班加点为我服务——答复我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无暇顾及其它事。

　　有天市司法局主管副局长打电话给我，很小心地说，司法厅法规处的方处长受谈厅长委托想和我见面商谈，时间、地点由我定。我不见，告诉他，除非谈厅长自己来。我估计省政府开始给他们施加压力了。

　　张记者说我很阴，是“阴雄”。我笑纳，要对付流氓，首先别把自己当君子！

　　四两拨千斤

　　前面说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看似很温柔，实则绵里藏针，可以有万千变化，防守、骚扰、进攻都可以在自己掌握之中。所谓防守，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完全正当的权利，官家不可能发挥想象将我怎么样；所谓骚扰，大批量的申请搞得他们手忙脚乱；所谓进攻，就是诉讼，打行政官司，每一份申请可以对应一个或几个行政官司，不答复，告你行政不作为，答复了，对答复不满意，告你行政乱作为……

　　行政机关并不怕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得多还是行政机关的成绩，但他怕行政官司，当被告多了，行政机关就麻烦了，行政诉讼也是考核行政机关的指标，行政诉讼行政机关即使赢了，但当被告太多，也会影响其考核业绩。

　　司法局的答复给我后，我对他们的答复不满意，在法院立了三个行政官司。司法局当了三个被告，很是紧张，未等案子开庭，司法局主管副局长便约我见面，地方由我定，时间由我定，与一年前和我打那个行政官司时判若两人。在约了四五次后，我们在我就近的一家宾馆见面，他态度很诚恳，承认处理我是有问题，但暗示是司法厅要这么搞，他还建议我办家律师事务所，只要我愿意，材料、审批都由他来完成等等，最后是一个小小请求，莫再提政府信息公开了，莫再打司法局的官司了。我一直认为司法局只是个帮凶，罪魁祸首是司法厅、是万厅长，我当即答复他可以放一马。

　　司法厅比司法局硬气多了，组织了强大的出庭阵容，律管处一个博士副处长，外加两个律师，还有几个旁听人员。庭后我立马给司法厅发出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司法厅公开聘请律师的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支付的凭证，并公开招聘律师所走的程序。

　　对这份申请，我自鸣得意，张记者却不理解，我解释说：司法厅聘请律师属于政府采购服务，政府采购服务要走招投标程序，司法厅聘律师，肯定是随便安排的，程序不合法，是他硬伤。他还是不解：“要是被聘律师没有收费呢？”

　　“这好办，我又向司法厅投诉这两名律师，告他们不正当竞争。”

　　“要是司法厅不处理怎么办？”

　　“好办，告司法厅行政不作为。”

　　他便摇头大笑，这真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司法厅来开庭的总是律管处的博士副处长，有天他给我讲了狠话：喻国强，不怕你狠，我们是政府，你是个人，我们专门安排几个人陪你玩，看你能玩多久。

　　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在诉讼上我们实际是不对等的，虽然诉讼费只有50元，虽然他们准备一个案子的时间是我的十倍以上，但我是真实付出，他们是财政买单。而且我还从其他途径知道，我在这家法院无论如何赢不了官司的。好吧，张记者不是说我是流氓吗，还流氓一回吧，看我怎样四两拨千斤。

　　接下来的行政诉讼，有的我只立案，开庭那天，并不到庭，法官打电话通知，我轻轻告诉他三个字：“我撤诉”。

　　准备几天的庭审被对手轻慢化解，我便想象那位博士处长气哇哇的样子。有时我也会到庭，庭上和他东扯西扯，笑骂司法厅对我的无耻做法，不搞到他气哇哇不罢休。

　　我可以尽情的玩，因为我不要结果，但对手就没有我这么潇洒，结果对他很重要，虽然有兜底，但要是有什么把柄又被我抓住，又不得了。所以他每个案子都必须认真对待，我们对案子付出的时间比就不再是一比十，可能是一比一百。而且心态完全不一样，我就是玩，他是严肃的重要的工作……

　　有天开完庭，博士处长见我又“顺便”在立案，便问我：你到底准备打多少个官司？我笑嘻嘻的说：原来只准备打五十个，看了处长越打越精神，现在我正式宣布，今年对司法厅打一百个官司。博士处长摇头走了，边走边说：都是乱搞，都是乱搞呀！我本来想追上去问他，“都是”是否包括了万全友、司法厅。但想后面还有的是招数玩他，以后再说吧。

　　我要和司法厅打一百个行政官司，这个消息我发了微博，立即有无数律师私信与我，他们不能理解，怎么可以打一百个行政官司，他们想打一个官司都困难。我将我设计告诉他们，立马我便多了很多崇拜者。

　　张记者觉得这样做虽然有些流氓，但对付依仗权势作恶无底线的对手，这样做，不存在不道德，他认为像这样玩官司、玩对手实在是做律师的一种境界。我告诉他，别忙，我还有招术在后面。

　　实名举报

　　这一招是针对万全友的，强晟所被无端注销，我便决定对万全友个人采取行动。我决定举报他，他是副厅级，属省管干部，在一番准备后我毫不犹豫的向中纪委、省纪委、省检察院同时举报，实名举报，留下联系方式，甚至连身份证号码都留下。

　　张记者赞同我举报，也认为如此恶官，举报他是为民除害，但他不主张实名举报，怕我遭打击报复。

　　中国不泛举报，但能举报成功的少之又少，这个现状我很清楚，所以举报万全友我还是花了不少心思，但其中会牵扯其它人，我就不能说了。

　　举报万全友，当时并没有想到一定要将其拿下马，能让他有所收敛也是好事。但10月22日晚，传来一条爆炸性的消息，万全友被双规了，中纪委的公告中有一句这样的话：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接着网上便传出一张照片，是衡阳市司法局大门口，墙上有一行大字：“热烈庆祝万全友被双规”，地上则是一地的鞭炮纸屑。之后还有人在司法厅门口举牌，庆祝万全友被双规。

　　第二天省纪委、省检察院通知我谈话，核实我举报的事实。听说邱律师也被省纪委、省检察院约谈了。

　　我想既然爆炸了，干脆来个二次爆炸，我将举报信公布在我微信朋友圈，一分钟后，张记者回了条微信：“你杀了头猪还想顺手牵头羊，阴险！”

　　我明白他说的“羊”，是指邱律师，因为举报信中提到了他。

　　南方周末的记者居然找到我，了解万全友的情况，我很纳闷，在大老虎层出不穷的当下，一个副厅级干部被双规，实在没有引起南方周末这样大牌媒体关注的理由。记者说了他们的理由：在审丑疲劳的当下，一个副厅级干部落马，居然会有人放鞭炮、举牌庆祝，所以他们要采访，看这个副厅级干部到底有多“丑”！

　　接万厅长位的是黄厅长，黄厅长说他接位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约我见面，约了几次，才定好时间，时间是11月11日，地点在司法厅，一起见面的还有律管处前任处长、现任处长，法规处处长，律协秘书长。

　　这次见面，大家都没有提万全友的事，黄厅长的真诚超过了我的想象，我很是激动，压抑在心底的怒火恨不得一下发出来，所以我也不管你什么厅长处长，发了很多脾气，说到激动时，我指着律协秘书长说：以前我做民商事案子，对行政法规不甚了解，这几年拜你们所赐，我认真学习行政法规，我发现，国家公职机关、国家公职人员真的要小心谨慎做事做人，因为国家的法律有80%是约束你们的，约束老百姓的只有20%，你们之所以敢胡作非为、肆无忌惮，我看是两个原因，一时老百姓不懂法，二是维权成本太高，我告诉你们，这两个问题对我都不存在……

　　我声音高亢，掷地有声，他们居然面面相觑，没人发声。

　　一顿臭骂，心情舒畅了很多，加上黄厅长确实很真诚，第二天，我主动到法院将告司法厅的行政官司撤诉了，只留下一个，这个官司一审判我败诉、正在上诉过程中。黄厅长知道后打电话表示感谢，同时要求我把那个也撤了，我直接拒绝：撤诉可以，败诉不行！

　　志在必得

　　正在上诉的是强晟所告司法厅注销违法的官司，这个官司强晟所一审被判败诉。在和司法厅的所有官司中，我绝大部分是在“玩官司”，只有这一件，我是志在必得的。

　　强晟所被司法厅注销了，很明显的打击报复，当时我已经无力抗争，司法厅也没有通知我，所以对注销的程序原因都不知情，这次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我彻底查清了强晟所被注销的前后经过。

　　强晟所被注销，起因是司法局给司法厅报告，报告内容是关于注销强晟所的请示，要注销的理由是强晟所只有喻国强一名合伙人，达不到设立条件，司法厅就顺理成章的同意了司法局的请示，同意注销强晟所，时间是2013年12月27日。

　　至此我才明白，当时他们为什么要枉顾法律规定强行将另外两个合伙人异动出强晟所，原来是要造成强晟所只有一名合伙人这个事实，最终让强晟所这个主体消失，让我没有了作战的平台。

　　司法厅的这个做法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即使强晟所只有一名合伙人，达不到律师事务所设立的基本条件，司法厅能做的，也只能吊销或注销其执业许可证，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二是对律师事务所的注销，注销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算，清算完成后再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注销，司法行政部门要审查清算报告，确认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毕，人员和业务作了妥善安置后才会同意注销，也就是说律师事务所的注销要依据律师事务所申请，而不能依据行政职权主动为之，这也有法律明确规定。

　　强晟所根本没有清算，也没有申请注销，况且强晟所还官司缠身，根本就达不到注销条件，换句话说，即使强晟所想注销，司法行政都不能同意。可以说司法厅注销强晟所的行为，无论是实体上，还是程序上都是违法的。司法厅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做法，强晟所被注销，主体就消灭了，如果强晟所有债务，债权人会找批准注销单位——司法厅。他们不顾自身风险注销强晟所，只能说明他们已经胆大到无法无天的地步了。

　　对司法厅的注销，还有一点我很不理解，按照行政法规的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要送达给行政相对人才生效，也就是说，司法厅注销强晟所的决定必须送达给我才产生法律效力，我还可以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但奇怪的是注销决定至今都没有送达给我。而且强晟所被注销后，司法厅应当收缴强晟所的执业许可证、印鉴、强制银行销户等事项，司法厅也没有做，注销决定只在司法厅官网上发布了。

　　这种蔑视我存在的做法，让我更气愤，我决定重点突破此案。张记者问我“重点突破”是什么意思？我想了想说：“打赢！”他沉思良久，缓缓地问：“能打赢？”口气明显充满怀疑。我也沉思良久，一字一顿地说：“必-须-打-赢。”

　　“必须打赢”不是我心血来潮说的，是现实的情况逼着我必须打赢。一来做律师我总是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律师在司法正义方面要比其他人多担当些，司法厅注销强晟所的行为无法无天，我怎么能逆来顺受，我要抗争，为自己，也为社会公义；二来和司法厅打了这么多官司，都有点胡搅蛮缠的味道，再不玩点真的，人家会说你喻国强就是一个胡搅蛮缠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和电业局的战争，我已经开始走出U形谷底，我迫切需要一场战争，大获全胜的战争，作为一个由防守到反攻的奠基礼，让人看到重出江湖的喻国强还是那么伟岸，还是坚不可摧。

　　张记者看我志在必得的样子，也很是兴奋说：“我在网上查过了，律师告赢司法厅的案例还只有一例，是广东一名姓谢的律师，七十多岁了，还申请执业，广东司法厅以司法部有规定为由，拒绝其申请，他打了司法厅的官司，赢了。你这个情况和他还不同，他那里确实是认识的问题，广东省司法厅输了也无所谓，而你这里，是针锋相对，司法厅要是输了，脸面就没处搁了，你赢了，你就是中国律师第一人……”

　　我还真没关心过这方面的信息，苦笑道：“‘中国律师第一人’，你这是在给我鼓劲还是在给我泼冷水。”

　　因为要求注销强晟所的报告是司法局递上去的，所以强晟所被注销案的被告既有司法厅、也有司法局，开庭时间定在8月3日，7月31日我居然收到司法局在30日寄出的特快专递，里面是两张纸，一张是司法厅关于注销强晟所的决定书，一张是送达回证。强晟所终于收到注销决定书，从司法厅到强晟所，散步也才一个多小时，但一份定律师事务所生死的公文居然走了七个多月。这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

　　我与司法行政的斗争成了当年法律界关注的一个话题，所以强晟所被注销案开庭，我只在我朋友圈发了开庭传票的照片，开庭那天居然来了三十多个旁听人员，大部分是律师。将不大的审判庭挤得满满的，有的还站在过道旁听。

　　庭审争论很激烈，但很没意思，因为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法律规定得很清楚，出现了合伙人不够设立条件这种情况，司法行政可以要求律师事务所限期补充，补充不了注销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许可证，之后要求律师事务所清算，清算完后，由律师事务所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注销。司法行政部门犯的错误是不应该注销强晟所，只能注销强晟所的执业许可证。这个道理我相信原告被告、法官都明白。为了让旁听人员听明白，我还特意解释，律师事务所只有执业许可证是司法厅的，司法厅有权注销，其它资产、债权债务、业务等等都属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司法厅无权注销。我还打了几个比方，比方说，强晟所名下有房子，现在属于谁的？强晟所被注销了主体消失了，房子难道成了无主财产；还有强晟所现在还欠了别人的钱，债权人找谁要？强晟所已经消失了，那就只能找注销单位也即司法厅要，司法厅愿不愿承担……

　　几个深入浅出的比方，旁听席上的人都清楚明白，司法厅的注销肯定是错误的。法官除了正常的程序提问，涉及案情基本不问，随原被告辩来辩去。

　　其实律师都已经习惯于“民告官”的官司“民”败诉，但那天，开完庭后，很多人还围着我探讨一个问题：这个官司要是“民”败诉，法院该怎么判？

　　一个月后，官司判下来了，强晟所败诉，理由是强晟所只有一名合伙人了，达不到律师事务所设立的条件。宣判时我问司法厅的律师：这样赢场官司荣耀吗？他满脸通红一言不发走了。被告律师走后，我便调侃审判长，杀人犯是应该被执行死刑，但还是要经过公安侦查、检察审查起诉、法院判决然后才能执行，如果强晟所确实不具备设立条件，司法行政可以督促他清算，了解债权债务、将已有业务处理好后再注销，难道这个过程可以不要？审判长很为难地说：下次你最好提回避申请，我真的不想审司法厅的案子了。

　　因为有前几次的败诉，我很坦然签了判决书，只是“顺便”又立了三个案子，被告都是司法厅。打不赢！我轰炸死你。

　　张记者也参加了庭审，他认为这个官司还不能赢，老百姓要赢行政官司简直是不可能了。官司败诉，对我没有多少打击，上诉就是，但对张记者打击蛮大，当晚他很悲愤的写了篇文章发表在其博客中，文章标题是：《民告官胜诉是童话》。

　　童话成真

　　刘阳诉司法厅、司法局行政不作为的案子也判下来了，也是败诉，这个结果让我很意外，张记者曾经问我，行政官司难道一定是老百姓输吗？最高院行政庭副庭长不是说老百姓赢的可能性还是有2%至10%吗？我和他分析，能赢的行政官司可能就是行政不作为官司，最高院行政庭副庭长说的2%至10%应当就是这一类，这类官司简单，要么就作为，要么就不作为，只能二选一，而且行政机关主张作为了，必须拿出作为了的证据，没有证据就是不作为，所以没有多少灵活性，也就没有“操作”的空间。

　　张记者便马上反驳：“刘阳的官司也是告行政不作为，而且是明显的不作为，那为什么也输了？”

　　我一时语塞，刘阳的官司，我和张记者都从头至尾旁听了庭审，案情很简单，刘阳将异动申请提交给司法行政，司法行政没有为其办理异动手续，明显的不作为。庭审后，张记者问我刘阳会不会赢官司，我肯定地说：“肯定赢，这样一个官司老百姓还赢不了，那行政诉讼纯粹是骗人的。”这不单是刘阳确实有道理，重要的是有几百旁听人员，旁听人员大部分是法律工作者，之后写了很多文章，在自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舆论也能帮助法院公正判决。刘阳本人也不断给法院施加压力，甚至下跪的“行为秀”都用上了。

　　刘阳官司输了，张记者很丧气的说：算了，你不要打了，行政确实是骗人的！

　　刘阳最终没有上诉，被司法行政“和谐”了，司法行政用为他办理异动为交换条件换得刘阳不上诉。

　　我拿到一审判决没几天，万全友就被双规了，黄厅长和我见面时，强晟所被注销是重点谈论的问题，但在处理时，分歧很大，黄厅长认为行政行为既然已经做出，而且法院又判决支持了，就不去改动，然后再给我审批一家律师事务所，将强晟所的债权债务、业务承继过来。我很反感，我认为你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必须纠错，和稀泥我不干。当时我还笑骂他们：“司法厅错了，我要是不帮其纠错就是我的错。”我说这话时，黄厅长脸色难看，似乎也来脾气了：“你要继续打下去，你去打，我安排几个人陪你玩咾！”

　　我铁了心要打这场官司，我就不相信老百姓打不赢行政官司，我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往大说，为形同摆设的行政诉讼法；往小说，对我律师生涯有个交代，在之前我几乎没有赢行政官司的记录，当然我也很少打行政官司。

　　古语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肯定有我的思路，前车之撤后车之鉴，已经有这么多不成功案例，我必须走一条完全不同寻常的路来破解潜规则。

　　人大代表对同级法院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大代表除了可以写批评建议监督法院工作外，一年一度的法院工作报告要在人大会上由人大代表表决通过，人大代表一人一票，这个很重要，所以法院对人大代表很是尊重。当选市人大代表时，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绝不用代表身份为自己案子找法院，但强晟所被注销案上诉后，我主动找了市中院一名专门联系代表的办公室主任，他带我去见了审判长，我将案件事实向他陈述，他很快判断，司法厅的注销决定是错误的，司法厅只能注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他表示会关注这个案子。

　　有天，市中院办公室主任突然打通我的电话，只说了一句“要陈庭长和你说话”，电话里便传出陈庭长很不好意思的声音，他说虽然他们也认为司法厅注销有瑕疵，但考虑强晟所只有我一个合伙人也是事实，还是决定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我突然发现我的心理素质已经超好，面对一个这样突然而来的令人气愤的信息，我居然不气不恼，很平静的对他说：我现在正和司法厅谈，他们也知道这个注销决定是错误的，正在给我谈补救，估计能谈好，谈好后我来撤诉。

　　确实和司法厅在谈，但谈好的可能性并不大，黄厅长虽然很诚恳，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还是一笔勾销既往不咎，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提出的要求是有错追错，有责追责，这个条件，黄厅长自然不能接受。

　　我知道中院的判决肯定已经作出，如果不这么说，判决书说不定哪天就会寄给你，你就一切都晚了，先忽悠一下，争取点时间，用时间换空间。

　　成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很快天时来了，实施了近二十年的行政诉讼法终于迎来了一次大修改，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2015年5月1日正式实施。社会对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给予很高的期望，媒体发了很多报道文章，“行政诉讼立案不再难”，“告官不见官成为历史”，“老百姓告赢官府不再是神话”等等，似乎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实施，社会立马会变成朗朗乾坤、清平世界。但不管怎样，这对强晟所被注销案是个利好，重大利好。

　　今年的市人大会期间，我写了一份题为“关于行政一把手应出庭应诉的建议”，写这份建议的初衷，一方面是我对行政官司的感受，行政官司，行政负责人一般不出庭，都是派工作人员或请律师，所谓“告官不见官”，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作派，所以我建议行政一把手一定要出现行政案庭审现场；另一方面我还有个人的小九九，这份建议答复单位很有可能是市中级法院，这是个行政审判方面的问题，出面答复的一定是主管行政审判的副院长，这样我便有更多的机会沟通。

　　别以为我会勾兑，我想的是给他下套。

　　当面沟通的机会来了，市法院通知我去沟通建议的事，接待我的就是主管行政审判的副院长，作陪的还有行政庭的庭长，政策研究室和办公室的相关人员。我的建议引起他们共鸣，他们觉得建议提得好，行政一把手是应当面对原告，要听到原告的骂声，感受原告的怨气，不要老是让法院来背这个黑锅。

　　之后我就请教副院长问题：“一家律师事务所因合伙人人数达不到要求，司法厅能将这家律师事务所直接注销吗？”副院长很干脆作答：“不行，司法厅只能注销或吊销律师事务所的执业许可证。”我问为什么？他说：“简单的说，律师事务所只有执业许可证是司法厅颁发的，司法厅要注销或吊销也只能注销或吊销他自己发出的东西……”

　　我便长长的噢了一声：“我这就放心了，我们强晟律师事务所因为这个原因被司法厅直接注销了，现在打官司正在贵院，请院长关注……”

　　这无疑是将了副院长的军，我想案子一时半会不会判下来了，判我赢，交不了领导的差，判我输，似乎是打自己嘴巴，我要是在人大会上发飙，影响表决票数也划不来，最好的办法是拖，两不得罪。

　　但我不能再拖，和邱律师、司法行政打了这么多年仗，我也有些厌倦，我只想早日结束阶级斗争，尽快将精力放到发展生产上来，万全友虽然倒了，最大的拦路石没有了，但万全友虽作不了梗，但他的亲信、部下还对我耿耿于怀，要打，就要彻底打倒，让他们看到我就怕，甚至听到我名字都怕。强晟所被注销案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决不能放过。

　　我很快又作了一个设计，我给市中院打了一个报告“请解决原强晟所与某电业局委托代理合同纠纷案主体资格的报告”，这份只有525个字的报告表达了这样几个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在市中院主要领导关心下，强晟所和某电业局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很快可以达成和解结案，但现在强晟所被司法厅注销了，没有主体资格，无法达成和解协议；第二层意思是，强晟所被注销是万全友搞的鬼，司法厅也意识到注销是错误的，市法院该案审判长和相关领导也认为司法厅注销是错误的；第三层意思，案子现在在市法院，请求尽快判决。

　　强晟所与电业局因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带来的一个刑事自诉案和一个民事案件，已经成了法院的一个心腹大患，因为当时一个错误的决策，六年时间不能审结，如果被媒体炒出去说不定也是一个很大的负面新闻。要是能和解，法院自然求之不得，特别是强晟所被注销的事，是一个腐败分子犯的已经公开了的错误，谁还敢去袒护。

　　这个报告我准备了四份，院长、主管副院长、行政庭庭长、审判长（也是行政庭副庭长），一人送一份，我一个办公室接一个办公室“串联”，也不管你脸色难看不难看，我反正事实是事实，案子是案子，我要尽快判决，结果我不作要求。

　　报告是5月18日送出的，21日下午四点多钟，市中院联系人大代表的办公室主任打电话给我，很是兴奋告诉我案子判了，文书已经做出，可以随时来拿。

　　五点多钟，助理拿到了判决书，很是兴奋，连声说：赢了！赢了！赢了！随即，他将判决书拍照发微信给我，我转给张记者，张记者甚是高兴，当晚就写了篇文章“楚南‘民告官’胜诉第一案”，我转发在我的朋友圈，一个小时居然有一百多条评论，之后便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二审判决后，黄厅长约见了我一次，原想他会要冲我发脾气，但见面后，他兄弟长、兄弟短叫苦不迭：“你一个官司，我成了整个司法厅的敌人”。

　　我以为是媒体发文章的事，但他说的是另一个问题：省属各单位每年都会参评文明单位，评上文明单位，每个职工多发一个月工资，如果有官司败诉这种情况，两年内评不上文明单位……

　　我和司法厅具体说是和万全友的一场斗争，伤及无辜，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也不想出现这个结果，我知道黄厅长既然找我肯定会有他的解决思路，便问他：“要我做什么？”

　　黄厅长谈了他的解决思路，然后说：“你不申请国家赔偿好不，你申请，我这个思路就搞不成了。”

　　我当即表态：“可以。”

　　张记者事后知道这情况，很认可我的做法，得饶人处且饶人，但他建议以此要求司法厅给省律协施加压力，将省律协对我的处分取消，最好还要求在律协中任职。

　　对于省律协的处分，我已经很无所谓了，我的执业不受任何影响，要不要这个会员资格无所谓。全国唯一的没有会员资格的律师，这不是我的耻辱，相反这是我不屈不挠反抗强权的见证，同时这是楚南省律协“黑打”律师的见证，是他们的耻辱。